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书香与邮香
我是一个邮迷也是一个书迷。我家不但是一个爱书的家庭，而且还是一个写书的家庭，一家老小在半个世纪的读写生涯里写了好几本书哩。上个世纪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厦门大学内迁闽西的山城——长汀。我的父亲郑道传和母亲陈兆璋就是在这个时期先后从湖南衡阳和福州考入厦门大学的，并一起参加了学校里的一个跨院系的学生社团——“笔会”。写作是参加这个社团的厦大学子共同的爱好，在校期间，父亲以真名和笔名“稻泉”先后在长汀的《中南日报》和江西《赣南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和译文。母亲则以笔名“半圭”在永安的《中央日报》等发表了通讯特写和学术随笔等，还在学校的征文竞赛里拿了一等奖。父母亲也在“笔会”频繁的读写活动里找到了一生的知音！大学毕业后，父亲在福建省研究院工作，开始在上海的进步刊物《时与文》上连续发表亚非拉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反对殖民统治的系列文章，1948年他和我母亲结婚时，刚刚应上海著名的中华书局的约稿，完成了他人生的第一部书稿《殖民地问题》。这本书作为上海出版界为庆祝解放而出版的“大众文化丛书”的三本书之一在1949年9月出版。使这个小家庭在成立伊始，就有了第一本值得纪念的书。
解放初期，父母亲回到母校厦门大学任教，一个在经济系，一个在历史系，哥哥郑启平和我先后出生在这个充满书香的家庭里，我们从小就是在父母亲的书架旁书桌下摸爬滚大的。父亲担任了副系主任，挑起了教学和科研的两副重担。时至1956年，他已经应上海人民出版社之约完成《考茨基〈超帝国主义论〉批判》一书的书稿；应人民出版社之约完成《从旧殖民主义到新殖民主义》的一书的初稿，应福建人民出版社之约完成《帝国主义国家的历史特征》一书的初稿。接连写出了三本书，这是可等充沛的精力！其中上海人民出版社还寄来了清样，预付了稿酬。挂号来去的书稿贴足了高面值的纪特邮票（当时10分、16分都算高面值），让我这个小邮迷欢天喜地！正当父亲踌躇满志地等待新作出版的时候，反右运动如晴天霹雳，父亲被打成右派，被在校内劳改，原本热情有加的出版社们自然更是避之不及，我们家庭的“出书梦”受到了历史性的重创！此后，尽管母亲也在方方面面受到了很大的连累，但她咬紧牙关，认真教学，并着手世界中世纪史学的科研，在1964年第一期的《厦门大学学报》上发表了她的第一篇论文《试论拜占庭帝国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几个问题》，在中国清冷的世界中世纪史研究领域发出了清晰的一声！
母亲雄心勃勃，开始了她的世界中世纪史系列论文的写作时，不料“文化大革命”一声炮响，我们整个小家庭一下坠入黑谷，父亲的三部书稿被红卫兵作为“罪证”而抄走了！一连几年断断续续的批斗会之后，母亲作为“下放干部”、哥哥和我成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分别被发配到福建三个偏远的山沟里，而早被折磨得双目失明的“右派”父亲则留在学校接受监督。岌岌可危的小家庭在长夜茫茫里苦苦挣扎着，幸好有书的陪伴，颤动的油灯下有书的清香与希望，被红卫兵抄家后剩余的三个书架的书被装入九个麻袋，分散转移到了农村，我的全部“危险邮票”也都夹藏在这书的“芦苇荡”里（这段往事已经写入我的集邮散文《苏加诺的咏叹调》发表在1994年的《集邮》杂志，后收入《集邮情感》）。只是苦了那些前来公社帮助挑行李的贫下中农，硬是将上百公斤一担的“神秘麻袋”挑到深山里的小村……别小看纸质的书，当它紧捆成砖时简直重如石矿，压得扁担一路吱呀呀地直颤晃！多年之后，几经区折与坎坷，母亲、哥哥和我分别带着那多书，一个个调回厦门，被分散的藏书与被分离的家人再度在生命中无法割舍的厦门岛上团圆了，一个爱恋书敬畏书崇拜书与书相依为命的家庭浴火重生！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春回大地，家随国运扶摇直上！