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票上的新加坡

　　陈夏红

　　在我的读书生涯中，和李光耀有着不解之缘。2001年，我上大学二年级时，李光耀的第二本回忆录《经济腾飞路：李光耀回忆录》出版，在新华书店里摆在最醒目的位置。我毫不犹豫地买了一本。

　　一晃十几年过去，这本书的内容早就忘记了，尽管当年曾花过不少的时间，将这本50万字的“大部头”一字一句地啃完。如今，李光耀的辞世，又让我想起了这本书和我充满饥饿感的大学时代。后来我对古今中外形形色色的法律人感兴趣，而我知道李光耀是剑桥大学法学院科班毕业，这无疑让我对他的亲近感和关注更多了一层。

　　李光耀的辞世，让我重新想起了这些往事。有人说他威权，有人说他专制，但从我个人角度，最令我诧异的是，不管是新加坡还是其他国家，我居然未能找到哪怕是一枚和李光耀有关的邮票。在邮票诞生快两百年来，将领袖的头像印在邮票上，都是极为普遍的做法。但李光耀的例外，真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我此前大体查阅了网上流通的绝大部分新加坡邮票。最后收入囊中的，便是1959年6月3日新加坡自治邦发行的纪念邮票。尽管这套邮票中看不到宪法的字样，但不少邮票卖家都为此打上了“新宪法”的标签。此后，新加坡每逢国庆还发行过多套国庆纪念邮票，全部收集既费钱也没必要，我收藏了一套1984年新加坡建国25周年的纪念邮票。

　　就我们对新加坡政治的认知，大多都还停留在想象的“高薪养廉”上，蔡定剑先生的《向新加坡学什么》一文，也是中文里介绍新加坡的佳作了。

　　1965年8月9日，新加坡正式脱离马来西亚独立，《新加坡共和国宪法》正式生效。李光耀在其第一本回忆录《风雨独立路》中，第一句话便是这样写的：“一些国家原本就独立，一些国家争取到独立，新加坡的独立却是强加在它头上的……对新加坡来说，1965年8月9日不是什么值得庆祝的日子。”在第一章，李光耀甚至不惜用丈夫休妻、离婚这样的典故，来描述新、马分家，“新加坡被逐出了马来西亚”。李光耀为什么这么说呢？

　　早在1819年，新加坡便成为东印度公司在亚洲的贸易点之一。1867年4月1日，新加坡成为英属海峡殖民地的一部分，当地华人称之为“三州府”。“二战”期间，新加坡被日本占领；“二战”后，海峡殖民地解体，新加坡成为英属直辖殖民地。1959年6月3日，新加坡自治邦宣告成立，此后李光耀和他的人民行动党一直希望新加坡与马来亚合并成立马来西亚，为新加坡经济发展提供保障。1963年8月31日，新加坡成为马来西亚联邦的一部分。按理说，李光耀可以高枕无忧了。

　　前述《新加坡共和国宪法》，便是衍生于1963年的《新加坡州宪法》及1965年的《新加坡共和国独立法案》(使《马来西亚联邦宪法》适用于新加坡)及《新加坡共和国独立法案》本身。1980年3月31日，上述三个文本被合并成一份统一的新加坡宪法，共计162个条文，其后曾在1985年、1999年分别重印。

　　然而，马、新合并后，联邦政府和自治邦，包括经济问题在内，呈现出越来越多的政策分歧。马来西亚的精英担心新加坡的华人会削弱马来西亚人口的比例，进而影响他们的多数地位及种族平衡。而1964年新加坡的种族骚乱，则成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分家的重大因素。马来西亚联邦政府与新加坡自治邦展开多轮谈判，最终谈判破裂，新加坡被逐出马来西亚联邦，被迫宣告独立。

　　新加坡独立后，李光耀和他的人民行动党在短短40年时间里，将新加坡从一穷二白的弹丸之地，发展成为世界知名的花园之国，经济上成为“亚洲四小龙”。在外交舞台上，李光耀也长袖善舞，在台海关系中功不可没，1993年汪辜会谈便是在新加坡举行的。

　　然而，李光耀在取得这些成就的同时，又背负着骂名。他对盟友的背叛、对反对党及持不同政见者的打压、对新闻的规制、对领袖职位的禅让等，都足以让他饱受争议。

　　李光耀的这种双面特征，使得他本身变得极为“复杂”，任何断语都可能失之于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