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窑,历史上惟一以君主姓氏命名的瓷窑,同时,也是惟一一个久已被历史的尘埃深深掩埋得踪迹全无的官窑。自明人张应文: “论窑器,必曰柴、汝、官、哥、定,柴不可得矣”之浩叹而后,就再无人敢指证何为柴窑之器了。于是,在中国青瓷蔚为大观的名品佳器中,随着“秘色瓷”玄奥且令人向往的神话被法门寺出土的账册上寥寥数语一举洞破后,便惟有这“雨过天青云破处”的柴窑器,普天之下竟连一件公认的标准器都没有,竟真的令人既不可望,又不可及的摸不着边际了。
自柴窑被众口一词地认定必在郑州左近以来直到前不久,赵青云先生从柴窑村采集到的瓷片标本仍无一片青瓷,郑州一带,河南省考古所的工作者们几近铁鞋踏破,而这神秘的柴窑依旧踪影全无。可谁曾想到,正当人们闷头在河南郑州附近绞尽脑汁、费尽心力地苦寻不得时,多年从事黄堡窑考古发掘工作的禚振西女士却小心翼翼地冒出了句: 五代时期黄堡窑青瓷精品,很可能就是柴窑。这一沉重的命题就这样被她率先抛了出来。
此语一出,指责之声即充耳不绝,因为,古人之赞美青瓷当以柴窑为至尊,是故,又有谁愿意这几被尊为青瓷王冠上宝石的柴窑出自别家呢?可是,官、哥、定、汝、钧等北宋官窑的荣耀已被两河尽占,这位列古代青瓷之首的柴窑,此番却真的要从周秦文明故里、晋唐文化的摇篮中喷薄而出了。
当伴着新世纪第一抹晨曦,赵青云先生等开始为汝官窑慢慢画上句号时,笔者却被西北大学周晓陆教授告知,他们对柴窑的研究出现新的突破,旋将其几个研究生撰写的专论送给了我。当阅罢这篇文字和仔细观看过作者附送的几片五代黄堡窑地层出土的天青釉瓷片后,我似乎感到,中国青瓷研究中一个最大的悬案,正依稀从重重的历史迷雾中步出。
亲眼见识这一惊世命题的破解过程已是当务之急,于是,春节刚过,笔者便急不可待地登上了西行的列车。到达古城西安的当天上午,在周晓陆先生引导下,我们直奔黄堡,驱车不数小时,古耀州已尽现眼底。
那是关中平原逶迤而北向高原过渡的一片丘陵和台地,那是雨雾迷蒙的一个近午的时分,当车子戛然而止停在一道山溪旁时,透过眼前突兀壁立的黄土坡断面,你决不难联想到“十里窑场”时的那种热闹非凡的场景。
耀州窑遗址博物馆静悄悄地开启了它的大门,四个陈列厅中最令我们感兴趣的当然是五代部分。天青、粉青、灰青而近乎月白的釉色是这一时期耀州窑极特殊的品种,且这类釉色的器物中,有不少件无疑应列身官窑器,被乾隆帝提及的“茶色柴”,在此当能看出些踪迹,因为,这些器物造型之规整,釉色之亮丽柔美已远非同时代民窑器所可以比拟了,特别是一件高足镂空的台盏,摆明就不是民用之器。坐谈中,薛东星馆长小心地躲避着一些过于敏感的话题,但他还是同意,将尽可能全面地为本刊撰写一篇关于黄堡窑五代天青釉的专论。
在陕西省考古所铜川工作站的库房中,我们见到了更多、更精美的五代天青釉瓷片和一些初步复原的器物,其中许多器物所呈现出的线条之华贵、修坯之精细、色泽之润美、釉面之亮丽,都达到了同时代民窑器所绝难到达的高度,更何况五代天青釉“官”字款瓷片的大量发现,已经实在令人不好再做别的解释了。因为,历史上并无黄堡官窑的说法,而这些出土物又足以证明五代时耀州瓷场中确实在烧造御用瓷,那么,在这后周柴氏崛起的大后方,它若不是柴窑又会是谁呢!
