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浦生青花讲堂：唐青花

  唐青花多为外销瓷，而且是当时的一般商品，难以保存至今。唐青花瓷的研究是建立在出土和出水的器物资料之上的。

　　1975年，扬州唐城遗址出土了一块唐青花枕片，长8.5厘米，宽7.6厘米，厚0.6厘米，釉层为0.01厘米。青花呈蓝色，有小黑点散于青花图案之上，纹饰为散叶纹与菱形纹。胎色灰白，有细小开片。

　　1983年秋冬之际，在扬州唐代罗城范围内又陆续发现了一批具有唐代造型特征的青花盘、碗、壶残片，轰动一时。唐青花顿时成了国内外陶瓷考古界的热门话题，并被列为当代中国陶瓷考古的重大成就之一。此后，在原唐城遗址范围内又连续发现了20余片青花瓷残片。2002年，在扬州古城出土了一件花卉纹残执壶，高16.5厘米，造型、青料和纹样都具有典型的唐代特征。颈部粗短，长圆腹，圆管形短流，青料发色艳蓝，特别是腹部纹样，为菱形花叶纹。

　　1998年，黑石号沉船中出水了三件唐青花瓷器。

　　2002年~2003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河南省巩义市唐三彩窑址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唐青花瓷的实物标本。2005年至2008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巩义白河窑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了以烧制唐代白瓷为主的唐代窑炉，还有唐青花瓷片，可看出的器型有圈足碗、葵口碗、套盒与枕。

　　2007年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一座唐代墓葬中出土了两件唐代青花塔形罐。白瓷胎，两罐形状相同，由盖、罐、底座三部分组成，器盖呈塔刹状。这两件唐代青花塔形罐是首次发现的唐青花完整器，为研究唐代青花瓷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完善，唐青花的面貌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青花瓷起源与钴蓝

　　1950年以来，在河南、湖南、山东、陕西等地曾多次从春秋战国以后的历代墓葬中出土过各种类型的琉璃人造饰品。经过对它们的化学组成和显微结构进行分析，证明带绿色光泽人造珠的主要着色剂是铜，带蓝色光泽的主要着色剂是钴。春秋末河南固始县侯固堆出土的蜻蜓眼绿琉璃基体上，配有蓝白两种色调的琉璃。湖南长沙楚墓中出土了蓝琉璃珠。经过对这类蓝琉璃作电子探针成分分析，发现蓝色琉璃的着色元素是钴，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境内所发现的最早的钴蓝。

　　除以上两例外，在考古发掘中，还有如下与钴蓝相关的考古器皿出土：湖北出土嵌有钴蓝饰件的越王剑；江苏铜山县出土有钴蓝彩的东汉玉雕小兽；山西太原北朝墓中出土过一批蓝釉陶器。唐三彩更是集钴蓝运用之大成，唐三彩中的蓝彩器把钴蓝单独运用于瓷胎绘画——对青花的起源有直接的影响。在唐三彩中，含蓝彩之器比较珍贵，全蓝彩器则最为名贵。唐三彩的制胎原料有陶胎和高岭土两种。高岭土胎唐三彩的烧成温度在900℃，高岭土没有瓷化，所以它仍然是陶器，而唐青花是瓷器，烧成温度在1100℃以上。

　　青花瓷起源与白瓷

　　白瓷以含铁量低的瓷坯，施以纯净的透明釉烧制而成。湖南长沙窑东汉墓已出现早期白釉器。河南安阳北齐武平六年(575)范粹墓出土了比较进步的白瓷。陕西西安郊区隋大业四年(608)李静训墓出土了成熟的白瓷，胎质洁白，釉面光润，胎釉中已不见白中闪黄或泛青的现象。1959年，河南省安阳市豫北纱厂张盛墓出土了80余件瓷器，其中绝大部分是白瓷。唐代是白瓷的极盛时期，其中以邢窑和河南巩义窑为代表，而当时南方瓷窑多生产青瓷，它们是越窑、岳州窑、洪州窑和婺州窑，尤其是越窑为皇家生产精美绝伦的宫廷用瓷——秘色瓷，故在陶瓷史上，唐代的瓷业生产有“南青北白”一说。

　　白瓷的釉是高温透明釉，对瓷胎的白度要求很高，因此在部分胎质较粗和灰白色的瓷胎上，必须先施化妆土，以增加烧成后的白度。到中晚唐时期，许多生产白瓷的窑口已经使用高质量的坯料，因而减少或不用化妆土，白瓷精品已经达到胎薄釉润，光洁纯净的水平。

