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朱万章的书画史著作《颜宗》

                                           
朱万章的著作《颜宗》

 
　　李健明

　　颜宗(约1393-1459)字学渊，广东南海人。明永乐二十一年(1423)举人。天顺元年(1457)为兵部驾司主事，天顺三年(1459)署兵部员外郎，早年曾任福建邵武知县。明代著名画家，曾创作《湖山平远图》等，是广东绘画史上最早有画迹传世的著名画家。

　　一

　　这是一本清晰折射作者十多年学术历程的有心力作，也是作者岭南书画研究多年学术经验和研究方法的集大成者，同时，亦是广东个案画史上一次充满挑战的学术探险。

　　因颜宗已知存世作品不外一两件，对其评述隐藏的难度与风险不言自喻，且判断他提出往往背负与传统概念中“孤证不证”背道而驰的学术重压，但是，或许正是这块一直无法搬开的巨石，更突显其引人入胜的独有魅力，也激发着朱万章先生锲而不舍地从不同角度就如何解决这一横亘在书画学术史上挠人心绪难题的兴致与勇气。

　　作为广东省绘画史上第一位留下画作精品的人物，颜宗的历史地位与文化意义自不待言，然而，资料的匮乏与真伪难辨的现实却也让众多学者望而却步，而朱万章先生却于1999年就在香港《大公报》发表“《现存最早的广东绘画——记颜宗的《湖山平远图》”，此时，他才刚从中山大学历史系毕业数年，文章的刊出，清晰折射出他对前辈学者学术成果的消化，敏锐的学术捕捉能力与初生牛犊般的勇气，只是，资料的严重匮乏令其后续研究始终裹足难前，但也正是这种欲说还休的学术研究情怀，更令朱万章先生始终无法释然。十年多间，他在不断深入广东书画史研究和铢积寸累地梳爬颜宗资料的同时，其实也自觉地以颜宗作为岭南书画史上的开端，并将他视作承接中原宋元画风精髓的标杆式人物来看待，令其对众多书画人物的研究也渐渐无形中设定一个充满历史感的时间坐标与艺术法则，这，或许也是历史专业出身的他所淬炼出来的学术视觉和艺术把握感。因而，历史感为背景成为此后朱万章先生学术研究的鲜明特征。

　　在本书附录中，他也并不纯粹列出颜宗的生平年表，而是将与其大致同时代画家的学术活动一并列出，既避免资料不足的缺陷，也可让人一目了然地将颜宗前后的陈琏、李孔修、陈献章、梁元柱、黎美周、伍瑞隆等人的文化活动整理出来，勾勒出一幅清晰的明代岭南书画简史，令后人阅读中仍能感受到活跃的生命气息与浓郁的艺术意蕴，以及学术思想与创作风格承传延续所散发出来的淡淡温情，衬托出颜宗活动与创作的文化背景，梳理出其社会关系，凸显他在当时难以企及的艺术地位，当然，也让人们在阅读中越发感受到颜宗因资料的散失而无人详知的历史遗憾，自然，也隐隐反衬出朱万章先生对其进行学术梳理与与推介的文化价值与现实意义。

　　二

　　作为广东省内最早期的著名画家，颜宗更多地自觉继承中原传统画风，因而朱万章认为“其绘画根源更多是来自北派山水”，持论平允。不过，朱万章先生没有就此止步，而是将其画作与郭熙作品作比较，得出“自然就会发现无论在构图、笔墨，还是已经上都有很多相似之处，颜宗不像当时的其他画家一样，一味地模仿马、夏，而是在流风之外另辟蹊径，使郭熙一路的风格得到传承”的结论(5)，至于如何传承，他借用美国学者高居翰的评论：“完全是折中之作，糅合了李郭及马夏的传统”(4)，可看出，他也同意这一判断。颜宗确实从纯粹模仿马夏画风中自觉警醒，有所取舍，理性吸纳，再心摹手追，废纸三千，故能脱颖而出，自成潇洒清，旷苍浑健劲的面目，令一直研究体味颜宗画作的同乡后辈名家林良(约1412-约1495)也发出“颜老天成，不可及也”的感叹，且“独畏宗”，可见，在这位明代名重画林的花鸟名家心目中，颜宗确具有难以逾越的艺术高度和深邃难测的智慧深度，令林良内心充满敬畏感，我们也可从林良“晚年复为白描小景，然终不及翎毛花草之功”的背后，他专攻花鸟，除当时朝廷崇尚风气使然外，多少能让我们揣测到颜宗山水画作如高山矗立眼前导致他绘画题材的自觉调整吧？但这一未经证实的微妙背景，也可折射颜宗在明代早期画坛的地位和对当时画家的深远影响。

