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书画赝品的艺术收藏价值

宋徽宗《听琴图》

 
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

　　文/图 张丽丽

　　随着艺术资本化的到来,作为人类文明载体的艺术品,变身为高额利润的代名词,其高报酬率不断吸引着大量资金投入艺术市场的洪流之中。但艺术品的“真”与“假”,一直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决定着艺术品收藏与投资的成与败。在谈“假”色变的今天,我们就以占艺术品市场成交份额最大的古代、近现代绘画作品为例,重申“假画”的范畴与意义,为收藏家与投资人抽丝剥茧,挖掘其背后的投资潜力。

　　追根溯源

　　假画的前世今生

　　假画,又称伪作或赝品,是指非画家本人实际创作,却谎称是其所作,署其姓名或采用其他方式表明其身份的美术作品。根据假画制作方式,造假一般分为四种形式 摹、临、仿、造。造假,历代皆有,上至统治阶级,下至黎民百姓,他们在政治需求、个人喜好或者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或个人、或群体、或区域性地生产假画。早期,古代绘画作品的描绘对象主要以人物为主,且内容多为劝诫、警示之用。为了更有效地发挥“成教化、助人伦”的功用,历代统治阶级有目的、有选择、有规划地组织临摹艺术作品,并将其赐予众臣及各地官员,从而达到预期的政治目的。后来,随着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的长足发展,艺术市场空前繁荣,古玩、字画以及当时创作的艺术精品大受追捧,以盈利为目的的书画伪作充斥整个艺术市场。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有记载:“古董自来多赝。而吴中尤甚。文人皆借以糊口。”人们为了追逐利益而不惜代价地挖空心思,进行花样翻新的书画伪造和改造,并最终形成了造假的手工作坊、造假区域以欺世盗名。其中,“苏州片”成为赝品中的佼佼者,其特有的艺术、历史价值在造假的历史长河中大放异彩。

　　传世赝品中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产生方式,它们在中国特有的传统绘画教育方法下产生,并且不具功利性。中国书画的学习方法历来采用师傅带徒弟的方式,临摹古人和老师的作品是学画的唯一途径,而临摹得像与不像则成为将来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中国历史上,北宋时期徽宗赵佶开设的“皇家画院”就产生了诸多临摹作品。画院,官署名,在中国古代宫廷掌管绘画。宫廷画院始于五代,盛于两宋。宋徽宗颇具绘画才能,为画院定立了一套完整制度。他以自己的鉴赏趣味和创作方法要求画院画家的创作,从而形成了精致华丽的“院体”风格。在绘画学习中,宋徽宗十分重视古人“格法”,他命人每旬将宫廷收藏的名画两幅押送到画院供大家临摹学习,例如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黄居寀《芦雁图》就是在“传移摹写”下产生的精品摹本。

　　行业调查

　　名家仿名家最具收藏价值

　　博物馆是征集、典藏、陈列和研究自然和人类文化遗产的实物场所,是为公众提供知识、教育和欣赏的文化教育机构。博物馆中陈列的艺术作品与征集对象也一定与其职能相符。而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唐寅《溪山鱼隐图》卷,以及辽宁省博物馆的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卷,它们或是宋代摹本,或是师友代笔之作,皆属假画的范畴,却都进入博物馆并成为镇馆之宝。这些旧时名家高手的仿品及代笔,谁能说它们没有收藏价值呢?

　　对某些画家的画,仿其风格去创作,然后签其名款印鉴,这种仿制现象,仍属于假画的一种。在过去,往往某书画家的作品行情特别好时,大批仿制者就蜂拥而至,专仿这一家笔法,如清代的王石谷等,就会出现专仿其画笔法的仿制者,他们不但临制这些名画家的画,而且也能根据这些画家的笔法自由发挥去创作。一般这种情况,以儿子学父亲、门生学老师居多,也有作坊中的徒弟在师傅的指点下专学某人的。但在众多传世仿作之中,从投资的角度看,最有投资潜力的赝品当属名家仿名家的“精品伪作”。

　　历史上,名家仿名家,代有其人。如张石园仿王石谷,江寒汀仿任伯年、虚谷,吴待秋仿王原祁等都可乱真。其中,最负盛名当推大名鼎鼎的张大千,他“穷追古人之迹,穷通古人之法,最后达到穷探古人之心”(叶浅予语),因而大千仿石涛、八大的作品曾骗过当时国内不少知名的鉴定家,并在民间流传了许多趣闻轶事。据许姬传先生(梅兰芳的秘书、收藏家)回忆,上世纪30年代初,著名鉴定家、书法家张葱玉偶然在一间房内看到四周挂满历代书画,经张葱玉仔细辨认,皆为大千仿作。张葱玉表示,假若有人将其中的画当真的卖给他,他是会吃进的。他并预言,张大千伪古前无古人,今无来者,将来凡是署名张大千的画,必定会大涨价。

