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集邮团体兴衰史（四十三）

在15名美国籍中华邮票会早期会员中，自署邮商者有二人，一是46号薛多尔；二是132号尤勤•克莱恩。而26号任乐德则署集邮家兼邮商，72号梅赞文署集邮兼营业，其余11人皆署集邮家。 薛多尔和克莱恩均是集邮史上著名的邮商。 薛多尔（Theodore Siddall，≈1880-1935），美国人，年轻即来华，约在1910年即在上海经营邮票买卖，并先后加入外侨组织的上海邮票会和中国人组织的中华邮票会。1988年4月，《上海集邮》曾披露一件贴有上海邮票会会花，由薛多尔于1923年10月19日由上海西华德路第6邮政支局寄给在美国费城尤勤•克莱恩收的挂号实寄封，这个实寄封尺寸较大且超重，可能附寄了不少集邮品。从中还可知，薛、克两位邮很早就有往来，相互交换买卖美国和上海两处邮品。 薛多尔在中华邮票会成立当年就入会，其通讯处为上海昆山路花园弄15号（15 Park Lang Shanghai）后迁20 passage 103 Rue Stamislas Chevoleer Shanghai（1930、1931），经营买卖世界各国邮票。在其会刊《邮乘》二卷四期刊有薛氏广告：“分类选票簿，有每票一分、二分、三分、五分、一角五种。每一分簿，其中皆每枚一分之票，有一千五百种不同样，在美国目录中，只有四百余种，其价低至美金一分者，而余则只取英洋一分。有许多值美金八分之票，亦标一分之价，其廉极矣！又华邮贵票，亦有多数出售，且愿出价买进。”（1926.12.30出版） 薛多尔早在1925年就编印英文版的中国邮票目录，是在中国出版的最早的标有邮票价格、供集邮者专用的中国邮票目录。集邮家张赓伯介绍说：“中国之有邮票年鉴，似以薛多尔氏之《Catalogue of the Stamps of China and Chinese treaty ports》一书为最早，发行于民国十四年，图解鲜明。彼时之票价奇贱，大龙全套新票只墨银八元二角半，旧票仅六元。大龙无齿全套为七十五元；尤寿日版全套不足十四元，上海版全套亦不过一百二十元；日版帝国一次则为五十元；北海票约五十元左右，两全套临时中立新票为一千一百余元。红印花小一元只标价五百元，小四分只四十元。当五元为八十元，当五元倒盖为一百二十元；西藏票全套为五十元。以上列举之价，为目录价，实际市价，尚有一八折或九折可打，彼时票价如此之贱，然国人专门目光搜集本国邮票者，不足十人，大部分佳票均为碧眼儿捆载以去，思之宁不可惜”。 薛多尔对邮会活动甚为热心，1927年春，曾致函会长周今觉，讨论红印花加盖票问题：“第二卷第四期《邮乘》所论三分红印花，极为有趣而精审。余之目录，若下次再版时，当根据尊说而改正之。小二分票约在六年前，余曾经售去一个全张，实为一百枚，在其左边半张内，三个变体全具。可以看出是迭印五次而成者。其中凡奇行皆无变体，而三个变体（即倒S、半点、无点三种）皆在偶行之中，如第二、四、六、八、十各行是也，故在一全张中，每一种变体，有五次发现。余在当时，对于此全张不甚重视，由今思之，则实有重大之价值也。（下略）”周今觉在复信中写道：“得尊示，证明《华邮图鉴》小二分全张百枚之说，为信而有征，为之大喜过望。但阁下所云‘倒S及半点’两变体在一横排上，必是误记。余有八个大方连，又曾经亲眼见过十余个大方连，其点皆在第五，而倒S皆在第十五，同一直行，而不同一横排。《图鉴》所说，丝毫无误也。至无点变体，乃是印刷时所漏，与版式无关，故时有时无，而无一空之位置也。”（载《邮乘》三卷一期，1927.6.20） 薛多尔系残疾人，是个瘸子，但他对集邮活动颇感兴趣，每有邮会，必拄杖而至。薛氏有较高邮识，为人直率，与中国集邮家多有交往。著名集邮家的文章，对薛氏多有记述。 周今觉在《园寿庐脞录》文中写道：“薛多尔在沪业邮二十年矣，去年以枪毙某西人之猘犬，涉讼公庭，一怒返国，临行时流涕，向人谓将不再见沪滨诸友。盖薛患偏废多年，举步艰难，远涉重洋，来去匪易也。乃近忽翩然归来，仍理旧业。昨在司蒂芬处晤见，精神犹昔。此可为向来旧主顾告慰者，惟向其有何珍品携来，则皱眉摇头不置。盖金贵银贱，舶来品皆不易销售故也。”（《邮学月刊》二卷四期，1930.2.15） 张赓伯在《邮海沧桑录》中写道：“与品斯同时营邮业者，有薛多尔其人。薛多尔寓于沪之昆山花园，存票亦富，其人之邮识，似较品斯为高。尝编一西文之华邮目录，颇详尽，书后并附商埠票，亦不失翔实。当时习华邮而略解西文者，几乎人手一编，奉为圭臬。薛之为人性偏执，业邮时已垂垂老矣（此恐有误，薛氏约在30岁时即已业邮，笔者注）又病偏废，然有坚强毅力，每遇邮会，不论风雨寒暑，必扶杖到会无疑。