谢其章的个人集邮史

黄光城所著《红印花小壹圆票存世考图鉴》书影

　　谢其章

　　爱好集书之前我的爱好是集邮。

　　现在我对书的兴趣远远大于集邮的兴趣。可是我完全放弃的只是购买邮票，对邮书邮刊热情依旧。很久以来一直在搜求黄光城著《红印花小壹圆票存世考图鉴》(1976年菲律宾马尼拉出版)，同为邮学家的黄建斌赞誉这本书为“邮学出版界之伟大巨著”，最近终于如愿以偿，可见邮心未死。

　　上世纪八十年代，《生活参谋报》在京城非常畅销，其中一个版专门讲收藏，主要是讲邮票。某一天我忽然被《邮市沉浮录》这个连载吸引了。“沉浮录”像是一个邮票贩子的口述，很口语，他讲的一句“灯下不看票”(光线不好的时候不宜邮票交易，买了回家再发现票有瑕疵，一般来说是不退不换的)我印象极深，也可以说，我就是被这句话推进了邮海的深渊。二十年间发生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像苏联的二战大片《解放》，没有输家也没有赢家，最终悄然收场。

　　关于个人集邮史，我打算写成一本小书的，拟好的题目已有三十多个。

　　很长一段时间，我虽然脚踩两只船，可对集书与集邮是一视同仁的，既逛邮票市场，也逛书摊和旧书店。记得月坛邮市迁到琉璃厂东街的那段时间，我是既感到不方便，又觉方便。不方便的是我家原来就住在月坛边上；方便的是邮市和旧书店在一条街上了。

　　也许正是两条船的经历，使我琢磨出集书与集邮相似的地方及相通的道理。

　　集书的写作是“书话”，集邮的写作是“邮话”。我爱读书话，也爱读邮话。现在的书话，缺点是废话太多。书话的随意性，恐怕要毁了书话的名声。

　　书话里凡涉及价钱的地方，多是含糊其词，尤其不愿透露“价昂”具体昂到什么程度，是怕露富还是其他什么心理，我不明白。邮话里涉及价钱，则是相反的态度。

　　集邮与集书的同好，总免不了相互之间有交换或交易。书话里是很忌讳谈这种事情的，好像书友之间从来都是纯洁的友谊。送书可以写，卖给公家书可以写，捐献书更可以大书一笔。钱书交易是绝对不能写的，书书交换是能不写就不写。

　　集邮家赵人龙说：“我和姜治方曾交换过几次邮品。其中最主要的一次我用‘大龙’、‘小龙’票盖不同地名戳者约二十枚，浙江省民信局信封约二十枚以及‘蟠龙’一分加盖宋字‘中华民国’直三连实寄封，其上第一枚为‘壬’字头，第三枚为大头‘壹’修饰变体，换得他‘蟠龙’加盖楷字‘中华民国’四方联新票十二种(全套缺二角、五角、五元)及一元四方联旧票一种。这个旧票方联左上角缺二齿，但系从信封上洗下的真正使用过的。他见我意犹有未足，又给我福州对剖信封一个。”(《北京集邮回忆》)

　　“意犹有未足”，至真之语，至诚之情。姜治方是集邮界的顶尖人物，两位大人在交易中的心理博弈，十足的孩童性情。

　　姜治方的小辈邮友李毅华也讲过一件类似的事情(时间为五十年代末)。李毅华与姜的儿子姜惠里很要好，某天姜惠里说他父亲想见李，并要求李把家里的邮票带来看看。李毅华毕竟弱冠少年，被著名集邮家邀请，感觉是受宠若惊的，出于“一鸣惊人”的想法，李毅华带上“清代快信票”邮册(此册邮集百余页，大十六开本，厚五公分，大部分为清代各版别快信票，总数近千枚。是李的三祖父送给李毅华的，并嘱其“好好收藏”)去姜宅拜访。果然不出李之所料，姜治方对快信票册极为称赞，要李将邮册留下供他“核实”。李毕竟年轻，未加思索便答应了。时隔不久姜治方写信给李毅华，约李再去小羊毛胡同姜宅见面。李毅华如约到了姜治方的书房，一进屋看到桌上摊满了快信票，姜治方正在仔细区分版别。这次见面，姜治方开诚布公地向小李提出他需要这部快信票，并当即提出支付现金收买。事已至此，小李方感后悔，不该将快信票册留给姜治方了。小李意识到全部取回已不大可能，但坚持不作钱邮交易，而是让姜治方以早期华邮作交换，姜治方当即同意。

　　姜治方清点了所留快信票五百余枚(占李毅华快信票的一半以上)，并挑选出一些民国早期邮票“光复”、“共和”、“西北考察团”、“统一”、“国葬”、“谭延闿”、“吉黑大元帅”等邮票给李毅华作为交换。小李称姜治方毕竟是“大家”，一再表示他留下的多了些，待参阅研究后再退给小李一些，或再补给一些清代早期邮票。

　　结局是，“后来在《集邮》杂志刊载了姜治方先生写的快信票研究的文章，却不曾收到他退回或馈赠我任何邮票”。

　　姜治方到底是性情中人。夏衍爱集邮尤其偏嗜“大龙”票是出了名的，与姜治方熟悉之后，给姜去了封极其诚恳的信，迫切希望姜支援一套“大龙”毛齿新票。姜治方收集“大龙”票有个原则“只进不出”，这回碰到夏衍，碍于情面，只能割爱。事后姜治方对朋友讲为此事“有三个晚上未睡好觉”。

　　邮友中的买卖与交换，似乎是一种约定俗成，无关宏旨。邮王周今觉在《余之华邮历程》中说：“大凡有名的邮集，决不是平地起楼台，一张一张买起来的。一定是要起首或半途收买了他人的邮集，各处一凑拢，选其精华，去其糟粕，才能够组成一部大邮集。这是天然的公例。”

　　当然也存在另一种评论标尺。集邮家刘肇宁评说周贻白教授“藏品令人羡慕，而且集邮态度端正，是集邮爱好者的表率。周教授从未出卖过一枚邮票，是一位纯粹的集邮家。他只保留自己收藏的票品，不因有利可图而留复品，再与别人去交换，或待价而沽。偶尔有少数复品，他从来都是赠送别人，不取分文，即便名品也是如此”。

　　邮话里的某些情形我好像也碰见过。赵人龙讲：“1956年北京市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后，邮商沙伯泉停业，以六十元代价将全部邮学书刊转卖给姜治方，据说有一板车之多。姜的中外文邮学藏书原来就不少，这样就把中文邮刊基本配齐了，他又花了一定代价将之加工成合订本。姜有意将余下的重复书刊卖给我，索价三十元，其中一套《邮乘》九册是全的，不能算贵。但我考虑到已有后面的七册，而其它邮刊也重复太多，所以未要。”倪墨炎先生曾谈到他收集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时也碰到过全套一百六十册而未购，当时的心理与赵人龙是一样的。

　　集邮界还有一位老名家崔显堂(1906-1981)，邮票之外尚长期订阅期刊，此老颇有意思，做事有条有理，凡选中订阅的期刊，他会一直订下去，绝不半途而废，直到杂志自行停刊为止。崔老收藏有全份的《太白》《人间世》《论语》等刊物。我有一本旧杂志，封面上盖有“崔显堂”名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