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画鉴定 “靠谱”时代终结

邦达仙逝，对于中国的书画鉴定界来说，

　　意味着一个时代的大幕拉下。

　　大师一言九鼎的时代过去，乱象纷呈之世，

　　未知还有多少荒唐将要上演

　　2012年2月23日早上，101岁的徐邦达很安静。他的妻子滕芳坐在床头，俯下身来，贴在耳边对他说：“一路走好，一定要高兴，一定快乐，一定要找到另一个你喜欢的极乐世界。”徐邦达没有说话。然后，他的呼吸和心跳停止了。

　　这是一个与《富春山居图》、《十咏图》、《高呼与可》等书画国宝密不可分，与张先、黄公望、石涛这些名字遥相呼应的人。对于中国的书画鉴定界来说，可以为一个时代拉下大幕的人去了。

　　22岁为《富春山居图》昭雪

　　1933年3月，上海法租界的天主堂街26号。淞沪抗战结束后，气氛还从未如此紧张过。这座七层钢筋混凝土楼房四周密布铁丝网，巡捕军警岗哨密布，外滩马路戒严。十多辆汽车从码头往来穿梭。车上装载的箱子包裹严密，只有押解的故宫工作人员知道，里面全部是从北平故宫运来的无价文物。

　　日军已在两个月前突破山海关防线，故宫文物被迫大举南迁。一部分被暂时安置在上海。

　　不久后，一个22岁，面容清瘦的年轻人来到了天主堂街26号。这个年轻人就是徐邦达。

　　徐邦达出生在上海一个商贾之家。父亲徐尧臣虽致力于丝绸生意，但雅好文墨丹青，对名家书画不惜重金。对儿子的书画天分，徐尧臣自然悉心培养。

　　徐邦达8岁学画。18岁师从苏州画家李醉石，学习山水，同时，向二弩老人赵叔儒学古书画鉴别。不久，他又拜入著名山水画家、书法家、鉴定家吴湖帆门下。数年间遍访江南名师，加上天赋过人，20出头时已因擅长鉴定古书画在上海小有名气。

　　当时南迁的故宫文物中，有两幅《富春山居图》引起了徐邦达的注意。

　　这两幅画是在乾隆十年、十一年相继进入清宫的。乾隆皇帝认为乾隆十年所见那一幅是黄公望的真迹。他在乾隆十一年收入的那幅上题写道，“笔力薾弱，其为赝鼎无疑”，不过画的格调“秀润可喜”，不妨也收藏起来，好让世人知道皇帝的情怀风雅，不同于那些只求收藏贵重的有钱人。

　　然而，在那幅被乾隆认为是真迹，并且题写了四十多段诗跋的《山居图》展开之时，徐邦达就发觉疑点丛生：画上题款“大痴道人黄公望”，“痴”字和“望”字都不成章法;年款“至元戊寅”，说的应该是元顺帝后至元四年，根据当时习惯，应该写作至元后戊寅;文句写在卷中远山上方空处，部位不合适，也不符合元人以长行书在卷末落款的习惯;印章是石刻，而元人多用铜印或者牙质印章……

　　经过徐邦达的考证，这幅被认为是真迹的画，其实是明末清初临摹的副本;而那幅被乾隆皇帝御笔题为赝品的，才是真迹。真《山居图》沉冤得雪。

　　鉴定大师在湖北围湖造田

　　1949年，徐邦达被聘为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顾问，负责整理鉴定上海地区收集的历代字画。第二年，时任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就把他调到北京。他和一同被调入京的鉴定家张葱玉借住在郑振铎家中，每天蹲在琉璃厂的荣宝斋观看鉴定文物，之后，又跑遍中国各地的博物馆，为馆藏文物“掌眼”。

　　当时文物买卖被禁止，许多民间私藏被捐献或者卖给国家。几年内，徐邦达就为国家鉴定购藏了数千件文物字画。故宫的大量文物被运到台湾，正是凭借徐邦达的收集主持，字画馆才得以重建。

　　文革时，徐邦达理所当然挨了批斗。他是富家子，18岁即能一掷20两黄金买画，为老师赵叔儒祝寿一出手就是500元，现在做的又是字画鉴定这样为旧文化立命的工作。于是，这位鉴定家在故宫的工作改成了扫地，一边扫一边敲锣，说：“我，徐邦达，是上海滩的恶少。”

　　不久他又跟文化部的6000多文化人一起被下放到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按当时的说法，是要赶在1969年的国庆前，把知识分子从上层建筑中赶出去，保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在五七干校，六十岁的作家萧乾是壮劳力，夏天要参加“双抢”，冰心、张天翼负责看菜地，剧作家陈白尘放鸭子。徐邦达和臧克家、沈从文、牛汉等一大批文化名人一起，围湖造田，拉车拾粪。

