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林风眠新仕女图艺术特色

　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林风眠是一座令人景仰的高山。这位世纪的先驱者，为创造融中西绘画之长而独树一帜的艺术美，执着地奋斗一生，树立了世界公认的独特地位。

　　2005年，在香港苏富比(微博)举行的秋季拍卖会上，林风眠的一幅《四美图》(69.5×69.5厘米)，以820万元人民币成交，在当时颇为引人瞩目；2010年11月，林风眠的另一幅《五美图》(68×68厘米)，又在北京传是秋拍中，以1064万元人民币的高价落槌，创造了林风眠单件人物画的最高纪录。据媒体报道，此画曾以560万元购入，一年后净利润295万元，年收益率达53%，成为收藏界内外广为流传的一段“佳话”。今天，越来越多的藏家认识到：拥有林风眠的画作尤其是仕女图，不仅是一种荣耀、品位和身价的象征，而且体现了艺术品投资的眼光。

　　林风眠原名凤鸣，1900年生于广东梅县，祖父是石匠，父亲是画师。他继承了祖父锲而不舍的精神，接过父亲手中灵巧的画笔。1919年，林风眠远涉重洋，赴法国勤工俭学，先后在第戎美术学院和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学习和深造西方绘画，打开了艺术视野。1925年初学成回国，经蔡元培力荐，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授兼校长之职。1928年，又创办了国立杭州艺专，为我国美术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美协上海分会副主席和主席、上海中国画院画师。1977年定居香港，继续从事艺术创作，至1991年病逝，成为享有国际声望的中国画家之一。

　　林风眠的作品，早期以油画人物为主，兼画水墨山水、花鸟等。代表作有《摸索》《人道》《人间》《生之欲》《人类的历史》《金色之颤动》《伤鸟》等。这些作品产生于祖国苦难深重的现实背景，与其青少年时代所接受的民主主义与人道主义思想，康德、叔本华哲学，以及在欧洲留学期间个人生活上所遭遇的不幸有直接的影响。这些作品充满憧憬与追求，呼唤友爱和人性。

　　林风眠在画山水、花鸟、静物的同时，创作了大量女性题材人物画。他对女性之美情有独钟，甚至到了晚年，仍孜孜不倦，不断创新。这些新型的仕女图就像一群美丽的蝴蝶，为中国现代美术百花园增添了无限生机。

　　一、寓意之美

　　林风眠的“新仕女图”，广泛吸收西方古典艺术、印象主义和野兽主义的营养，将西方大师的精髓与中国汉唐艺术及民间美术，恍若梦境般地交融在一起，水墨与油彩、力量与柔情、诗人般的气质与清醒的理智，在他的探索中凝为一体，从而熔铸出了自己鲜明的个性化绘画语言，形成他的独特风格。在革新中国画的百年求索中，林风眠的创造性、开拓性劳动，无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林风眠笔下的女性，无论容貌还是气质，完全不同于中国古代仕女画或近代“月份牌年画”，从古装仕女到现代佳丽，从戏曲舞台的女性形象到现实生活中的美人，都是那么纯洁、优雅，充满生命的律动，既有东方女性的古典美，又蕴涵现代女性的韵味美，展示出迷人的风采，成为中国绘画艺术独特的阴柔之美的形象符号。

　　事实上，这是林风眠人格魅力的艺术再现，同时也寄托了他的理想之光。这不仅与他的坎坷人生经历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与他的艺术观念和艺术实践长期不被人们理解有关。林风眠笔下的“新仕女图”，是画家情感的自然流露，同时也是关于人生、关于艺术的形象诠释。尽管她们总是带着淡淡的、隐约的忧郁，但自然、单纯、真实，犹如一泓山泉，清澈见底，流动着永恒的美妙，令观者灵魂净化、情感升华、邪念消失。

　　林风眠从六岁开始学画，据他回忆，有一个“贫穷悲惨的童年”，虽然后来“少年得志”，但一生中的绝大部分时间却是在孤寂和坎坷中度过的，挫折和不幸像噩梦一样困扰着他。但是，林风眠却无怨无悔地把生命的全部奉献给了艺术，实现了早年“我个人是始终要以艺术运动为标志”的诺言。林风眠曾深为感慨地表白：“美像人间的一个最深情的淑女，当来人无论怀了何种悲哀的情绪时，她第一会使人得到他所愿得到的那种温情和安慰，而且毫不费力。”

　　“吹尽黄沙始见金”。随着时代的发展、中西文化的融合以及艺术观念的更新，历史终于给予了他的创造性和开拓性以公正的评价。

　　二、诗情之美

　　在中国传统绘画理念中，“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是一个很高、很美的境界。“画中有诗”并不是说画中一定要有题诗，画无诗意，即使题上许多诗，也是索然无味。“诗画同一律，天工与清新”。苏东坡的高论，也许至今仍有指导意义。这“天工”，是指自然、真实；这“清新”就是新鲜活泼，别具一格。

