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关事变与关内外非正式通邮

　　1932年11月至12月间，日本关东军为侵占山海关，在皇姑屯至山海关铁路沿线调动重兵，驻旅顺的日本海军也派驱逐舰等战斗舰艇10余艘，停泊至秦皇岛、山海关海域，完成了陆、海、空军集结。1933年1月1日，日本侵略军经过充分准备和几番试探之后，发动了侵占山海关的战争，史称“榆关事变”。

　　榆关事变对邮政造成了直接影响，改变了山海关的邮政机构格局。从日伪方面来说，榆关事变后恃强而入，于1993年1月13日在山海关南关设立了伪满邮局（1935年1月10日关内外正式通邮后改称南绥中邮局），之后又在城内南关大街开设了城内支局。从中国邮政方面来说，自光绪二十五年（1899）八月十五日在山海关设立邮政分局，民国二十年（1931）更名为临榆邮局，局址一直设在火车站附近，但因榆关事变，车站附近的邮局房屋被日本军队抢占，被迫数次迁移办公地址。原设在山海关东罗城内的一处临榆邮局邮票代售处，被告之处于“满洲国”境内，被强行关闭，临榆邮局邮差到东罗城投递信件，也遭禁止。

　　主权丧失、山河破碎、邮政受辱。长城内外，地分两“国”，但同是中华民族子孙的血脉亲情难以分割，关内关外人民需要通信联系是客观现实。基于种种原因，从1933年5月份起，在不承认伪“满洲国”的前提下，临榆（山海关）邮局和伪满山海关邮局开始了平常邮件交换。具体办法是：从关内被占区（指“冀东非武装区”）邮局发出的寄往东北的平常信件发到山海关局，遵照管局指示，这些信件不盖销邮票，临榆（山海关）邮局将这些信件投入伪满山海关邮局的信箱内。不久，伪满山海关邮局也把他们寄往关内的信件投入到临榆（山海关）邮局的信箱内。开始时每天只有几十封或几百封，这样做尚没有困难。6月，邮件的范围扩大到被占领区外，去东北的信增加到每天7000封左右，关外寄关内的信增加到每天8千至1万封。7月，来自“满洲国”投入临榆（山海关）邮局信箱的信件共119837件，从关内各地发来去“满洲国”的信件79969件。在不能投入信箱时，双方邮局即将这些信件送到对方的营业柜台上。但临榆（山海关）邮局不给予伪满邮局任何签字或有记录的承认。所以说，这一阶段的通邮是一种非正式的通邮。

　　从关外寄来的邮件由临榆（山海关）邮局将伪满邮票划销发往投递局。在占领区投递时，如收取欠资无困难时，则收取欠资费，在非被占领区投递时，一律按欠资处理。寄往东北的信件上不得盖销邮票或加盖日戳，否则不予发寄。面对大量的进关邮件，临榆（山海关）邮局任务繁重。为此，河北邮政管理局第五十八号通函各管局：“因查本区临榆（山海关）邮局接收欠资邮件为量甚巨，业经经奉邮政总局二二七九／三七O一号指令，发下特别欠资戳二枚，内镌有‘T’字标识及日期，当即转发临榆（山海关）邮局，于本年五月二十七日起启用，以资便捷。”这就是河北临榆（山海关）特别欠资戳的由来。从集邮意义上说，这种河北临榆（山海关）欠资戳记，在中国邮戳史和欠资邮史上，都是十分重要的一页（图1）。这枚欠资戳记有如下特点：1、这是一种特殊背景下不得不启用的欠资戳。中华邮政迫于国家外交内需的种种压力，在“剪不断，理还乱”的窘况下，从5月开始的非正式通邮越做越大，为规范操作程序和减轻员工作业强度，客观上很需要这样一枚欠资戳。

　　2、这是一枚特殊样式的欠资戳。从清代邮政开始，欠资戳通常取法文“TAXE”字头“T”，变化后的形式有加倒三角形的，有T字加中文的，有T字加中文再加倒三角形或圆形的，有两格式上格为欠资标志下格为中英文地名的等等（图2）。把T字嵌入日戳这种样式，即欠资戳与日戳合二为一，所见只有河北临榆（山海关）这一种。

　　3、这是一种专用的欠资戳。它只在临榆（山海关）邮局在关内外非正式通邮时期使用，即1933年5月27日启用，1935年1月10日汇通转递局成立后，未发现盖销者。

    4、这是一种最高邮政当局指令下发的欠资戳。一般的欠资戳记，都是依总局和管理局的规定刻制。由最高邮政当局“指令下发”、管理局“转发”的欠资戳记，不知在中国邮政史上是否还有他例。仅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最高邮政当局对临榆（山海关）邮局办理非正式通邮的殊为关切与格外细致。

　　由这枚特别欠资戳衍生的复合邮品，为众多的国内外集邮家竞相搜集。山西集邮家谢孜学先生为本文提供了一枚未见记录的实寄封（图3）。封正面贴伪满第二版普通邮票3分一枚，销伪满“吉林省／东卡伦／元年六月七日”戳，这里的“元年”是伪满“康德元年”，即1934年。这一年，伪满改称“帝国”，溥仪做了傀儡“皇帝”，年号改为“康德”元年。此信到山海关后，所贴伪“满洲国”邮票被认作无效，加盖了“河北／临榆（山海关）／廿三年六月八日”（1934年6月8日）特别欠资戳记，1934年6月11日到达山西祁县，加罚当时平信邮资5分的两倍，补贴中华民国欠资邮票1角一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