　　在对颜宗记载文献的并列对勘中，细心的朱万章逐一考证，发现古人将颜宗写作“顾宗”，相关资料交错混杂，因此，他指出颜宗史料具有一人三事的现象，这，虽是历史研究中常见不鲜的现象，但他开启山林的努力，自是对后来研究者避免陷入资料迷阵的一个善意提醒。另外，在仔细分析陈敬宗题跋后，朱万章先生不仅从“亦当代之名流也”得出“颜宗在当时应该享有一定的声誉”的判断，这也多少能回应上文对颜宗当时地位的推测，他更从写本与刊本的比较中追溯此画作应该创作于景泰二年(1451)前，再结合汪宗衍的考证，进一步指出陈敬宗所指“景泰元年(1449)任主事时”这一判断的谬误，所有这些看似不足道的细节，实也体现出朱万章对蛛丝马迹的文献线索追寇入林的考据精神与踪寻千里，分丝拂缕的功力，以及对书画辨析中以画本与文献相结合这一传统的良好继承与延伸。

　　三

　　《江山胜迹图》的考证，可谓朱万章先生至今仍难以释怀的画事。虽然此画毫无疑问是明代初期山水精品，但是否颜宗所作，至今仍难以拈出更多令人信服的依据。此事从1999年开始牵挂在朱万章先生心中整整十年，直到2008年，他在香港访学期间，还将《江山胜览图》与《湖山平远图》作逐段比较，发现其创作手法虽惊人相似，但画卷尺幅、结构细部、人物、山势甚至构图等都存在明显差异，不过，因“两画技法上的雷同及构思的相似性，也可说明出自用一人之手”(9页)，因而他初步认为“《江山胜览图》应该是颜宗所画，但题款是后人所添，拖尾之题跋也是后补上去的，此乃一幅真画假款的范本”(9页)

　　虽然，对此画是否出自颜宗之手至今仍有不同意见，但朱万章先生进一步从历代书画家同题画作的艺术史上从旁判断，认为“在古代(甚至近点也是)画家中，很多人热衷于同题两画甚至多画，这在宋代的郭熙、马远、刘松年，元代的黄公望、王蒙、明代的文徵明、沈周、唐寅、董其昌，清代的王时敏、王鉴、郑板桥、任伯年，近代的齐白石、张大千等画家之传世作品中都能看到构图极为相似，但仍被鉴定家确认为真迹的双胞胎甚至多胞胎作品”。(10页)，这也反映出其深刻的画史观，不过，他也自知，这一理论无法成为支撑他鉴定画作为颜宗的唯一论据，因此，他的主要观点是“《从江山胜览图》用笔精到，随意，与《湖山平远图》未遑多让”，作出这一判断，确实很需要学术底气与自信力，虽然他希望对此画划上一个圆满句号，但审慎的他还是在结尾不忘留下一笔：“这种结论姑妄当为一家之言，尚需进一步得到其他资料的佐证”，自然，他内心渴望的是“诚能是，则传世最早的广东绘画，可确认为并驾有双矣”，但在以事实作证据和判断依据的研究法则面前，朱万章先生仍然更多地倾向于等待更多有力资料的出现，清晰折射出这位书画鉴定专业人士“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学术风格，也可见出书画研究挺进到历史最深处下判断时的不易。

　　四

　　以颜宗画作为开端，朱万章先生希望通过这本专著引领后来者从画图而非纯粹文字的角度走进明代初期的广东画坛，一个“复兴了宋元画风”的画坛，从那苍淼深远而充满天趣的画作中，去欣赏和领悟到以颜宗为代表的杰出画家们“在延续宋元流风余绪的同时，也融合了画家本人的艺术个性，因此可以这样说，明代前期的广东绘画在呈现盎然古意的同时，又呈现出岭南地区特有的生机，这种生机“成为广东绘画的先声”。

　　带着这种深具历史贯穿感的艺术视角，也足令他和读者都自觉跳出纯然的个人画作真伪的考证讨论，以更宽广和深远的视野去审视广东绘画历史。即使《江山胜览图》的真伪问题是如此的令人欲说还休，但其不遑多让的艺术价值与典型的时代风格，也可让后人从中体味到难得的广东明初画风，从而对这片土地上各种绘画特征拥有一种明晰的参照，更理性地认知广东画坛在此后几百年间新意不断的精神根由与文化土壤，正如朱万章先生所说的那样：“这也许便是我们今天探讨颜宗及其同时代岭南画家的意义”(21)。因此，他真诚地期待自己的研究：“如果这种探索性的工作能为学术界提出一些可资参考的依据，并为洞察广东绘画演变的历史厘清史实，我想这便是本人的初衷所在”。(81)

　　二十年间不断带着“问题意识”研究广东书画的朱万章先生，实已开拓了众多探索性的工作，并为研究者提供着丰富而珍贵的文献资料和可供继续深入研究的学术视觉与不断开拓的研究路径，其承前启后的研究价值有目共睹，真希望更多颜宗的相关资料能再度陆续出现，最终了却这个数百年来困扰着无数学者的学术难题，也纾解朱万章先生及众多研究者的学术心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