　　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李家治教授等对河南巩义黄冶河、白冶河瓷区窑址中的白瓷片进行了研究，并将河南巩义白瓷和河北临城邢窑及景德镇瓷做了对比，得出结论：河南巩义隋唐时期烧造的白瓷应是中国最早出现的精细白瓷之一。而高质量的白瓷对青花——这种白蓝两色相间瓷器的起源有直接的影响。

　　青花瓷起源与釉下彩

　　釉下彩的装饰手法是有序发展的。西晋晚期，青瓷上即出现了褐色点彩，东晋时普遍使用，并发展到条彩、块彩、斑彩。这种彩绘多出自浙江的青瓷窑系。

　　浙江省临安县吴越王钱镠之母水邱氏墓出土的越窑青釉褐彩如意云纹罂、越窑青釉褐彩如意云纹镂空熏炉是六朝时期浙江彩绘瓷的继续。

　　唐代长沙窑的褐绿釉釉下彩绘瓷，是早期釉下彩瓷史上的一个高峰。彩瓷的早期是斑彩、条彩装饰，中、后期进一步发展成为釉下彩绘工艺。唐代长沙窑釉下彩绘瓷，以铁或铜为主要着色剂，在瓷坯上直接绘图案纹样，题材有诗文、随笔写意、人物、建筑、动物等，然后再施青釉，烧成釉下褐彩、绿彩瓷器。在唐三彩中有与长沙窑执壶造型相同的粗颈执壶，这种造型是唐代器物的时代风格。

　　青花瓷起源与中国古文化审美观

　　任何物质文明的发展，除了生产力的因素以外，时代、社会背景也是重要条件。

　　唐代是繁荣昌盛的大帝国。陶瓷艺术中最能表现盛唐气象的是唐三彩。三彩釉器物绚丽斑斓，富有浪漫色彩，反映了唐人的生活意趣。凤头壶、龙首杯等具有异域风韵的新造型，表现了唐人对异域文化广收博采的自信与气魄，而三彩陶俑就是那个时代的艺术记录。发达的交通，繁荣的商业，都为陶瓷制品准备了市场。盛世出佳器，后来一度成为中国瓷器主流的、被外国人誉为“国瓷”的青花，起源于唐代，不能不说是历史的产物，时代的产物。

　　六朝青瓷上，褐彩装饰的主要着色剂为铁；唐代长沙窑釉下褐彩、绿彩分别以铁或者铜为着色剂；唐三彩有绿、黄、蓝、白等多种色彩，但以黄、绿、白为主，它们的着色剂也是铜和铁。综上所述，钴仅仅在唐三彩的蓝彩中才能窥见其身影，而且带蓝彩的唐三彩是唐三彩中的珍品，这从一个侧面说明钴的珍贵稀少。为什么钴能“后来者居上”，在青花上大放异彩呢？

　　生物界的“物竞天择”规律同样适用于人类的社会生活中。不过此处的“天”不是自然，而是人类的文化意识沉淀，这种文化意识的沉淀是以造成这种沉淀的物质的潜在表现力为基础的。

　　和东方中国人的宇宙观有根本联系的“阴阳五行说”认为，青色是一种吉祥之色，它是与春天、东方、木、龙、肝脏相对应的。于是，有了青阳、青春、青年、青云、青运、青蛾、青霞这些美好的词汇。《礼记·月令》中记述，天子有这样的习俗，在立春之时，骑上青马，穿上青衣，带上青玉，在东郊迎接春天。官家如此，民间呢？乐府民歌《陌上桑》中，以“青丝为笼系”来衬托采桑女子的美貌，可说明民间对青色的宠爱。

　　当然，“青”色在中国古代也牵涉到绿色和黑色，但这并不否认“青”色主要为蓝色之意。青，本意指靛青，是从蓝草中提炼出来的，色泽比蓝色更深。《荀子·劝学》中“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就是纯从色彩举例的，这是中国文化从色彩上对青——深蓝色认识的一个例子。

　　1676年，牛顿用三棱镜做了著名的光学试验，发现白光可分散为色谱，这是18世纪-19世纪自然科学的重大发现。这个试验后来引起歌德对光、色的兴趣。但他对光谱并不在意，而是醉心于他的“生理学色”——说明人类眼睛所反映的色彩并向纵深发展的研究。他在《色彩论》中认为：黄色和蓝色是两种纯色。它们受到光照时，色彩显得相当明亮和生动。歌德的理论并不否认牛顿的真理，而是将牛顿七色光谱应用于日常生活的一个例子。它道出了色彩极其直观和可感的现象。

