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学观微录之十三

在我国珍贵的邮票中，旧时有一种“华邮四宝”的称谓，一般人多以为此名系已故周今觉氏所创，实则“四宝”之名得彰，固因周氏在民国十四年十月《邮乘》创刊号上，不惜耗以钜金，制彩色珂罗版的扉页插图，而煊腾众口。然考“华邮四宝”名称的由来，则相传已久，远在周氏集邮以前。所以周氏在《邮乘》三卷一期发表修改华邮四宝名称重要建议一节，力斥其非。其谓：“华邮四宝脍灸人口，沿袭而不知其误，实则华邮之可宝者尚多，仅举四种，挂一漏万，又三枚前清，加入一枚民国，既有不伦不类之嫌，而前清三宝，又皆在红印花一类中，更有畸重畸轻之弊……”(<图1>) 　　“华邮四宝”指：清光绪二十二年之红印花加盖小一元票，未加盖之原票，及“当五元倒盖票”，又民国四年之北京初版辟雍二元中心倒印票（俗称宫门倒印）者四种。按存世统计，以红印花未加盖之原票为最罕，调查中外名家所藏似未出二十枚；小一元在绵氏华邮报告书中称发行四十枚，据后人调查统计，存世可考者未逾三十枚，宫门倒相传发现时，存世凡四十八枚，时人统计藏家所有未出四十枚。至“当五元倒盖票”，发现总数不详，后人也鲜于调查，然以一般习见情况统计，其存世数量当较多，传约在一二百枚之谱。所以当五元倒盖被列名“四宝”之一，识者多以为未当。以身份价值论，小一元为“正票”之一，求供关系，较其同等之“错体”票为珍贵，因缺一“错体”于所藏无重大影响，如缺失正票，总不免遗憾。红印花原票的身份，言人人殊，有归其入未发行的“样票”类，也有人称其为“漏盖”的“错体”类，论其性质虽“罕”，然总不逮小一元票的名正言顺为“贵”。然其中历史所孕育的价值，及国际间不断累积的记录，称“宝”的条件已无疑了。其余两“宝”都是属于“错体”，“宫门倒”固信而无疑，当五元倒盖殊为勉强，所以“四宝”之中，也以此“宝”为易得。　　有人谓当五元倒盖名列四宝，乃是早年邮商之花样，明知其并未“罕”得，但一旦名列宝山，即易于买卖交易也。如此这般安排，同好得“宝”的机会增多，便不致大家与“宝”绝缘了。　　周氏后来倡“前清四宝”与“民国四珍”之说，清四宝中剔除宫门倒，易为红印花小二分倒盖兼复盖。“民国四珍”则为“宫门倒”，“限省新”，“三作二分倒盖”及“四作三分倒盖”四种。后人也有的认为当五元倒应易以红印花小四分复盖，则亦只能称之为“红印花四宝”较宜。“民国四珍”之称，在昔固属恰当，然时人后来则有人认为应以纽约版国父像中心倒印易取其一，庶免抹煞后起之秀。当然够称珍罕贵品的华邮之宝，实不止此，此点，论者已多；但我总觉“华邮四宝”之名已具历史，存在与否，固无损大雅也。　　昔张包子俊在《新光》九卷三、四期撰“国宝之选择”，周氏在《邮乘》二卷一期作“贵票原论”，叶季戎在福州《中外》论“华邮五十贵票”……我在民国四十年二月于香港《东风画报》拙作“中国十大贵票”，观点不同于撰舍，但立论的基础都是在求“公认”，大家的态度都是客观的。　　我认为华邮称“宝”，应该具备下列条件：一是声名久著，有历史沿革可考。二是价值显贵，在国际间已有成交累积的价值记录。三是新旧存世数量平衡稀罕，四是有独立的品格，无需借助他票力量而促成。但最主要的远是要赖邮坛的多数同好所公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