被打压了20多年的父亲平反后重登讲坛，新文新论层出不穷，被评为教授和“全国自强模范”，并在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新著《资本论的方法论》一书。老爸真是感慨万千，与他当年在上海出版第一本书《殖民地问题》的时间相隔了整整40个年头，他稀疏的头发在海风里颤动，而满头的皱纹如岩石缝中的老榕树一般坚忍！再登讲坛的母亲也不甘示弱，重整旗鼓，认真耕耘，恢复了当年被中断的系列论文的写作，被评为教授，被选为中国英国史研究会和中世纪研究会“两会”的理事。哥哥和我则在高考恢复的第一年双双考入了梦寐以求的大学，他进的是师范的中文系，而我进的是厦大的外文系，仿佛是时光倒流，我们和父母亲当年在厦大校园一样，深深的爱上了书与写作，多次在大学生征文比赛里名列前矛。大学毕业后，哥哥当任了厦门一中的语文老师，被评为“福建首届青年教师新秀”，业余文学创作势头凶猛，曾在《福建文学》发表过中篇小说，并结合教学实践，编评出版了《台湾中学生作文选》一书，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成为我们家庭的第三本书。我则留在厦门大学校园进行文科的科研与教学，编写出《海峡两岸用语差异》一书，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不但开本小，而且很薄，仅仅百余个页码。这可能是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过的最薄的一本书，但却是我的第一本书，敝帚自珍的感觉自己最清楚。我还进行文学翻译，先后翻译出版了《天才的编辑》、《香格里拉》、《摩纳》等三部长篇，分别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一下又为小家庭平添了三部译著！
哥哥和我先后加入了福建作家协会，作品也更多了，写得最多的是父母当年最喜爱的散文！在出书上，无论是编著还是译著，似乎很不过瘾，于是在新老世纪交替的时候，哥哥将历年的作品整理出《永远的恋歌》一书，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序文由我而作，真话实话，肥水不流他人田嘛。我则把自己的散文和书话、邮话、译论等编辑成《爱译随笔》一书，也紧紧步着哥哥的后尘，在同一家出版社出版了。我们兄弟的书受到了亲朋好友以及学生和读者的好评，老爸老妈当然更是爱不释手，这下我更来劲了，我酷爱集邮，集邮与写作相辅相成，散文随笔里以集邮为主题的占了大半，于是便先后结集《集邮情感》、《集邮随想》和《郑启五集邮日记》三本书分别在海潮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更因为一题集邮散文《惠民邮友》获大奖而登上了中央电视台万众瞩目的演播厅，面迎着那么些前来捧场的海峡两岸著名歌星我不亢不悲：你唱你歌，我写我邮，各有所好，各领风骚！
头发银白的老母亲微笑地看着丈夫以及两个儿子一本本的新书问世，自己则到80岁的高龄，才不慌不忙，一派好酒沉缸底的自信，着手把她的系列论文整理出书，书名是《世界中世纪史散论》，我国世界中世纪史学的泰斗——戚国淦教授为该书作了序。该书出版时距离她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也是整整40年了，40年磨一剑，浓缩了一个女知识分子敬业、专注、诚挚和追求的一生。书是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我曾经为母亲联系了另外的出版社，但母亲执意不肯，她把自己生命中整整60个年头都融入了这所大学 ，厚重的情感山一样难以移动半分。我爱我家，这个永远弥漫着书香的家庭，我是邮迷更是书迷，而且一直固执地认为集邮本身就是一种充满着书信文化幽香的嗜好，每一枚邮票因为有了书的厚重而不再轻飘，而一个爱邮而不爱书的人在我看来是难以理喻的。我私自的邮香正是因为有了家庭书香的烘焙和滋养才越发地香得自然而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