在《五代黄堡窑址》发掘报告中,杜葆仁、禚振西认为:直接出自黄堡窑五代地层中的“官”字款青瓷意义重大,其所产青瓷,“不仅是北方最好的,在全国也堪称上乘,其胎釉和装饰工艺比同时期的越窑并不逊色,似在全国敢执牛耳,居于领先地位。”禚先生等将出土物与传世的“东窑”器作了比较,认定 :“以前人们所说的东窑,实际上也是指五代黄堡窑所流传下来的作品,是五代时在黄堡窑烧制出来的。”最精彩的一段文字指出: “人们已经注意到了东窑和北宋官窑、汝窑、南宋官窑有某种联系,如小山富士夫说‘北宋官窑有许多东窑的风格’,东窑又‘酷似汝窑’,叶麟趾说‘东窑仿柴窑’。毫无疑问,五代黄堡窑是宋耀州窑的前身,时代上要早于宋代汝窑、北宋官窑,更早于南宋官窑 ;又出土了许多‘官’字款青瓷”。
但禚先生近年不大谈柴,然沉默的背后似不是放弃,而是正在加速的积累中。大量已修复完成的精美五代“诸般颜色”的器物被运回了西安的大本营,若仅仅是为了给黄堡窑锦上添花,五代的发掘报告已经完成,这积累虽不能说有蛇足之嫌,亦似略显过分,所以,禚振西先生显然是在准备着为柴窑正这个名分。或许正是原于这一考虑,位于古耀州,离小小的黄堡镇尚有一段距离的五代窑址,最终被谨慎地命名为“黄堡窑”,而事实上,其与北宋耀州窑遗址处于同一区域内。当然,在没有找到铁证如山的五代官窑场和确切的文字记录之前,柴窑的名分尚难有定论,然问题的点破却能引发有关部门的足够重视,以争取到更多的经费支持,以通过更大规模的发掘和进一步的研究来彻底揭开这一诱人的谜底无疑大有裨益,现摆着汝官窑的发现经过就是一例。
不久前,河南考古工作者对青瓷瓷片的采集似又有进展,于是禚振西女士只身前往一探究竟,但依笔者看来,即便河南出现五代天青釉等色窑址,从情理上讲,也应当是“仿柴窑”的“东窑”之类或者直接来源于黄堡。因为,从柴窑在“河南”、“北地”等历史文献的说法上看,地望似当在今关中北部,柴周夺下今河南全境,遂都于汴,并在历史上瓷业同样发达的河南仿柴窑品味新创官窑作坊,试烧官器,并相对于西面的原黄堡柴窑呼之为“东窑”亦属情理之中。
周晓陆先生关于“柴窑就是五代耀州窑瓷器中的精品”说是对禚氏说的进一步阐述,目前亦处于假说的阶段,但无论是他们为之做出的文献考证、征引、重新诠释和标本采集中得到的实证,还是情理的推测上,却完全立得住(文见本刊同期)。
五代后周世宗柴荣以八百里秦川为根据向东进入中原逐鹿,且以君主之尊,下令大后方的耀州瓷窑烧造御用之器当最为便利,也合乎情理; 不数年,中原普定,未曾想赵匡胤竟黄袍加身,“黄堡官窑”停烧当为必然的结局。因为,赵氏谋夺了柴家的天下后,断不会采用柴窑之器为御用,此亦情理中事,于是,原本就是在学习并发扬光大汝、越诸窑的“黄堡官窑”天青、粉青、灰青、茶色诸釉,在五代时期短暂地大放异彩后,于北宋后突然改成了近乎清一色的类似橄榄绿的豆青色,而天青、粉青诸色终于在北宋神宗年间于汝窑崛起并独步天下,当然也就更是情理中事了。
或者与“秘色瓷”解秘后的“原来如此”大体仿佛,这“青如天、明如镜”的柴窑器尚不至真的绝迹,只是我们对面相逢难相识罢了;或许正如周晓陆先生指出的,现藏于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的这件五代耀州窑倒流壶就是柴窑器!或许谁的手边正摆着一件乾隆帝求之若渴的“茶柴”;或许不久的将来禚振西先生会举出足以惊世的诸多例证来诠释她所创立的这一命题。总之,在二十一世纪最初的振奋中,或许便有这柴窑悬案的大白于天下,因为,我们今天至少已看到了这希望的所在,因为,这天大的历史迷雾中已明晰地透出了一片“雨过天青云破处”般的灿然。
诚愿本篇报道和署名聂晶磊的专论能重新开启这个敏感的话题,诚愿接踵而来的各种观点的专论能促成这一历史悬案的最终解题。
(图片由陕西省历史博物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