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春山居图》的前世今生

图说：《富春山居图》局部（资料图片）

子曰：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大抵山水佳处，便是自然之美投射于人性最完满的所在。因此，不论崇儒、尚道或向佛，还是求学、为官或行旅，明山大川似乎总能激起历代国人的共鸣，唤醒久已沉睡的天真性灵，电光火石般的感受更是穿越千古，沉淀在民族文化人格的深层结构中。

在华夏的佳山好水间，富春江以其“山青、水清、史悠、境幽”的独特魅力，为历代的中国文人和知识分子所激赏，是谓“天下佳山水、古今推富春”。而在历代艺术大师所留下的传世墨迹中，则首推元代画坛巨擘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毕竟绘画比之诗文更为形象，较之书法则更有意境。

元代虽是甚为短命的朝代，但在绘画史上却意义非凡。中国画在唐以前多为人物画，唐以后山水画开始发展，并逐渐从写实转向写意。至元代，山水画终于迎来了自己的华丽转身，一跃成为中国画各科之冠，而其中的关键人物便是黄公望，故画界有“山水之变，始于赵孟頫，成于黄公望，遂为百代之师”之谓。

二

黄公望的一生可谓是典型的先儒后道，由官场而江湖的人生。

少有大志、青年有为的他历任书吏、掾吏，后蒙冤入狱，饱尝磨难，遂不问政事，浪迹山水，并入道教全真派。大约在知天命的年岁，此公选择于富春江畔隐居，并投入山水画的研究和创作，师法赵孟頫、董源、巨然等名家，晚年大变其法，跃身“元四家”之首。元顺帝至正七年(1347)前后，七十八岁的黄公望从松江归富春江，携好友无用禅师同行，由于二人交情颇深，黄氏遂答应做一山水画赠之，其后三四年间，他呕心沥血、辗转两岸，将毕生心得与才学诉诸画笔，终于1350年始告功成。卷作长达六百三十六点九厘米，画中秋景浩渺延绵，气度广远，其间峰峦叠翠，松石挺秀，云山烟树，沙汀村舍，皆疏密有致、变幻无穷，真有仙风道骨之神韵，非苍简朴厚之笔不能逮。清代画家邹之麟在题跋中称此作为“右军之兰亭也，圣而神矣”，代表了后世对此水墨山水巅峰之作高山仰止的共同心声。

四年后，八十五岁的大痴道人便驾鹤西去。生命的收官之作已然完成，不过，画卷的传奇却才刚刚开始。当初，无用禅师在接此画时即表示“顾虑有巧取豪夺者”，不知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命运的必然，此言竟一语成谶。其后六百多年间，画作劫波渡尽的传奇经历，让它成为华人印象里中国文化传承的经典记忆。

三

不少小说中，故事总要发生在某种对称的伟大结构中，一如《红楼梦》、亦如《战争与和平》，真实的历史往往呈现惊人的相似性。起始百余年间，虽历朝代更迭，兵荒马乱，画作却有惊无险地传承着，不过，一个巨大的悖论却在悄然形成——“通灵”的画作总是渴望邂逅痴情的知音，但是这样的相遇往往会改变甚至戕害自身的命运。

待到明代成化年间，《富春山居图》终于遇见了首位等量级知音——吴门画派领袖沈周，沈氏当即对此卷仰赏不已，大有相见恨晚之感，这在其后来的仿作题跋中亦可窥见——“大痴翁此段山水殆天造地设，平生不见多作，作辍凡三年始成，笔迹墨华当与巨然乱真”，兴奋之余沈氏便请友人做题，不料画作为其子干没，沈周万万没有想到，短暂的相遇之后却几于永别。后来画作现于市高价售卖，无奈敦厚贫困的沈周既无从计较，又无力买回，只能在无限的怀念与惆怅中背临一卷，悬于室中自赏，以聊慰情思。

在消隐了一段光景之后，明弘治元年(1488)，画作被苏州官吏樊舜举以重金购得，时年六十一岁的沈周得以再见此卷，兴奋异常，并亲自补记了一段题跋，又大赞其“全在巨然风韵中来”，多少弥合了此前相思难掩的憾恨。到了隆庆四年(1570)，此卷转入无锡画家、鉴赏家谈志伊手中，江阴书家王穉登和苏州画家周天球都于次年得以观览并写下观后记，后又归于京城一位周氏人家。

