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一次片的发行与一段邮史

大清首次发行的邮资明信片（俗称“清一次片”）发行于1897年10月1日，发行的用意之一是改变“华人作函不欲使人知其信内语意，是以用明信片者甚少”的风气。 近日创刊的一份邮刊发表了一位邮人评说赫德的连载文章，作者列举一些事例，“怀疑他别有用心，居心叵测！”事例之一，就是清一、二次片的发行。该作者质疑： （1）清一次片发行后售出及实寄都极少，哪有什么急迫需要？ （2）伦敦版二次片到货后，赫德下令停售封存一次片，清廷推翻后才被运到伦敦拍卖。 （3）邮资片购价加上运费，每片支付两分以上，不计邮政运行成本，亏损已在白银万两以上，怀疑赫德从中收取大量回佣。 从一枚早期明信片，不仅可以探究其邮资、邮路的变化，还可以更深入地探究它所蕴含的种种历史信息。从微观研究提升到宏观研究的层次，这是值得鼓励和提倡的探索。关键是，在探究的过程中，应当坚持“以史实说话”，详细占有相关的历史资料，从中得出较为符合史实的结论。 国家邮政建立的历史背景 清一、二次片的设计、印刷、发行是不是“急迫需要”？应当联系到清代国家邮政的建立来一并审视。不少人以为，清代国家邮政的建立是“万事具备，只欠东风”，光绪皇帝御批“依议”，国家邮政就马上可以投入运行。这是一种误解。 我认为，清代国家邮政是“筹议多年，议而不决；一声令下，仓促开办。”何以见得？ 1866年，清廷总理衙门同意让海关税务司总署兼办邮递公文业务，在李鸿章大力支持下，1878年海关试办邮政。这十多年间，清政府决策者对试办邮政并不热心，坐观其“办”。 早在1876年“烟台议邮”时，李鸿章就同意“试验成功时，由他正式出面建议改为国家邮政局”。可以说，建立国家邮政的构想是早已提出了的。1885年7月14日，浙海关税务司葛显礼呈赫德的第78号文提到：“中国开办邮政代替外国在华邮政机构的问题，传到了道台薛福成那里。……上月20日薛福成送来了一件照会，附有李圭的禀帖和香港邮政指南的译本，他征求我的意见：开办国家邮政局是否切实可行，各国是否肯将他们的邮政机构移交新成立的中国邮政局，开办时要多少经费。”葛显礼——答复了薛复成，并提出了开办国家官局的15点构想。为此，1886年3月17日赫德致葛显礼的第576号令中，赫德作出更全面、更具体、更具可操作性的规划。我已在《创办清代国家邮政的“中途规划”》一文详细介绍，不再赘述。 尽管如此，清政府还是毫无动静。一直拖至1893年，8月20日赫德致金登干的第67号函件中才提到：“从总理衙门的来文可以看出，中国政府正在认真讨论邮政问题，并将由我来开办，这一点差不多可以肯定了。我已奉命提出建议，现在正进行工作……”。赫德马上电令金登干“到伯尔尼了解中国加入万国邮政公会的手续。”1893年10月15日，赫德致函金登干：“我已经把关于邮政问题的报告送给总理衙门了，总理衙门转给南北洋大臣刘坤一和李鸿章并请他们提出意见，然后奏请颁发谕旨，规定开办日期……”。乍看起来，1893年就可以开办国家邮政了，岂料不是“好事多磨”！ 1894年，日本借口朝鲜发生东学党人事件派兵侵朝，中日互相宣战，日军击败清兵长驱直入侵占大连、旅顺。1895年，李鸿章奉命前往日本议和，被日本狂徒刺伤。后来签订了马关条约……。外侮进犯成了主要矛盾，清政府穷于应付，议办邮政一事又搁置一边。 局势稍缓，1895年9月2日葛显礼前往南京谒见南洋大臣张之洞谈开办国家邮政，岂料张之洞坚持“各省地方办理邮政”，无异改变了邮政由国家专营的性质。经葛显礼多番解释，又找出早在光绪十年、十一年当时的南洋大臣已同意的开办邮政章程让张之洞细看，张才改变看法，同意“他将催总理衙门赶紧进行”。后来，张之洞上了议办邮政的奏章，才有1896年3月20日谕旨开办国家邮政。谕旨下了，但要开办各地官局对外营运，还有很多具体的事没有头绪。最急切需要的是按银元计费的新邮票迟迟不能交货。只好在一段时间内，收取邮费后在邮件上加盖“信资已付”戳；又用库存的小龙、万寿邮票及海关红印花票上加盖暂作充用。在派费拉尔前往日本洽谈印制蟠龙邮票时，1896年10月8日邮政总办葛显礼吩咐费拉尔在日本了解购置邮政日戳、称信秤、包裹秤、油墨、印台、包装纸等物品的价格……。