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学观微录之二十三

清制台湾古邮，以前国人谕者不多，此因乙未后沦日逾五十年，史献多有淹没。且当时刘铭传的邮政建制，究与大陆海关试办之邮务迥异，孤悬海外，形如独立，因之，世人也难免不以“地方发行Local Issue”的邮票而视古时之台邮，独辟一门归纳之。惟自抗战胜利，国土重光，台湾光复，自不免引起国人对台湾古邮并予重视，此所以论者不寂，蔚为时尚。但默察诸家所言，其资料来源大都出诸旧时国外名家所译，通以综合述其邮票演变之历史为主，而讳于邮史之考证，未作相互比较精深之研究，此实为美中不足，我人实难辞疏于资料发掘之咎。(<图1>) 　　台湾古邮的时期，应自清光绪十四年岁次戊子即一八八八年起，到清光绪廿一年岁次乙未之变，民主国票终。前后凡八年，邮票发行的种类，也称繁复。由于痛遭割据，国史间断，典籍荡然，所以悬疑颇多，其中尤以龙马票行用与否的疑案，使邮坛先进名家学者困惑。而其症结，即在龙马票之是否代替火车票或轮船票之用。　　持反对观点者，认龙马票移作火车及轮船票，系出诸前人误解。民国四十年邮总出版《台北邮展专辑》有称：“台湾铁路兴建于一八八七年三月，自台北大稻埕起到基隆，全程竣于一八九一年十月，其票价最低为二角五分，最高一元○二分，尚系作火车票用，焉有加盖五分或一角？”笔者初未知此段文字出诸何人，仅见系刊在名家台邮私人展品目录项下的注释，初对此说，未遑考证，颇善其理，因之，在四十三年十一月香港《四海画报》的拙作“六十六年来台湾邮票史”中，略有引录，对龙马票移作火车轮船票使用称：事无佐证，中外邮学家对此一说，尚在发掘考证研究中。　　李颂平先生继于民国四十八年三月于嘉义《集邮》月刊一卷六期“台湾邮票史话”一文中，亦认龙马票作火车票用，为以讹传讹，有称：“一函之微，每件每站且收费廿文，以此比较新兴事业之火车，票价由台北至锡口仅五站，合制钱卅六文，收费之廉，实出常情。”李氏并误以《台北邮展专辑》所刊为“官方纪录”，故认龙马票作火车票代用之说，已无成立可能。　　认为龙马票作火车票用的记录，前人中外的书刊其多，势难备举。曾任前清台湾淡水海关税务司马士所著《清朝邮政发展史》（英文本）篇中（见《中国清朝外交史》三卷第五九页）第四节称：刘氏向英国定印二种面值的雕版精印邮票，红色三分票用于短程，绿色五分用于长程，惟为反对而未采用，遂使此种邮票成为集邮历史上的绝品，其后使此票移为火车票用。最后制定的资例，每驿站是廿文（二分），站距约廿五哩，此项服务迄一八九五年终止云云。所异的是，马文中称邮票的面值有红三分与绿五分二种，而事实上红绿二种票的面值皆属廿文，凯是最初筹议与后来印竣者不同乎？读本年二月《今日邮政》卅八期“我国现代邮政的诞生”一文，称曾任邮政总办的帛黎的记载（惜未注明出处），也与马士之说同。　　周今觉于民国十八年五月《邮学月刊》一卷七期所撰“读邬德华氏伟著书后”一文中，他认为龙马票的两种加盖，一为火车用殆无疑义，至加盖商务局的是否为火车票？或作他用，尚无定论，他驳邬氏所称后者系邮政使用是武断。　　从以上古今正反二说检讨信皆非空言无据，由是促使笔者重加考证，结果发觉时人推翻旧说的证据不够。从新发掘的资料以观，反证龙马票确有移作火车票等之用，这也是我近三年来薄治邮学课题的工作历程之一。试于下文分析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