　　一次，徐邦达在街上买了两个梨子，干校的人就批判他，说他“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徐邦达毫无办法，只好埋头去写《古书画伪讹考辩》。

　　“我提起咸宁干校就头疼，讨厌透了!因为在那里简直不把人当人!”徐邦达后来回忆说。 这是他对世事少有的抱怨。

　　在“次等文物”中抢救国宝

　　到了1970年代，五七干校解散，徐邦达回到北京，重新开始文物鉴定。当时许多珍品还被埋没在地方文管会或者博物馆的仓库里。1978年，徐邦达在青岛市图书馆未清理好的一堆书画中发现了一卷八行草书纸本，开头便是“老僧在长沙食鱼”。徐邦达认为这卷草书“书法高华圆润，放逸而不狂怪，风格在真迹《苦笋帖》、宋拓本《律公帖》等之间”，应该是珍贵的唐代摹本。这卷本来被认为是“次等文物”的草书，成为国宝级的稀世珍品。后来，在云南博物馆，他又发现了黄公望的《雪夜访戴图》。

　　他随即撰文呼吁，“各地所存未清理的文物一概不能处理，不许出口 ”。然而市场已经开放，规则尚未建立。不少文物出现在了国际拍卖市场上。

　　1991年，徐邦达到台湾为博物馆鉴定书画。在场的人惊奇地发现，这位老先生在一幅画轴仅仅展开半尺之时，往往就已经明辨真伪。从此，江湖上有了“徐半尺”的名号。

　　1995年，已经被称为“国眼”的徐邦达被邀请观看一卷古画。这是北宋画家张先的名作《十咏图》。几位国内顶尖鉴定专家的结论一致，这是清宫流出的真迹无疑。随即，徐邦达给文物局写报告，建议国家收藏。最终，故宫博物院以1980万元买下了这幅传世名作。第二年，明代画家石涛的墨竹《高呼与可》要上市拍卖，徐邦达跑去找时任政协主席李瑞环，请他一定帮忙，让国家收购，终于促成这件国宝的收藏。

　　“南谢北徐”之争

　　就在徐邦达为书画国宝奔走的时候，这位大家还住在工体路一间80多平米的老房子里，厕所仅容一人，没有灯。夫人滕芳对此颇为不满。不过老先生一辈子没委屈过吃，东四十二条的老字号森隆饭庄的招牌菜是油焖大虾，徐邦达每个礼拜去吃一回。

　　一生之中让他耿耿不快的事极少。在字画鉴定上，徐邦达一向以持论严格闻名，倒是因此得罪不少人。民国四公子之一、收藏鉴赏家张伯驹就曾说，徐邦达的鉴定水平不行，“他毛病是把真的说成假的”。

　　1986年，书画鉴定小组在上海鉴定馆藏明清书画。其中许多作品是鉴定大家、与徐邦达并称“南谢北徐”的谢稚柳鉴定并收进馆藏的，然而不少都被徐邦达否定了，惹得谢稚柳拍案大怒。

　　两位大师的官司到1995年打到了最激烈的时候。那一年，一位浙江商人在杭州拍卖会上拍下一幅《仿石溪山水图》，上面有徐邦达的题字。谢稚柳先生看过，也认为这是张大千的真迹。然而徐邦达写了亲笔鉴定书：“(此画)审视乃为摹本。裱边上拙书之跋，本题在原画右上方，今为移装于摹本左侧。”

　　两位书画鉴定泰斗意见相左，此事一时沸沸扬扬，号称“华夏第一拍卖案”。直到1998年，谢稚柳去世之后，法院组织专家再次鉴定，认定这幅画确是赝品。

　　持论严格的徐邦达恐怕难以想象，在他百岁的时候，文物鉴定“互不拆台”的潜规则会迅速沦落到荒唐无稽的地步。一个叫谢根荣的商人用零散玉片制作了一件“金缕玉衣”，五位文物界专家都认为这是罕见珍品，估价24亿元，谢根荣凭此向银行骗取了7亿元的贷款;2011年一件汉代玉凳被拍出了2.2亿元天价，一些专家给出了“真品”的鉴定结论，而基本的历史常识是，汉代根本就没有凳子。

　　如今，曾经因为鉴定的学术观点争执不下的南谢北徐都已作古。大师一言九鼎的时代过去，乱象纷呈之世，未知还有多少荒唐将要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