万历二十四年(1596)，时年四十一岁的晚明画坛泰斗董其昌购得此卷，其实董氏早已对此卷心驰神往，早在京城时，他便于每次朝参之暇，前往周府观赏。收入此画后，已过不惑之年的他如孩童般兴奋，将其藏于“画禅室”中，连呼“吾师乎，吾师乎，一丘五岳，都具是矣”，亦将之推为水墨山水画的扛鼎之作，正所谓“英雄所见略同”，董氏对此卷的喜爱程度丝毫不亚于沈周，但悖论又一次地统摄了未来的走向——董其昌晚年决定将画卷高价转给宜兴收藏家吴之矩，从而彻底改变了《富春山居图》的命运。

四

悲剧不期而至，吴之矩在临终前，将画作传与三儿吴问卿，此人对画卷的痴迷较之沈周、董其昌竟有过之而无不及，据传他将画卷“置之枕藉，以卧以起;陈之座右，以食以饮”，可见吴氏已由痴迷而进入癫狂的境地——这又与沈、董对《富春山居图》的极度推崇直接相关。甚至在明亡清兴的战乱岁月里，吴氏宁可舍弃家财万贯，唯独携此卷一同逃难，其命运与共的精神令人动容。

然而，又一个巨大的悖论也随之而来——痴狂的爱让画卷在刀光剑影的乱世得以幸存，同时，这份走向极端的爱却要求它与自己的生命共同消逝。其友邹之麟曾将此卷比作“画中兰亭”，更加深了他对巨作的迷恋之情，或许他也想如唐太宗那般将《兰亭序》带入陵寝陪葬，使人画万古同辉。

吴氏在生命的弥留之际，便做了这件至今仍为后人不耻的事情——火焚画卷为自己殉葬。幸运的是，正当千古巨作将毁之时，其侄吴子文迅速从中抢出，无奈前段已经过火，画卷仍部分焚毁。于是，《富春山居图》一分为二，世间再也无人能欣赏到原作的全貌。前后两段画卷，就像那绝美的一蒂双花，原本亲密无间、紧紧相依，却被狂风吹散，从此在各自命运的流转中孤单飘零、渐行渐远。

令人欣慰的是，此卷被吴子文救出后不久，被极富鉴赏力的古董商人吴其贞发现，他将前段去掉烧焦的残片，精心装裱后定名为《剩山图》;后段乃原作主体，装裱时为掩盖火烧痕迹，特将原位于画尾的董其昌题跋割下挪至画首，这便是后来乾隆得到的《无用师卷》。重新装裱后的两幅画卷虽已不复原作全貌，但画中清润的笔墨、绵远的意境得以保留，已是不幸中的万幸。

五

《剩山图》于康熙八年(1669)为清初大收藏家扬州王廷宾购得，之后便杳无音信，隐匿世朝。《无用师卷》因是画卷主干，历来都极受重视，为数位藏家——丹阳张范我、泰兴季寓庸、余姚高士奇、松江王鸿绪先后收藏，后又被精于书画鉴赏的天津盐商安歧购得，一直被精心保存，视若奇宝。

乾隆十一年(1746)冬，安氏家道中落，此卷为清宗室傅恒收进，遂进入内府。有趣的是，弘历此前已得一件《富春山居图》(子明卷)，乾隆虽自诩擅书画、懂鉴赏，但其将《子明卷》定真、《无用师卷》定伪的荒谬论断，让我们知晓了他的真实水平。事实上，与乾隆关系甚密的诗人沈德潜，早先已为《无用师卷》题跋二则，视为真迹，弘历却讥讽沈氏“误鉴”，并于次年题诗一首，批驳了沈、高、王的“目迷”，令人啼笑皆非：

高王目迷何足奇，压倒德潜谈天口。

我非博古侈精鉴，是是还应别否否。

历史与文化的诡谲在于，对于个人(乃至皇帝)可悲之事，往往对于集体、对于后世是可喜的。这一点在乾隆与《富春山居图》的关系上尤为明显，令他一生倾倒的《子明卷》实乃伪作，弘历却在此卷上题跋五十四次，印鉴累累，凡空隙处，几乎为之充塞，于乾隆而言的确可悲;但对于真迹《无用师卷》，反因可悲的误判而免遭圣手的“毁容”，保持了原有的空濛江景，留存了艺术的独立性和完整性，依然清新似往，玉面如初。