　　在中国文化中，将黄色作为天子的象征，红色亦象征热烈与至高无上，黄、蓝、红三色把色与龙、吉祥相连，除了其他原因，与这三色在阳光下的表现力是有关系的。这种表现力对人来说是直观的感觉，而对物质来说是潜在的能力。

　　青花对白地的选择，从感官上来说是最适宜的，这无需做过多的解释。而且当时巩义窑出产高质量的白瓷，以白色为地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有趣的是，青花色彩的搭配与现代美学中所认为的“蓝白两色相配是永恒色”的观点不谋而合。

　　我们可以做这样的结论：唐代帝国的繁荣昌盛、中华民族的宇宙观和中国古文化审美观是青花起源于唐代的潜在因素。青花是中国古文化审美观为适应外域审美观而进行的一种选择。

　　青花瓷起源与外销

　　中外交流，首当其冲的是贸易，埃及从8世纪开始制造的各时代的中国瓷仿制品，是与中国瓷器同时代的，如果文献没有记载的话，现在也许很难查证谁为先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就是交流融合。唐青花图案中带异国色彩，也是这个原因。

　　日本陶瓷专家三上次男先生曾经在《陶瓷之路》中谈到中国对埃及社会的影响：埃及从8世纪开始到15世纪、16世纪，接连不断地进口了不同品种的中国陶瓷，只要新品种的中国陶瓷一出现，无论在哪个时代，埃及马上就有它的仿制品出现。进口三彩后，马上就有埃及三彩，白瓷的仿制品有白釉陶器，越窑瓷的仿制品有黄褐釉陶器，青白瓷的仿制品有青白釉陶器，青瓷的仿制品有青釉陶器，青花瓷的仿制品有白地蓝彩陶器等。这种热潮不只在埃及，在波斯和土耳其也同样如此。波斯在8世纪-9世纪左右，从中国输入了唐三彩、邢窑白瓷以后，立刻就出现了华丽的波斯三彩和白釉蓝彩陶器，但它们只是基本采用了中国陶瓷样式，在各种类型中都加进了波斯风格。

　　大唐盛世，海内外交通发达。唐代对外海路交通，从广州湾起航，经印度半岛南端，经阿拉伯海，到达西亚以至非洲。这条路线，现在被称之为“陶瓷之路”。当时，河南洛阳是中原地区的大都会，是中国对外关系中水陆交通的交汇点，是“丝绸之路”的东端，是外国商人水路经广州、洪州、扬州再换陆路而抵洛阳，再西去长安的必经之路。巩义市位于洛河边，由洛河直去洛阳，运送瓷器，十分方便安全。

　　在7世纪至12世纪的埃及福斯塔斯特遗址中，出土了六七十万件陶片。参加福斯塔斯特遗址发掘的美国研究中心的斯堪隆曾经讲过：中国陶瓷不只是从有限的少数房屋中出土，而是几乎所有房屋中都有出土。所以在福斯塔斯特，中国陶瓷一定是在相当多的家庭里普遍使用着。当时这里的富足和一般居民的生活水平要比我们想象的高得多，《天方夜谭》中开罗的繁荣富裕景象绝不是无稽之谈。如前所述，中国陶瓷对埃及社会的影响是很大的，那么是否有这种可能，在埃及福斯塔斯特遗址中出土的六七十万件陶片中，有唐青花瓷片，只是因为我们没有认识它，使它与当地的蓝彩陶片良莠不分。因为当时埃及以及中东地区的蓝彩陶片的仿制技术是很高的，唐青花处于青花瓷的起源阶段，从发现的完整器与瓷片观察，瓷化程度并不是很高，纹饰风格阿拉伯化，因此比较难于辨认。

　　洛阳附近的巩义窑场，位于洛河边，具备良好的制瓷条件与技术，对外交通便利，这些都是青花瓷起源于唐代巩义窑的催化条件。唐青花的图案多具阿拉伯风格，且多在唐代中外贸易交通要塞扬州出土，而完整器国内基本不见，这些都可以说明唐青花是最早的青花外销瓷，且多销于喜爱蓝绿彩陶器的中东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