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人书房的风雅收藏

　文人是什么？或许可说是离不开书的人。起码古人是这样。读书是有目的的，为了广博见闻，学习经典，经世致用。但日久成癖，读书就变成了习惯性的交流，甚至三日不读书，便自觉语言无味、面目可憎。

　　有书就有了书房，虽然“书非借不能读”，虽然书随处皆可读，但读书人谁不希望有自己的藏书，谁不希望有自己的一方天地读书习文会友呢？房间不必多大，有几架书，一桌一椅一盏灯，就有了书房的规模，就有了于日常中沉思静悟、安顿心灵的所在。

　　在以文为业、以砚为田的读书生涯中，书房既是中国古代文人追求仕途的起点，更是他们寻找自我的归途。当厌倦了政治的黑暗与社会的争斗，躲进小楼成一统，吟诗作画，烹茶抚琴，“雪夜闭门读禁书”，或是两三同好，“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是人生必不可少的消遣和休息。

　　自古及今，书房并无一定之规。富者可专门筑楼，贫者或室仅一席；有的雕梁画栋，有的则环堵萧然。书房或筑于水滨，或造于山间；或藏诸市井，或隐于郊野；有的植以南山之竹，有的覆以荆楚之茅，不一而足。但总有一点是书房应有的品质，那就是清雅。李渔在《闲情偶寄》中专门谈到书房的装饰，有很多精妙的设计，但崇尚的是“宜简不宜繁”，力求“高雅绝俗之趣”。

　　“芸窗”、“芸馆”、“萤窗”、“雪窗” 是书房的别名。“芸窗”和“芸馆”缘于古人藏书用以驱虫的香料——芸；“萤窗”、“雪窗”典出车胤囊萤、孙康映雪的求学励志故事。别名虽然别致，也只是在诗文中偶用，因为书房书斋的“书”是最雅致大方的。

　　书房不知起于何时？无论孔子讲学之所、司马迁的著述之室，还是南阳诸葛庐、成都杜甫草堂，既出鸿儒，自然少不了书香。不过私人书房的普及得益于造纸术和印刷术。在用纸张印书之前，竹简木牍很占地方，搬书藏书会汗牛充栋，普通人家哪能放那么多书呢？真正意义的书房是充满个人气息的。

　　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

　　唐代刘禹锡的《陋室铭》，是主人志趣的写照，古来写书房的杰作。

　　明代的归有光，在青少年时代曾厮守于一间极窄小的书斋，名曰项脊轩，“室仅方丈，可容一人居”，作者却“借书满架，偃仰啸歌；冥然兀坐，万籁有声”。《项脊轩志》写出了一位青年士子的博大胸怀。

　　古代文人常为自己的书斋起斋号。书斋之名从发端到流行，有一个发展过程。司马迁虽有宏文巨著《史记》传世，但未闻其斋号。《陋室铭》是一篇斋记，但“陋室”不能视为书斋名。正式命名书斋，似起源于北宋。史传司马光有斋名“读书堂”，虽质朴但过于平白。以后有洪迈的“容斋”、陆游的“老学庵”。元代，为书斋命名的做法已经影响到西域一带的少数民族人士。这在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中有大量记载。至明清斋名盛行，文人学士差不多都有自己的书斋雅名。袁宗道的“白苏斋”、唐伯虎的“梦墨堂”、张溥的“七录斋”、袁枚的“小仓山房”、蒲松龄的“聊斋”、 梁启超的“饮冰室”，皆是意蕴深远。“饮冰室”，语出《庄子·人间世》：“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形容内心忧虑焦灼，室主以此表达自己对国家前途的忧虑。斋号寄托着主人的志与情，书房是文人的灵魂之城。

　　沧海日，赤城霞，峨眉雪，巫峡云，洞庭月，彭蠡烟，潇湘雨，武彝峰，庐山瀑布，合宇宙奇观，绘吾斋壁；

　　少陵诗，摩诘画，左传文，马迁史，薛涛笺，右军帖，南华经，相如赋，屈子离骚，收古今绝艺，置我山窗。

　　这是邓石如为书斋撰的楹联。是一种囊括众美的文人理想。小小书房，气象万千。

　　书房笼罩着书香、墨香，也生出一种古意，升起一缕烟云。

　　古人好古，读先贤书，重历史经验，发思古幽情，追求会古通今的乐趣。书籍和器物，越古越有意思。书画真迹、碑帖原拓、古籍善本自然是书房的珍品，那些文房用具也最好有些古意。明清文人珍藏宋元版书，用旧窑或古铜的器物，成了一种雅趣。这在那时的论著或文学作品中多有反映。