可见，大清邮政国家官局延至1897年2月才开业，它的背后是一大堆令主办者心急火燎的筹备工作。这当中自然也包括了大清邮政明信片的筹印与发行，说它“急迫需要”是毫不夸张的。 清一、二次片的筹印 早在1892年，刚进海关造册处任职的费拉尔就提议并设计了一款供国内使用的邮资明信片。在《费拉尔手稿》中（此文件撰于1896年8月15日），费拉尔提议发行“明信片”和“回信片”，并呈交了设计图稿。他第一句就说：“这枚明信片类似1892年建议的那一张”。为了说得更明白，他在文件后边加了“补遗”： 补遗 曾建议发行一分明信片供地方或全国使用。在此呈上一个简单的设计图。这个明信片是地道的中国式：左上角是一分邮票，寿字在中央，下面是“书信片”和“此面书写收信人姓名住址，后面书写寄信人各种事由”字样。建议采用下述颜色： 1.朱红色36KE 2.鲜黄色90KE 3.红棕色116KE 4.深褐色114KE 5.蓝色56KE 6.钴蓝色59KE 7.铬绿色72KE 8.鲜绿色74KE 9.艳绿色79KE 10.粉色129KE 11.玫瑰红45KE 12.猩红153KE 印明信片要用50本一分卡或重庆明信片相同的柔韧的薄卡片纸，样品附上。规格5 3/4×3 3/4英寸。这种明信片的需求量有可能很大，因此应采用电铸版印刷。 费拉尔并不很了解中国人的书信文化，他很乐观地估计：“这种明信片的需求量有可能很大。”但仍是心中无数的。 由于1892年仍处在海关试办邮政时期，一向主张“稳打稳扎，徐图前进”的赫德，并没有采纳费拉尔的建议发行明信片。于是，只留下一枚“地道的中国式”明信片的设计草图。至1896年筹办国家邮政官局时，费拉尔又重提发行邮资明信片，并提出了新的设计图样——邮资图内的“寿”字改为“两边各一条跃立的龙”。在费拉尔的备忘录中，他还详细列出各地不同的印刷价格和技术特点： 比较一下日本，中国和英国印刷商印制邮票、包封纸、信封等的价格是很有意思的。附上一个简表。 每千枚单色价格： 东京 纽伦堡 伦 敦 伦 敦 中国 筑地 尼斯特 华德路 马克利 上海 邮票 2元 3.10元 16先令 12先令＊ 实付0.57元 明信片4元 5元 22先令 25先令 估计3.00元 邮简 2元 3.50元 20先令 18先令＊ 1.50元 包封纸2.80元 4.50元 14先令 16先令 1元 信封 5.50元 7.00元 26先令 25先令 3元 每两千枚，双色价格： 邮票 3.50元 5元 30先令 26先令＊ 估计1.80元 明信片8元 9元 42先令 40先令 5元 邮简 5元 7元 42先令 35先令 4.50元 包封纸6.50元 10.50元 25先令 25先令＊ 4元 信封 9元 12元 45先令 45先令＊ 6元 金额上带＊记号的是上海工部局向伦敦马克利印刷商支付的价格。这里工部书信馆实际上在低面值邮票上赔钱。虽然附加了印刷用纸费，包封纸和信封凹凸压印两色每千枚需要25先令，销售出去损失更大。一千枚半分包封纸的售价为6.0元，而其印刷费却是售价的两倍。 新发行的邮票、明信片、包封纸等可在这里印刷也可到日本印刷。在这里唯一的印刷方式是平版印刷，而在日本可用电铸版印刷。曾印刷双龙的这家东京筑地印刷公司在使用这种印刷技术中是最先进的。他们的价格比中国采用平版印刷贵些，但比国内同种印刷费用的一半还低。另一个优点是，中国的汉字在欧洲总是雕刻不好，而在日本却能出色的完成。 葛显礼审阅了费拉尔的备忘录之后，马上向赫德呈交了报告。 1896年9月19日邮政总办呈总税务司No.29文 1.在此附上No.10文关于印制10万暗黄或黄色明信片的申请。我建议这些明信片由日本印制，印制费等估计约为四百圆。为了减少仿造的可能性，我建议使用一种特殊颜色的纸或纸板，例如类似我们邮政发行物的黄色。 2.我知道你倾向于在英国印制邮票和明信片等，但是事实和数字表明，按目前的兑换率，在英国印刷不能不赔钱，从下面的估计数字就能说明： 东京筑地 每千枚 4元 纽伦堡尼斯特 每千枚约 9元 伦敦华德路 每千枚 42先令 伦敦马克利 每千枚 40先令 按每元2先令1便士的兑换率计算，华德路父子公司提供的明信片每千枚决不会按成本（42先令=19.76元）收费，而且我们又不得不按每千枚10.00元（面值）出售，显然伦敦印的明信片每千枚就得赔大约10.00元。 