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出土文物》邮票 编号66-77

    出土文物是专指从地下发掘出来的历代文物，文革初期，在极“左”思潮的泛滥下，红卫兵破“四旧”，使全国各地许多文化古迹遭到严重破环，损失无法弥补。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党内许多同志千方百计地与林彪和江青两个阴谋集团进行抗争，力图把他们煽动红卫兵和造反派破坏文物的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在文物战线上有不少同志恪尽职守，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想方设法为国家保存好新出土的文物。

    “9.13”事件后，周恩来主持了中央工作，对文物和文化古迹的保护得到了一定的恢复。我国宣传部门也比较积极地向国内外特别是境外宣传“保护文物”的举措。这套《出土文物》邮票的发行，不仅有利于宣传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而且也告诉人们，要继承和保护祖国珍贵的古代文化遗产。

    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与政治相去甚远的考古也无例外地受到冲击。但是，在此期间考古发掘工作并未间断。“文化大革命”后期，一批珍贵文物出土，在文物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全套邮票12枚，吴建坤设计，北京邮票厂印制。这套邮票设计之精美，规格之庞大，至今仍不失为中国文物邮票的最佳之一。

《青花凤首扁壶》

    第一图：“青花凤首扁壶”，1970年10月在北京市旧鼓楼大街路豁口东元代窑藏出土。壶嘴作凤头状，腹部绘两翼，其下填以缠枝莲花，椭圆形小圈足，设计构思别致巧妙。

《鎏金舞马衔杯银壶》

    第二图：“鎏金舞马衔杯银壶”，1970年10月在陕西省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外形仿皮囊样，腹两则各有一马，马身涂金，颈系飘带，嘴衔一环，昂首扬尾，似作舞状。

《黑彩马》

    第三图：“黑彩马”，1971年在河南洛阳关林唐墓中出土。除头部、马蹄及尾部是黄色外，通体都是黑色。马前站着一个身材不高的驭者俑，对比之下，马的体形显得更加高大雄健。

《泥俑》

    第四图：“泥俑”，女俑面部丰腴，眉清目秀，发髻高耸，两手合抱，系在腰间的飘带向前飘动，形象生动喜人。

《石雕柱础》

    第五图：“石雕柱础”，1965年山西大同市东郊石家村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屏风柱座，上部为扁鼓状，中部为柱孔，四周高浮雕蟠龙和山形，下部为方座，浮雕忍冬云纹及使乐童子，座四角各立雕一使乐童子。柱础造型优美，雕工精细，具有雄浑、华丽而又刚劲的装饰风格。

《铜奔马》

    第六图：“铜奔马”，1969年甘肃省武威县雷台东汉墓出土。原称铜奔马，又名马踏飞燕。后经考证，该马所踏并非飞燕，而是古代传说中的风神龙雀，足见马非凡马，故正名天马。该马造型矫健优美，姿态完全合乎力学平衡的原理，不仅是举世无双的艺术珍品，而且在畜种上也是从未发现过的良马模型。

《鎏金镶嵌铜砚盒》

    第七图：“鎏金镶嵌铜砚盒”，1969年5月在江苏省徐州市东汉墓出土。兽形，角有两翼，可能是史籍中所说的“辟邪”。自口部经下腹至臀部一剖为二，上为盖，下为砚盒。通体鎏金，镶嵌红珊瑚、绿松石和青金石。

《长信宫灯》

    第八图：“长信宫灯”，1968年在河北省满城县西汉墓出土。灯的设计十分精巧，灯盘可以转动，灯罩也可以开合，可随意调整灯光的亮度和照射的角度。宫女的右臂为烟道，使烟容纳于器身之内，以保持室内空气洁净，因此宫女头部和右臂可拆卸，以便清理积留烟尘。

《鸭纽盖铜鼎》

    第九图：“鸭纽盖铜鼎”，鼎盖上鸭纽造型极其生动，整座鼎器精巧玲珑，一改殷、商、西周鼎沉重、威严、神秘、雄奇的风格。

《曾中游父方壶》

    第十图：“曾中游父方壶”，1966年7月在湖北省京山县郑家河水库出土。壶颈长，壶肩有两个伏兽衔环，体形扁方，有盖，盖上有高耸的莲瓣形装饰，颈腹饰环带纹，壶上有曾中游父自作器的铭文。

《青铜提梁卣》

    第十一图：“青铜提梁卣”，1970年2月在湖南宁乡黄材公社出土。口部以犀角装饰，上有两尾龙纹，下为虬纹，腹部为鸱图案，具有神秘风格，卣盖内和底部各铭一“戈”字。

《彩绘红陶鼎》

    第十二图：“彩绘红陶鼎”，1974年4月在山东邹县城南野店村原始社会晚期遗址出土，属于中期大汶口文化。陶器呈浅腹平底钵形，无耳，近底处向外伸出三条鸭嘴形足，以平稳支撑，用于炊煮架烧。陶鼎口外沿绘网状纹一周，是鱼网的艺术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