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甲戌邮票会在我国集邮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甲戌邮票会是我国早期著名的三大邮会之一，1934年5月成立于郑州，其会务、会刊连续16年不辍，开创了建国前邮会、邮刊的先河，在我国集邮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今年是它的70华诞。 一、承先启后，推动我国集邮发展 中国近代邮政始于19世纪后期，1866年清政府在海关总税务司下设邮务办事处，1878年扩大办理邮务，并发行我国第一套邮票——海关一次云龙邮票，从而有了集邮，集邮组织也应运而生。我国有组织的集邮活动始于上世纪20年代，1922年上海成立了神州邮票会，不足一年即告解散。1925年上海、杭州先后成立了中华邮票会和新光邮票研究会，然未及数载，两会先后停刊，会务也时断时续。值此邮声沉寂之时，身为中华、新光两会永久会员的赵善长联络郑州、开封两地同好周啸湖、吴济民、李弗如、魏亦亨和南京郑汝纯、阎东魁于1934年5月在郑州成立了甲戌邮票会，填补了我国邮坛的空白。 甲戌邮票会自成立始，就在会刊《甲戌邮刊》创刊号上大声疾呼：“独木难支大厦，众志始可成城”，得到了全国各地邮人的支持和响应。中华邮票会会长周今觉来函赞誉，并约中华董事会成员叶颂蕃、陈复祥、朱朴庐、李辉堂、谢鄂常等一同加入甲戌。新光邮票研究会会长张包子俊及其骨干卢赋梅、张景盂、钟韵玉、张赓伯等也先后加入甲戌。一时人才济济，声名鹊起，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甲戌邮票会为了团结更多的邮人在自己的周围，聘请了号称中国“邮王”的周今觉为名誉会长，并列为1号会员，聘请了当时邮坛名流张包子俊、陈复祥、陆志韦、卢赋梅为顾问，孙君毅为法律顾问。同时在南京、北平、上海全国19个大城市和美国、比利时等5个国家设立通讯处，原中华、新光会员也纷至沓来，为邮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甲戌邮票会成立于动荡之际，发展于国难之时，会员从初成立时的50人到1949年9月增加到2910人，会务、会刊也连续16年不辍，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一是承继先进，砥砺攻错，即借助中华、新光之成功经验，学其所长，补己之短；二是团结一心，群策群力，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和衷共济，克服困难；三是坚毅不拔，苦干实干。郑汝纯1943年在《陪都邮声》创刊号上指出：“甲戌邮刊，尚能在物质条件极端缺乏之下，始终继续刊行，此不得不归功于甲戌同人之毅力与苦干精神。” 建国后，前甲戌邮人继续为新中国集邮事业奔走呼号，不遗余力。吴凤岗曾三次筹组全国集邮组织，终于在1982年成立了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实现了我国几代邮人的梦想。1993年率团赴台举办“海峡两岸首届邮票大展”，谱写了两岸文化交流的新篇章。张包子俊曾任中华全国集邮联副会长，1986年11月率团赴印度参加“印中友好华邮展览”，为发展我国集邮事业和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赵善长曾任中华全国集邮联常务理事、学术委员，1989年9月在参加江苏省邮协二届三次理事扩大会议期间，心脏病突发，遽然辞世，为我国集邮事业贡献了一生。其他如郭润康、赵人龙、张文光等一直活跃在邮坛上，为发展我国和各地集邮事业贡献余辉。 二、倡导华邮，奠定国际邮坛地位 华邮，也称国邮，泛指中国邮票，狭义则多指中国早期邮票。早在上世纪20年代，甲戌前辈邮人就发出收集华邮的呼吁。张承惠说：“凡人均有爱国之心，故储邮票亦必先储本国之邮票。”又说：“中国所出之邮票，其将来必有莫大之希望。……若趁此未经兴旺之时，急为购置，则他日所得之效果，必有可观”（《邮话》1942年第十期一芹文）。此外，1924年施家铎发表了《国人应集华邮之我见》（《甲戌邮刊》第二卷第二期），同年舟子发表了《国人集邮当从收集华邮入手》（《甲戌邮刊》第二卷第三期），1944年郑汝纯发表了《论前期票搜集之宜早》（《甲戌邮刊》第十一卷第四五期），1945年吴凤岗发表了《搜藏国邮论》（《金竹邮刊》第四卷第二期）。综其所述：邮票浩如烟海，集不胜集，若多而不能明其历史，博而不知审其可贵性何在，虽夥亦何足取耶？国人搜藏国邮较搜集他国为易，票品可随时获得，便于作系统之研究，较有意义。 周今觉更自上世纪20年代就立志使“华邮见重于世界”为己任，为提高华邮地位始终不懈的努力。1926年10月在美国纽约举办国际邮展，周今觉以中华邮票会的名义捐助两块金牌和一座大银杯，并指明大银杯专门奖给参展华邮的优胜者，结果美国华邮收藏家施塔的中国邮票邮集获镀金奖并获在银奖。周今觉先后主编《邮学月刊》、《邮乘》、《邮典》等集邮刊物，邮学研究造诣很深，其所编《邮乘》1926年参加纽约国际集邮展览会（即美国第二届国际邮展），获“特别铜牌奖”，成为我国在国际邮展中获奖第一人。1936年5月在美国纽约举行的万国邮票展览会（即美国第三届国际邮展），周今觉被聘为董事、评审员。