　　贴心忠告

　　旧时高仿艺术品值得关注

　　具有投资潜力的“假画”除了“名家仿名家”之作外,还有大量旧时高手仿名家的高品质赝品。这些赝品虽然在当时乃是造假者牟利的产品,却有相当一部分技艺高超,非一般俗手可及,且为旧裱,装裱考究,近年来亦显现出特有的收藏价值。例如,明代的“苏州片”就是高手仿名家中的精品之作。

　　明代吴门画派的兴盛,为苏州当地的艺术市场带来了勃勃生机。书画造假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集大成时期。随之出现了一批具备绘画技能的人,他们专以制作假画为生。为了提高造假的水平和门径,这些造假团队开始分工合作,有人专攻书画,有人专攻印章,有人专攻树木,有人专攻山石,大大提高了造假水平。最后,这些造假集团逐渐发展成为书画的复制行业。他们所生产的复制画,后来被称为“苏州片”。而这种书画作伪的区域性现象一直延续到清乾隆时期。苏州片数量多,流传范围大。全国各地的博物馆都藏有苏州片作品,流传海外的也为数不少。其中有些伪作还钤有“乾隆御览之宝”、“嘉庆御览之宝”等印玺。可见,这些伪作曾混入清宫,骗过了皇帝。

　　今天,苏州片仍在各种拍卖、展览、鉴定等艺术品相关场合频频出镜,且多半会令人惊叹!它们逼真之极但绝非真迹,却又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而今流行的高仿工艺。这种摹制品,是遵循一切遵照原迹的绘画法则,而不掺杂他人个性的原作副本。北京故宫博物院古书画部专家金运昌指出,千百年来,这一部分伪作在学术界往往被列入到真迹当中,就是在鉴定工作中也是另眼看待。而从文物保护的意义上观察,纸绢寿命大约千余年,到寿终之时,保存得再好,也会自然消失,这种逼近原作的复制本能取代原本的功能,有继承原本传世的历史意义。

　　业内声音

　　被视为真迹的代笔之作不容忽视

　　代笔,是造假中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代笔是在本人授意的情况下产生的艺术作品,有时甚至是本人参与的参半代笔。一般情况下,画家因太忙而无暇应酬,或不愿意应酬、应酬不了而请人代笔。历代的画家们多是学生、故旧、家人为其代笔。明代画家董其昌,因身处松江画坛主帅位置,加上礼部尚书的显赫官衔,公务十分繁忙,当求画者络绎不绝时,为了应酬需要,不得不让他的学生及弟子、画工们代笔。徐邦达的《古书画伪讹考辨》一书和启功的《董其昌书画代笔人考》一文中都明确地指出,董其昌的代笔人大约有十几个之多,即赵左、沈士充、吴易、吴振、赵洞、叶有年、李流芳、王鉴等人。藏于天津文物商店的《倚松阁图》轴即沈士充代笔。同样,吴昌硕书画名声大噪,晚年求画者甚多,忙不过来时,花卉就请他的弟子赵子云代笔,山水、人物请王一亭代笔,然后由自己落款。历史上,也有学生名气大过老师后,老师又为学生代笔的情况。据说唐寅为周臣学生,唐寅出名后,应酬不过来就由周臣为唐寅代笔,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唐寅《溪山鱼隐图》卷,即为周臣所作。

　　中国美术史上还存在一种代笔的特殊现象,原画作者出于自我欣赏,为留名后世而假以他人之手,如宋徽宗赵佶的代笔就是如此。蔡绦《铁围山丛谈》记载:“独丹青以上皇自擅其神逸,故凡名手入内供奉,代御染写,是以无闻焉尔。”由此可知,传世的赵佶款的画,风格多异,精粗不一,工拙不等,显然出于多人之手。例如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宋徽宗《听琴图》,由于有徽宗题名与画押,此作一度被认为是赵佶所画,后经学者考证,实为宣和画院画家描绘徽宗赵佶宫中行乐的作品,而图中抚琴者,正是赵佶本人。

　　由此可见,代笔下产生的艺术作品,其价值虽不能以真迹而论,但作为艺术家本人认可的代笔品,与真迹之间的价值差距也不会相差太大,不会影响其收藏价值。需要说明的是,名家仿名家、旧时名家高手的仿作和代笔之作虽然都属于假画的范畴,但从它们产生的原因和制作质量来看,其历史及美术史上的价值和意义都不容忽视。至于那些今日以高科技产品进行临摹的专业化、集团化的伪作及假借收藏家的名声,利用著录作伪的新型赝品,则不但毫无收藏价值,扰乱书画市场,还侵犯了艺术家的知识产权,最终贻害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