　　林风眠的画，虽然也不题诗于画，只在不显眼的边角处，签名、钤印了事，但格调高雅、意境清新、内蕴醇厚、诗情洋溢。中国画的立轴长于表现高远、深远之“空”境，长卷便于展示寻幽探胜的“动”趣，而林风眠“新仕女图”的这种小幅方形构图，与西画的焦点透视相谐，有利于特写式的近景刻画，从而使画面在平衡、稳定和完满中具有更单纯、更直观的视觉力度，更有利于画境的营造和诗情的抒发。

　　林风眠笔下多为独美人，她们或坐或立，或倚或卧，或衣或裸，或晨妆，或抚花，或静思，或奏乐，没有高贵、矜持，没有装腔作势，都是那么单纯、宁静、幽美，宁静中蕴涵着动态之美，单纯中传递着丰富的情思。恰似旧日情人，与你梦中相遇，触景生情，情景交融，促膝谈心，娓娓动听。

　　林风眠的“新仕女图”善于运用独特的技巧，通过线条、色彩等表现手法，巧妙地抒发自己的情感和诗意。在各种艺术手段中，线条是最富有概括力的人体视觉形象的基本要素，也是画家思想、情感外化的可视性语言，它的起伏、流动，以及粗细、曲直、疏密、快慢、干湿、浓淡等变化，反映了画家的绘画风格和精神意志。

　　用圆孤线和蛇曲线造型是林风眠笔下的女性有别于其他人物画家的一个显著特点。林风眠画的美人，从瓜子形的脸型到娴静的五官，以及亮丽的黑发，几乎都用柔细的圆弧线构成，连双眼也是形如柳叶的两条弧线，虽然有时省略了点睛，却依然“眉目传情”。林风眠还用蛇形线描绘美人的衣衫，婀娜多姿，质感特强，含蓄而又十分得体。

　　林风眠独特的色彩语言同样具有强烈的抒情性，他自觉或不自觉地利用色彩对人们的心理作用来渲染气氛，以表达深刻细腻的感情。

　　三、韵律之美

　　林风眠笔下的“新仕女图”和传统中国画拉开了很大的距离，他采用的表现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化”的，但是，画面效果和作品所体现的意境，却又体现了东方诗意，具有浓厚的中国传统审美趣味。林风眠“新仕女图”的中西结合，就是以中国画的韵律感为骨干，画面中“形”的变化、转折，服从于韵律的“调度”。正如吴冠中所说：“他的画幅多方形，画中内涵多圆形”，然而“圆中有锐，寓俏于拙，这是林风眠画面迷人的重要表现手法之一。”

　　戏曲人物是林风眠“新仕女图”的重要题材之一。上世纪50年代初，林风眠探索和借鉴西方立体主义的方法，创作了大量以女性为主要描绘对象的“戏画”，如《红娘与莺莺》《贵妃醉酒》《白蛇传》《宝莲灯》《南天门》等。在林风眠笔下的这些舞美人中，中国戏曲旦角的独特韵味，得到了深层次的挖掘。那些瓜子形、椭形的俊秀面容，以及由各种几何形色块构成的物饰、道具，通过有机的组合，营造出一种错综复杂、具有音乐感的形式美。人们细加研究，就不难发现，《乐伎》中洋溢着盛唐敦煌壁画的风采，《霸王别姬》中蕴涵着汉代画像石的韵味，《水漫金山》中流淌着民间艺术的灵性，这是“纯粹的本土艺术”与西方立体主义的表现手法巧妙结合的产物。

　　在色彩的运用上，林风眠无疑也是独创的。他常常把水彩、水粉同墨一起使用，使作品既有较强的色彩感，又显得色调和谐、沉稳。他的“新仕女图”最主要是从中国陶瓷艺术中获取灵感和技术，尤其是得益于宋瓷透明性色泽的纯净及高雅的格调。

　　林风眠的高明之处在于，凭借对西方绘画特别是后印象派绘画的深刻认识，他用典雅的色泽捕捉一种可望不可及的美，使美人图中光与色的韵律融会进自己的理想和情趣，具有自然光色所不可比拟的表现力。

　　林风眠的“新仕女图”，题材多样，风韵各异，从无雷同之感。画中美人体态曼妙，优雅娴静；衣裙、水袖，设色隐约、含蓄；美眉、秀发，运线果断、疾速、遒劲。脸面的清晰、明丽与衣衫及背景的模糊、朦胧，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增强了画面的韵律感，而背景色调左右暗、中间亮，犹如舞台主角在聚光灯的照耀下产生的特殊光影效果。整个画面如瓷器般晶莹、温润、精致，美人形象更显风韵典雅、光彩照人。

　　当然，在林风眠的“新仕女图”中，黑白仍然是“主旋律”，其他色彩则是“和声”或“节奏”，是丰富主旋律的表现手段。它们相互协调、融会贯通，演奏出一曲震撼东西方的美妙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