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集邮团体兴衰史（二十一）

为什么集邮?集邮有什么意义?集邮的目的是什么?我国早期集邮者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是模糊的，各人的看法也是不一样的。在集邮团体内，每个成员的观点也不可能一致。而集邮团体中的骨干分子对上述问题的理论，对发展新成员影响甚大，它关系到集邮团体能否蓬勃发展和社会各界人士对集邮团体的评价。 在中华邮票会成立初期，该会主要成员对集邮的看法，主要有3种：一是周今觉的“集邮高尚论和增值论”；二是袁寒云的“弧芳自赏自娱自乐论”；三是张景盂的。“集邮乐趣兴智怡情论”。三者皆言之有理，其中也有些共同之处。但各人侧重点不同，也就各自成章，自成体系了。 周今觉在1926年7月应邀，在上海开洛电台发表集邮演说时曾讲道：“集邮是王者娱乐消遣的勾当”，是“游艺之王，王之游艺”，也就是集邮是王者的嗜好。此说把集邮抬到如此“高尚”，使一般平民百姓望而却步。此说无意中道出，集邮人至少应是王孙贵族豪绅名流之辈，一般大众可望不可即，亦无力入伍矣。周今觉又说：“集邮乃投资储蓄的性质，若是票子买得合宜，五年一小长，十年一大长，有进无退的。”这就是说集邮是可以赚钱的。此说相当有吸引力；也有些人由此走上集邮之路。但事实是许多人集邮多年，花了不少钱和精力，到头来并未赚到什么钱。怀着赚钱目的而集邮的人，当他的目的无法达到时，他就中途放弃集邮了。 袁寒云在1927年4月撰写的《说邮》文中曾说：“盖人之集邮，或待善价而求沽，或将争雄于坫坛，或矜奇炫异，或夸富斗豪，若予则仅求自善者存之，赏心悦目，聊以自娱，不拘泥于其贵贱多寡也。斯趋舍不同，而境亦殊矣”。袁寒云的“孤芳自赏自娱自乐论”博得了一些人的赞赏。此说重在集邮的动机，轻于目的。如何“自赏自乐”?有何意义?能达何目的?其意未尽，认同者亦不多矣! 张景盂是中华邮票会第9号会员，苏州邮商，该会成立时曾被推选为评议员。他在1926年冬撰写的《集邮之乐趣》一文中，对集邮的意义、性质、目的作了详细的阐述，不仅得到一般集邮者的好评，还得到公众的认可。 张景盂写道：“搜集邮票，最有趣味，因其富于美育性质，易动人好。故欧美人士，竞喜集之，以作遣兴消愁之助，兼收参证观摩之益”。 “集邮之趣，人初不知之，殊不知此事为最文雅最高尚之娱乐，断不可以儿戏视之。”。 “集邮之事，与文化、史学、艺术等均有密切的关系。故较乏好骨董者，更饶兴趣，且不必耗巨额之金钱，已可获得种种学问上之利益，不若古玩之定重价搜求，而徒供鉴赏而已也。” “集邮为普及之娱乐品，如文学家、法律家、医学家、科学家等，于神疲思倦之时，将所藏邮票流连把玩，即可以怡情悦性，解闷消愁。至劳动界人士，工作余暇，倘能偶一展示，亦可以乐此不倦。盖其图案色泽，各擅五花八门之妙，殊足引人入胜也；且集邮之举，无妨正业。吾人于公余之暇，藉此消遣，不啻与良朋友相对，其乐可胜道哉。” “或有喜在球场击球者，当百脉沸张汗珠透体之时，苟将邮票披览之，即可以心泰神舒，气安体适；”“集邮之风，苏俄最甚。元首卿相，贩夫走卒，凡稍具常识者，无不嗜之，固不特备娱乐而已，且有利益可获也。” “集邮固不必过事消费，如古董家之搜集中国古磁、东方毛织之类定须重价以求也。且邮票本为微细之物，携带极便，虽不若名画法书之可以装潢悬挂，然苟聚之成册，偶一展玩，则审其图案之精美，考其发行之原因，亦几如山阴道上，应接不暇。悦性怡情，斯乐决非庸俗所能知也。”“搜集邮票，又可增进史学知识，盖自十九世纪以降，各国大事，恒可于邮票图案上窥见一斑。不若古玩之仅供赏鉴，无甚学问上之利益也。苟吾人于邮票图案，每种详考其用意，而附记其事实，定能成一巨帙，为史乘别开生面之著述，并卷有益，其乐何如。” “总之搜集邮票，与搜集古钱，虽同嗜好，然一则仅有把玩鉴赏之乐，一则又可于知识界上获益不少，且如各处之风土山川，不能遍历游览。搜集邮票后，察其所绘之图案，藉此可当卧游。惟吾人于搜集之初，宜定其范围，苟过于奢求，易生欲望。凡事皆宜适可而止，自能乐在其中。否则贪多务得，宁非大悖集邮之本旨，尚何趣味之足云哉。” 张景盂的《集邮之乐趣》一稿，全文约2500字，以上仅摘其主要部分。张景盂对集邮的意义作了透彻全面的介绍，是一篇宣传集邮的佳作。但与周今觉的集邮演说各持一端，相差甚远。可是，张氏的文稿投给周今觉会长，周今觉还是决定发表，刊登在《邮乘》第二卷第四期(1926年12月30日出版)，并以“寄闲”之名，附上编后语：“景盂君此篇之旨趣，与周今觉君在开洛公司之演说，相反而实相成。盖景盂君为初步集邮者说法，今觉君则为已成之集邮家，更进一步而言之也。得今觉君之言，邮学之道乃尊；得景盂君之言，邮学之效乃广。吾愿一般人士，略节其饮博嬉游之贵，而从事于集邮，不必夸多斗富，而自然乐在其中。行见全国流行，寝成风俗，东亚邮运，有不日见昌大者，吾不信也。寄闲附识。” 由此可知，周今觉会长也已认识到普及集邮知识，宣传集邮意义对发展中国集邮的必要性。但是，中华邮票会的会刊，不论是《邮乘》、《邮学月刊》或是《邮典》，均很少刊登明白易懂、便于社会公众理解和接受的普及集邮的文章，而是大量登载研究古票的文稿，开口“大龙”、“万寿”，闭口“红印花”、“商埠票”。使初集邮者望而生畏，却步不前乃至改弦更张。就此而言，也是中华邮票会发展缓慢的症结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