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学观微录之二十四

先从台湾经济货币的沿革来检讨。李颂平氏在其《台湾邮票史话》一文中称：“当时台湾币制，为每圆值官钱七百廿文，每银元重七钱二分，即每两银为官钱一千文，三分银值卅文，五分银值五十文。而台湾商函每件重一两以内，每站收费廿文，故三分银票与五分银票系不切实用，乃有改在英国印制面值廿文之龙马票之决定。”为此需确定当时台湾“银元”与“制钱”的实况。我曾就清人著作，若郁定河的《裨海记游》康熙三十六年（一六九七年），江日升著《台湾外记》康熙四十三年（一七○四年），巡台御史黄叔璥著《赤嵌笔谈》康熙六十一年（一七二二年），及《续修台湾府志》等书，加以考证，悉郑成功后官府岁入支虽以银“两”为基准，但民间自荷人入据时已有洋式银元，俗称“番钱”，几成主币。(<图1>) 　　我国自铸的银元，始于光绪十四年，是在广东仿外币铸造的“光绪元宝”（库平七钱二分），颇似日银，统称“龙银”。惟因初铸未久，在台流通稀少。但咸丰三年（一八五三年）台湾先有自铸洋式圆银，统称“六八银元”，即库平重六钱八分，含纯银品质实高于“黑银”，市上未因此而定价值，结果多遭熔化。　　“制钱”乃仿户部所铸的样钱，由各省铸造发行的正规铜钱。顺治、康熙、雍正、乾隆时代铸的，质地较优，称“好钱”，嘉、道、咸、同年代铸的，质地较劣，称“ 歹钱”或“呆钱”，视同私钱。台故儒连雅堂所著《台湾通史》第九卷“度支志”（页一六三称：在康熙廿七年起奏铸，至卅一年停铸的“台湾康熙通宝”，每贯不及六斤，铸多日贱，银一两竟兑三四千文。据张庸吾氏《清季台湾货币考》）中所论，可见铜钱在台湾，原则上是按秤量制，以铜的价值为基准，故与银元间的兑换率，在一对一○二○文或三○文到一五○○文间。按钱的好歹程度而定，再计单位，当时台湾官铸铜钱，虽是国定通货，也不例外，惟挑剔不严。据此，与李氏所论，似有出入商榷之处。　　再考龙马票加盖有“洋五点”及“洋壹角”等，李氏释“点”即闽语的“分”，我认为意似未尽。经查前人所记，及苏震撰“光复前台湾货币制度之演变”等诸文，皆提及清代流通的小额辅助银币，称“钱仔银”，“角”以下有所谓“五点银”，竟也是最小的银货币，据考当时流通的“角”及“点”，部份系一八九○年广东所铸。部份即香港的“仙”，有廿，十，五仙三种，及一八九二至九三年间在台北机器局所铸的为大宗，台粤两地所铸的为两角、一角，五点各三种，大致等值通用，香港所铸约在九折。此种小额银币，不能完全以今日的辅币视之，因银元与银角皆个别独立的货币，无一定的兑换率。　　连著《通史》中有称“点”为“尖”的，若“四角四尖”等，我曾求教于省籍父老，台语的“尖”即为“钱”，意与“点”同，惟此“尖”非我国的“制钱”，乃传自日制的货币“钱Sen”，相等于“分”或“仙”，即英文的Cent。这与大陆海关邮票上以纹银“两”“银”计算的“分银Candarin”面值性质不同。　　准此，可证龙马票及加盖的面值，适与一八九○年后台地通用货币情况相符，其时与台北到基隆铁路兴建的史实物合，“洋五点”信非合制钱卅六文，“五点银”的价值最少可能在五六十文以上，如认每函每站廿文的邮资，衡量台北到锡口（今台北市松山）一站的火车票价仅“五点”为奇廉，实则还是较邮资高出数倍，我人无可否认，刘制邮政“站票”的资例，原也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