邮展组委会无视中华民族的尊严，公然要将华邮降为镀金奖级，周今觉闻知，愤然撰文予以抨击，并拒绝组委会的聘请，迫使组委会不得不将华邮恢复为金奖级，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同时奠定了华邮在国际邮坛的地位。 再从国际和世界邮展看，我国自1926年参加美国第二届国际邮展到1998年10月意大利世界邮展上，我国邮集者先后参加国际、世界邮展57次，参展邮集和文献563部（次），获奖牌530枚，其中镀金奖及以上奖项142枚。在142枚奖牌中，传统、邮政历史、邮政史、邮政用品、航空类共获108枚，占奖牌总数的76.1％，可以说华邮占据了获奖的主导地位。特别是在中国'99世界邮展上，沈曾华的《华东人民邮政》邮集获中国传统邮集第一个大金奖和第一次获FIP国家大奖；李曙光的《中国军邮（1931-1953）》则创下中国邮政历史类邮集第一次获FIP大金奖的纪录，取得了令世人刮目的成绩，足以证明甲戌前辈邮人收集华邮论断之正确。 三、注重研究，弘扬中华集邮学识 甲戌邮票会自创建始就以“提倡高尚娱乐，研究邮票学识”为宗旨，会长王聘彦更提出“甲戌应以普及集邮常识，培养更多集邮家为己任”。笔者作了一个小统计，在《中国集邮名家辞典》中，冠以集邮家、邮学家和著名集邮家、邮学家称号的39人中，前甲戌会友（有的身兼中华、新光）就有22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甲戌的集邮和研究水平。 甲戌邮人在致力邮学研究上首推陈志川，他认为邮识之传播，远胜于邮品的收藏。早年创办《国粹邮刊》，后在台湾出版《集邮天地》，著有《海关大龙外洋实寄封邮资之考证》、《中国早期邮政的史料考实》、《国邮见闻录》等，在集邮界很有影响。台湾著名集邮家黄建斌称：吾华邮坛有两大功臣，一为大集邮家周今觉，奠定华邮在国际邮坛之地位；一为大邮学家陈志川，弘扬中华邮学于国际邮林。 吴凤岗长期专注邮学研究，主张考据与研究二者不可偏废。1945年在《搜藏国邮论》一文中明确提出：集邮重在研究，收藏邮票非徒夸耀保有罕贵之票，即以为荣，必须精研其奥，方属上乘，如有深渊之邮学，远胜拥有罕贵之邮票。同年还发表了《邮学与集邮学》，这是我国最早的关于集邮学论述的文章，为现代集邮学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赵善长一生从事集邮活动和集邮学术研究，著述颇多，其航邮专著《中国航空邮政史略》，1981年起在日本邮趣协会《中国集邮》上连载，长达四年之久。 中华全国集邮联学术委员、陕西省集邮协会副会长李毅民在水草编著的《甲戌邮票会在长安》一书序言中，对甲戌在集邮研究方面的特点作了很好的概括：一是大力宣传提倡收集研究封片简戳以及近代邮票，一是注意收集各地邮政和集邮史料。仅戳一项就记述有各种特戳、纪念戳、宣传戳、专用戳，其他如代资邮戳、信柜邮戳、临时邮戳、军事邮戳、指示邮戳、代票戳等也都应有尽有。其中许多文章，如《中国国代航空志略》、《我国邮戳过程概略》、《邮政史中关于邮票之记载》、《中国邮务图志》、《中国邮政沿革志略》等，今天仍不失其史料和研究价值。 四、邮德至上，建设中华集邮文明 1996年前邮电部副部长刘立清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集邮道德观”大讨论结束语中说：“社会主义的集邮道德是社会主义道德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几代集邮家在长期集邮活动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邮德、邮识、邮票是邮人必备之三大条件。甲戌前辈邮人在集邮道德上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甲戌邮人阎东魁除以流通部邮品供应会友外，还以自己所藏送给邮友，如送给叶季戎1938年晋察冀边区发行的全白日图票三全和抗战军人纪念票等，送给张包子俊1932年发行的苏维埃邮政农作图票贰分（红色）方连一个，都为今日难觅的珍品。会友陈炳谦回忆说：东魁先生每次寄票，均能保证品相上乘，任我选购，言明“合则留，不合即可退也”。一次多汇去一万元（旧币），当即退回，交往多年，从无差错，至为难得。 甲戌会友丁照临去世前夕，要郭润康去见一面，原来是丁老有几笔交换邮票的手续未清，托郭老代为处理。丁老把邮人之间的信誉，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建国后，甲戌前辈邮人有的把他们多年的珍藏全部无偿地捐献给国家。如王纪泽1955年和1965年两次向国家捐献图书和红印花专集；姜治方1966年6月将全部邮集和书刊捐献给国家；史济宏1984年12月将商埠邮票3400多枚和封片等全部捐献给国家，分别受到了邮电部的嘉奖。 郭润康为了培养集邮新人，早在1975年将自己的珍藏，邮票封片、邮史资料、邮学书刊等全部无偿地赠给一位年轻的集邮家，受到了邮界的高度赞扬。2004年1月8日郭老又把自己珍藏的集邮书籍1000多种，集邮报刊近3万份无偿赠给贵州省遵义青年工人岑忠健，支持他建好集邮文献收藏馆。2003年《中国集邮报》报道了《郭老交会费》，被称为邮坛泰斗的郭老，却以普通一员的身份填写了“邮政汇兑研究会”会员登记表，并寄上100元会费和赞助费。编辑赵燕评价郭老是“邮德生馨”，邮界大侠。 “未出土时便有节，及凌云处尚虚心”。值此甲戌邮票会成立70周年之际，衷心祝愿甲戌邮人身体健康，邮寿绵长；祝愿甲戌精神长远流传，光照邮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