　　接近自然、远离尘嚣是书房的另一种韵致。明代李晔所说的《紫桃轩杂缀》的理想书斋环境是：“在溪山纡曲处择书屋，结构只三间，上加层楼，以观云物。四旁修竹百竿，以招清风；南面长松一株，可挂明月。老梅寒蹇，低枝入窗，芳草缛苔，周于砌下。东屋置道、释二家之书，西房置儒家典籍。中横几榻之外，杂置法书名绘。朝夕白饭、鱼羹、名酒、精茗。一健丁守关，拒绝俗客往来。”

　　筑室于山间水涯并不现实，但可以造出山房的趣味。

　　明代高濂在《遵生八笺》中这样描述书斋环境： “窗外四壁，薜萝满墙，中列松桧盆景，或建兰一二，绕砌种以翠芸草令遍，茂则青葱郁然。旁置洗砚池一，更设盆池，近窗处，蓄金鲫五七头，以观天机活泼。”

　　斋中抚琴，也是文人一种雅好，悠远的琴声“能使江月白，又令江水深”(常建)；淡泊的琴声“仿佛弦指外，遂见初古人”(王昌龄)；琴声最宜伴月“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王维)；琴声也可对酒“一杯弹一曲，不觉夕阳沉”(孟浩然)。琴声扩大了书斋之趣，琴声提炼了书斋之韵。

　　古人书房中少不了香炉，香篆缭绕，像回荡的琴声，将人引入高山流水的冥想，将人带入旷远澄澈的境界。据载有好事者在山中囊云而归，在书斋中放出。不知效果如何，其行为真是憨得可爱。烟云是书房的清韵，本不可强求的。古书名画、四时花草、茶酒谈笑，都会散出烟云。奢侈品的意思。

　　明代文震亨的《长物志》是一部记载文玩的著名文献。文震亨是文徵明的曾孙，藏书甚富，长于诗文绘画，善园林设计。《长物志》共十二卷洋洋万言，在卷七《器具》中，列入众多的文房用具，计有砚、笔、墨、纸、笔格、笔床、笔屏、笔筒、笔船、笔洗、笔掭、水中丞、水注、糊斗、蜡斗、镇纸、压尺、秘阁、贝光、裁刀、剪刀、书灯、印章、文具等。这些都是直接的文房用具。此外，还编入不少文房清玩的器物，例如香炉、袖炉、手炉、香筒、如意、数珠、扇坠、镜、钩、钵、琴、剑等。另外在卷三《水石》、卷五《书画》、卷六《几榻》、卷十二《香茗》中，还记载了大量的文房清玩，例如灵壁石、昆山石、太湖石、粉本、宋刻丝、画匣、书桌、屏、架、几、沉香、茶炉、茶盏等。

　　高濂在《遵生八笺·起居安乐笺》里描述的书斋陈设，虽有些繁琐，却让我们看到了一间舒适古雅的古代书斋的大概：

　　斋中长桌一，古砚一，旧古铜水注一，旧窑笔格一，斑竹笔筒一，旧窑笔洗一，糊斗一，水中丞一，铜石镇纸一。左置榻床一，榻下滚凳一，床头小几一，上置古铜花尊，或哥窑定瓶一，花时则插花盈瓶，以集香气，闲时置蒲石于上，收朝露以清目。或置鼎炉一，用烧印篆清香。冬置暖砚炉上。壁间挂古琴一，中置几，如吴中云林几式最佳。壁间悬画一，书室中画惟二品，山水为上，花木次，鸟兽人物不与也。

　　上奉乌斯藏佛一，或倭漆龛，或花梨木龛居之。否则用小石盆一，几置炉一，花瓶一，匙箸瓶一，香盒一。

　　壁间当可处悬壁瓶，四时插花，坐列吴兴笋凳六，禅椅一，拂尘、搔背，棕帚各一。竹铁如意一。右列书格一，上置周易备览书，书室中所当置者：画卷各若干轴，用以充架。

　　其中有些是装饰品、艺术品，有些是文房必须，也已由实用器发展成玩好，人们统称之文房清玩。明清两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开始形成，其中文人士大夫成为市民阶层的主流，他们崇尚高雅，讲究品味，对于书房的陈设布置格外重视，一些世家大户更是出了一些清玩的专家，高濂、文震亨、李渔都是如此。

　　《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当官之后，也附庸风雅建了一所书房“翡翠轩”，房间里有“彩漆描金书橱”，而且“绿纱窗下，安放一只黑漆琴桌，独独放着一张螺钿交椅”。书房之前接有三间小卷棚。卷棚除与书房相接的一面之外，其余三面都完全开敞，形制如“轩”。不仅避免了呆板简单的房屋格局，而且，一到夏季，这里“前后帘栊掩映，四面花竹阴森”，正好纳凉消夏。西门庆无暇弹琴读书，只是模仿那个时代文人书房的格局。