3.当邮票图稿确定后，毫无疑问空白卡可从日本或伦敦得到，印制由本处负责。这样也许可节省一些费用。 4.没有数据资料是无法估计明信片的需求量的。在日本，明信片的需求量很大；在香港每年需要不足4千；在上海，工部书信馆没有统计数，但是按每1/4盎司2分钱的资费率，中国人宁愿寄信也不用明信片。 邮政总办H.葛显礼（签字） 除非由日本承印明信片，不然不可能在明年1月之前印好。 葛显礼这份呈文中，值得注意的是： （1）当时计划印制清一次片是10万枚，而不是后来的实际印量100.1万枚。 （2）葛显礼知道“中国人宁愿寄信也不用明信片”，故他坦言“没有数据资料是无法估计明信片的需求量的”。 （3）他警告“除非由日本承印明信片，不然不可能在明年1月之前印好”。这也反映了“急迫”的状况。 在此前几天，9月16日赫德曾致函，授权葛显礼“如果你认为从日本采办最好，就按你的办”。但特别叮嘱：“有关此项的所有费用要独立条目，每种费用都要列在适当的项目下，（费拉尔先生将保留这些项目），以方便查阅。每块铸版的价格、每千枚邮票价格以及每千枚明信片价格都要向我汇报。”赫德对账目要求是严格的。 由此可见，当时的赫德、葛显礼以及费拉尔都是小心“抠”着印刷成本的。在日本印刷，每千枚明信片是4元，每枚是0.004元。纸张及运费是多少？没史料可查证。但是否“每片支付二分以上”？是否赫德为了“回佣”而不惜”亏损白银万两以上”？我认为，没有实证的“推算”是不宜作为确论的依据的。晏星先生在《初版蟠龙明信片何时始有亦一谜》中认为：“按国内明信片邮资，初订资例为一分银，为信函起重二分邮资之50％，显然便宜不少。况以明信片之纸张与印刷工作远较邮票为昂，所以发行明信片在邮政局的经济上是很不划算的。不过，官局开办以后，新订邮章既然有此一项新兴业务，迟迟不发行明信片也难以自圆其说”。这倒是较为客观的评述。 “总包发售”片与“回佣”问题 对赫德质疑的理由之一是：“等二次片到货，赫德即下令停售一次片，全部收仓封存，清廷推翻后才被运到伦敦拍卖”。此说与史实有出入。 首先，“清廷被推翻后”是指1911年9月20日离开人世，“运到伦敦拍卖”这笔账岂能扣到赫德头上？ 其次，收仓封存的不止一次片，还有二次单片和双片，是谁决定“运到伦敦拍卖”？是被推翻的清廷官员，还是革命党人？ 我们且来看一看1996年版《中国集邮百科全书》对此事的阐述：“加盖''''总包发售''''片——1907年9月30日，邮政总办通令饬知各局，将库存一次、二次片（包括双片）退至天津、上海、汉口、福州、广州五大邮局，加盖英文''''SOLD IN BULK''''总包发售。每50枚为1包，不零售，售价为原值十分之一。一、二次单片共加盖40.06万枚，其中一次片数量较少，二次双片加盖5.6万枚。……加盖总包发售片不作日常通信使用，所见皆作公司行号发通知或商业广告用”。这个解释与1984年10月《集邮》发表赵邦伍《大清邮资明信片小述（三）》是基本一致的。对收仓封存的一、二次片的处理是清政府的邮政总办帛黎，而非赫德；处理时间也不是“清廷被推翻后”；处理办法是“总包发售”给商行使用，而非“运到伦敦拍卖”（不排除有人拿少量一、二次片到伦敦拍卖，但这不是政府行为）。至于说：……这个时候，国外佣金制已很普遍，赫德在这方面是非常可疑的”。仅以“可疑”去论史评人，这与台湾某邮家凭直觉“估计”赫德收回扣，面样是缺乏有说服力的史据的。《在中国海关密档》一书中，收录了赫德与金登干来往信函数千封，可算是最有隐私性的史据。1874年开始，赫德命令金登干为中国在国外采购军火（如炮舰、大炮、枪枝弹药等），单是一舰“无畏”号炮舰造价就达50万英镑，“阿尔法号”和“贝塔号”价格约30万两白银……。当时，军火商愿向采购方提供百分之二点五的高额佣金。金登干主张“应当收取佣金工”，并建议设立“$账户”，“在可行的范围内减少我办事处的开支”，并非私吞了。他征求赫德的意见，金登干坦言：“您的直觉是根本反对任何形式的佣金”（1876年7月3日函）。赫德回信也明白表示：“在此我要说，我的直觉是反对你花掉这笔钱（指佣金）的一切办法”。从此相比，印制明信片的“佣金”又能使他动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