后因邻居西人所蓄猘犬，常至薛寓狂吠，薛不耐，嘱邻人勿再纵犬扰他人宅，邻人不听。某日，犬又来吠，薛不能再耐，出枪毙犬。邻人讼之，薛败诉，判赔犬值，薛不肯曲，宁弃其业去菲律宾而不肯偿犬值，临行雪涕向人曰，永不能再来华土矣，但后一年，薛仍来沪理旧业，适遇金价涨而来源少，成本昂而主顾稀，郁郁不得志，寻卒。有希腊邮商巴巴多泊罗者继其业，亦出一目录，完全以薛氏原本为蓝本，仅更书面与票之币值而矣。”（《国粹邮刊》第17期，1943.4.30） 陈葆藩在《寄寸楼邮话》（三）中写道：“旅华外侨开吾国邮业之风者，品斯而外，当推薛多尔（T.Siddall），其为人和易可亲，国人咸乐与之交。按我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丧权辱国之事，不一而足，欧美人之侨居吾国者，靡不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国人震于彼邦物质之文明，亦一反畴昔鄙夷之态，而尊之惟恐不至，甚且引喻失义，呀妄自菲薄。而人视我，益蔑如矣。所谓人自必自悔而后侮人之者是也。薛氏独不谓然，其接待国人也，殷勤而有礼，以是国人之集邮与以邮为业者，咸踵其门庭，频为互市。薛患偏废，不良于行，晚年益甚，而每逢邮会，无论狂风大雨盛暑祁寒，无不与焉。其出也，恒以车代步，抵会所，策杖门外，非有素稔来相扶，不能移步自行，艰辛如是，未尝或辍。其提倡集邮，致力邮学之热烈，良足多也。居宅在沪之昆山花园，与西人某而临，其豢一犬，恒阑入薛宅狂吠，薛病之，以告某，某漫不置意，纵之如故。一日薛怒甚，发弹殪其犬，某诉诸法，得直，官责偿于薛，薛欲拒不得，赏则又非所愿，计无所出，乃忍痛弃其二十年惨澹经营之邮业，而徙居马尼拉，是一九二九年事也。其翌年又来理旧业，为期甚暂，且值金贵银贱，本重利轻，非复昔日观矣。编有英文华邮目录，风行一时。其后司蒂芬所编，即以薛书为蓝本。殁后，邮集由某弟出沽于美，司蒂芬以某居间人之介，所得甚多。其余不知散归伊谁集中，亦邮海一沧桑也。“（《新光》第七卷第四期，1939.7） 综上所述，可知薛多尔虽是异国残疾人，在中国地能与当地集邮家友好相处，在上海倡导集邮，为中国集邮的普及奔走，颇有贡献，精神可佳，当在中国集邮史记上一笔。 晚年的薛多尔在上海业务不振，生活亦不如意，而在大洋彼岸的尤勤•克莱恩却业务发达，收入颇丰，并已经手另一个红印花小字当一元四方连（非周氏收藏之四方连）而闻名世界邮坛。 尤勤•克莱恩（Eugene Klein,1878-1944）旧译袁勤克拉音，或译为尤金尼•克莱因。克莱诞生于匈牙利，初集邮时兴趣广泛，不久即成为匈牙利邮票专家，后到美国经营邮票生意，并加入美国籍，成为举世闻名的邮商兼拍卖商。经营中国珍邮亦是克氏专长之一，与在华集邮家多有交往。1928年加入上海的中华邮票会，当时通讯处是：200 South 13th Street Philadelphia.U.S.A”（1928年至1931年会员录载）。 克莱恩曾从集邮家阿克曼（Ackerman）手中购得一个“●”形红印花小字当一元四方连。虽然这个缺了一枚的四方连已很名贵，但克氏总是感到很遗憾，他托上海的周今觉千方百计设法找回失去的一枚，以便重组四方连。周今觉不负所托，终于找到了一枚，但不是所缺位置的一枚，而是下面一枚，重组将是“●”形方连。这位曾重组过美国1918年24分航空倒印邮票的美国著名邮商甚感惆怅。为了便于出售，克莱恩撕下上面一枚卖给了中国集邮家周祖彭。余下的一个横双连卖给了美国著名集邮家索尔•纽伯里(Sanl•Newbury）。 红印花邮票专家黄光城在《近五年来13枚红印花“小一元”易手经过》一文中写道：“在罕见的‘小一元’邮票发行的初期，有两枚四方连，一枚由费拉尔获得……另一枚在美国辗转易手，到它落到阿克曼——一位有名的华邮专家时，左上方的那一枚已失落，只剩下“●”形方连。但无疑在发行的时候，它是一个完整的四方连。” 是谁最早购得这个四方连？又怎样流落到美国？又是谁撕去了一枚？这些问题至今还是个谜。 克莱恩还经手过“宫门倒印”及早期快信票等许多华邮珍品。他曾建议美国邮票会设立中国组，后任该组组长，并积极带领组员开展集邮研究活动。 克莱恩于1944年5月3日在美国费城病逝，享年65岁，集邮者在纽约柏莱逊脱维尔为其举行隆重的葬礼。克氏有一女，也爱集邮，继承父业，还是费城集邮界的活跃人物，也钟爱中国邮票，亦是美国邮票会中国组成员。 中华邮票会为失去一个大洋彼岸的会员感到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