值得肯定的是，乾隆认为《无用师卷》虽系伪作，却“有古香清韵，非近日俗工所能为”，仍以二千金买进，这一“荒谬后的英明”之举，让该卷躲开了世间战乱的豪取，规避了阴邪之徒的巧夺，得以在乾清宫中静静地存放了近两百年。万千喧嚣归于沉寂，历经沧桑、形容憔悴的“山水长卷”终于可以整肃一下倦容与疲态，平抚一下呼吸和心跳，以更加淡然、从容地心态静待又一次的命运安排。

提要：《富春山居图》荣辱浮沉的传奇经历，真乃中华文化传承之缩影！其中的幸运、诡谲与哀愁，在一次次的偶然、极端、巧合与悲剧中渐渐释放，进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接力的隐喻和象征。

六

历史的车轮悄然驶入二十世纪，沉寂了二百五十多年的《剩山图》再次面世，识破它真容的正是江南鉴定界“一只眼”、书画大师吴湖帆。

1938年秋，吴湖帆卧病于上海家中。一天，汲古阁老板曹友卿前来看望他，随身携了一张刚得的破旧画卷，顺便请他鉴赏，吴湖帆定睛一看，只见画面雄秀俊逸，山水苍茫，神韵非凡。但画上无款，仅书“山居图卷”四字，吴氏不愧为鉴定大家，他从画风、笔意、火烧痕迹等处反复研究，结论不由脱口而出：“乱世出奇迹，真没想到三百年后又能见到大痴道人的火中之宝。”曹氏一听此言，知是至宝，自不愿转手。吴湖帆不顾病痛，几番交涉，以家中珍藏——商彝古铜器“周敦”与之交换，终得此残卷。更为神奇的是，大病就此霍然痊愈，或许正是因董其昌所言“画中云烟滋养”所致。

新中国成立后，书法家沙孟海风闻《剩山图》藏于吴湖帆家中，当时他正供职于浙江省博物馆，历经战乱洗礼的他，深知国宝在民间保存的凶险，只有国家收藏才是万全之策。于是，沙氏多次去沪与吴商洽，无奈吴湖帆酷爱此卷，且得之不易，绝无意转让。锲而不舍的沙孟海仍不断往返于沪、杭，并请出钱镜塘、谢稚柳从中周旋，为沙孟海的至诚之心所动，最终同意割爱。

1956年，《剩山图》落户浙江省博物馆，并成为该馆的“镇馆之宝”。正所谓“名花有主”，这厢方才收敛倦容，不问世间风雨。不过，安享奢华待遇的《剩山图》仍心有所系，那便是它“另一半”的下落。

七

如前所述，《无用师卷》在乾清宫中静静地存放了将近两百年，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秘密策划了“国宝大迁徙”行动，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南京中央博物院总计五千多箱文物，分三次从南京下关码头运出，驶往台湾基隆港，1965年起便一直存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而黄公望的《无用师卷》以及伪作《子明卷》均在其中。

或许谁也不曾料想，命途多舛的《无用师卷》竟会离开大陆，来到一海相隔的宝岛台湾，与天堂杭州的《剩山图》隔海对视，望眼欲穿。这是文化的乡愁，也是每个中国人心中的乡愁!噢，乡愁也是两朵原本同蒂的花儿，一朵在这头，一朵在那头。本是并蒂花中俏，何奈随风隔天涯!

幸运的是，在多方努力之下，今年六月一日，浙江省博物馆《剩山图卷》正式启程赴台，与《无用师卷》合璧展出两个月，盛况空前，轰动海内外。合璧展出期间，观众超过五十万人次，其中不乏国外专程赶来的专家和艺术爱好者，但多元文化间毕竟横亘着巨大的鸿沟，真正的共鸣、感动和哀愁只能来自华夏子孙的目光，来自这个饱受磨难、历尽劫波的伟大民族脚下的土地。两朵飘零已久的花儿重又依偎，尽管时间是如此短暂，却也是如此销魂，如此刻骨铭心!

呜呼，《富春山居图》荣辱浮沉的传奇经历，真乃中华文化传承之缩影!其中的幸运、诡谲与哀愁，在一次次的偶然、极端、巧合与悲剧中渐渐释放，进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接力的隐喻和象征。六百年沧海桑田、斗转星移，不变的却是一个民族对于精神文化的虔诚和仰望，对自身过往和未来的探寻与追问。是的，一个民族需要有人耕耘大地，更需要有人仰望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