　　《红楼梦》第四十回描写探春房中摆设，豪华名贵，皆是文房长物：

　　探春素喜阔朗，这三间屋子并不曾隔断，当地放着一张花梨大理石大案，上磊着各种名人法帖并数十方宝砚，各色笔筒，笔海内插的笔如树林一般。那一边设着斗大的一个汝窑花囊，插着满满的一囊水晶球的白菊。西墙上当中挂着一大幅米襄阳《烟雨图》。左右挂着一副对联，乃是颜鲁公墨迹，其联云：烟霞闲骨格，泉石野生涯。左边紫檀架上放着一个大观窑的大盘，盘内盛着数十个娇黄玲珑大佛手。右边洋漆架上，悬着一个白玉比目磬。

　　文房用器于隋唐时就逐渐兴盛起来。隋代是我国科举制度的起源时期，科举促进了隋唐文人阶层的出现，文房用器也就大量出现。这些文房用器早超出了笔、墨、纸、砚的范畴。《唐书·陆龟蒙传》记有笔床，唐杜甫《题柏大兄弟山居屋壁》诗：“笔架沾窗雨，书签映隙曛。”

　　宋代苏易简撰写了《文房四谱》一书，是书凡“笔谱”二卷，“砚谱”、“纸谱”、“墨谱”各一卷，共计五卷，搜采颇为详备，提供了大量宝贵的资料，是首倡“文房四宝”的典籍，因而后人提到文房四宝，必会谈到《文房四谱》。这部书也是宋初文房清玩风尚的发端。

　　南宋的赵希鹄在《洞天清禄集》列入十项内容，它们是古琴、古砚、古钟鼎彝器、怪石、

　　砚屏、笔格、水滴、古翰墨笔迹、古画等，但当时流行的文房器物远不止这些。赵希鹄还曾写道：“古人无水滴，晨起则磨墨，汁盈砚池，以供一日用，墨尽复磨，故有水盂。”

　　宋代林洪的《文房图赞》中有了臂搁的记录，有关压尺的宋代记载也颇多，例如龙大渊的《古玉图谱》、周必大的《玉堂杂记》、李昭玘的《乐静集》与刘宰的《家藏集》等，分别记载着玉、石、檀香等材质压尺。在宋代的《槐荫消夏图》、《西园雅集图》等绘画中，则出现了笔插的形象。

　　文房器物经过宋元的普及、成形、拓展，到了明代进入了繁荣期。连明皇室也同样青睐起书斋的文玩，在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子鲁王朱檀墓中就出土了诸多的文房器物，例如水晶鹿镇纸、水晶兽形水盂、玉荷叶笔洗、碧玉笔格等。

　　正因为明朝的文房用具空前发达，追求这些文房用具又成为一种时尚，于是乎，许多文人雅士便将目光转向了这些既能实用，又能把玩的器物，纷纷编书阐述，起到了积极的推广作用。曹昭的《格古要论》，还有前面提到的《长物志》、《遵生八笺》等都有极高的资料价值。

　　明末的屠隆在《考槃余事》一书中的《文房器具笺》中，一共列举了45种文具，可谓集当时文房清玩之大全了，这是古籍中记载文房用具最多的典籍，成为后人研究与引经据典的重要出处。在清代，文玩的流行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清室康雍乾三朝皇帝的爱好与推动。如今在北京故宫(微博)博物院珍藏了一件乾隆御用旅行文具箱，是件绝无仅有的艺术精品。该箱紫檀木制作，箱长74厘米，高14厘米，宽29厘米，箱盖装有铜镀金暗锁。箱打开后可支成文案，案腿设计在箱槽内，用活动薄板支撑，再用暗扣固定。桌箱内设有两个同样大小的屉盒，每一屉盒都有两层形式不同、大小各异的多宝阁，可以入置65件文具与器玩，例如白玉洗、松花江古砚、玉臂搁、笔筒、兽镇、石章、描金云龙纹笔等等，此外还有棋子、棋盘、小蜡盏等。这个文具箱所藏的都是文具中的精华，反映了当时的最高水平。

　　文房清玩，形微体轻，与重器大件相比，实属小器物。然而正是这些小玩意，却又是一个个内涵丰富的知识载体，根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是物化了的民族传统。它的丰富的功能，独特的造型，以及千姿百态的制作工艺与材质，构成了一个绚丽多彩、品位高雅的艺术世界，也是前人为我们留下的珍贵的文化遗产。文房用具，又成为物质文化史上的重要研究对象，吸引着人们从不同角度进行考证与研究。同时，古代文玩越来越得到收藏家们的青睐，成为珍贵的艺术收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