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学观微录之四十

一八九五年十一月，刊有麦嘉林信稿的那份香港《Hong kong Daily Press》报上的剪报，在东京递信博物馆中，作“历史文献”陈列着。在那信上，他强调：“此种临时性的邮票，与第二次所发行者，当时确是被获准作真实的邮政用途的，此点无可怀疑。”但他也承认了些事实：“若干首次发行的邮票，曾有少数是售与集邮家的，惟经此确也有被准许的一个大数量的第二次邮票售出，是因增加刘将军的财政之故。”他同意台维荪的报导，对于第二次所发行的十分票（即一百钱），从初期的紫色，说明改印黑色的原因：“有过半数的此种十分票，用黑墨印刷，是因地方性的物资（紫墨）缺乏之故。”(<图1>) 　　我对赖氏译用大柴峯吉所推论的民主国邮票首二次发行日期的答案，深为怀疑。　　大柴氏的原文称：“楮纸切手七月卅一日”与“洋纸切手八月廿八日”。前者意指第一次发行的薄棉纸邮票，后即指二次发行的洋厚纸票。赖李两文皆依此而定称：光绪廿一年六月初十日（阳历七月卅一日），正式开办邮政于安平海关。　　为追究大柴氏所引日期的资料根据，发觉他的日期是推算出来的。他依台维荪在香港报上的通讯稿刊出的日期（大柴原文称一八九五年十月三日），再照麦嘉林函所谓过去九星期内首次邮票的邮件数字，及有第二次五周期间，上溯六十三天即七月卅一日，为首次发行，及溯算卅五天即八月廿八日开始使用二次票。探究起来，实质上大有问题。　　其一：台维荪的通讯稿在香港报上刊出的日期，“原始文件”上是《Hongkong Daily Press》，30th Oct. 1895（一八九五年十月卅日），并非大柴文件中起算时十月三日，相差了廿七天。这错误是大柴的疏忽“笔误”，因其文中间也有写十月卅日的。日汉文的“三十日”及“三日”，自较易漏误。可是英语原文中的30th（卅日）与3rd（三日），是不易相混的。遗憾的是他竟依致误的三日起推算，至使推论失实。大柴原文中无阴历日期，赖文似曾查照历谱加注。　　其二：麦加林在同年十一月十日寄自台南府，发表于港报的通信函上，也明显的记着：“读十月卅日贵报所载台维荪君大作……”由此可为台文系“十月卅日”作有力的旁证。　　其三：台维荪在港报的通讯稿上，虽有记及9300封信件等的数字，可是原文中根本并未提到过“九周”或“五周”的文句。　　其四：九周或五周间的统计，是麦函上写的，此与台氏无涉。如果照大柴的观点来作推算。则应引用麦函的日期Tainanfu. 10th. November. 1895（一八九五年十一月十日台南府）作起算，那末按其九周及五周上溯，亦决非大柴所论的七月卅一日及八月廿八日了。　　其五：从麦函中所获悉的9256等的数字，皆是投寄信件的记录，并非售出邮票的数量，所以若干周期间，是指发信数量统计的期间而已，他并未指出“民主国”邮政成立于何时，更未言明邮票于何日发行。基此，“民主国”邮政开办的日期，与邮票首日发行的日期，还是待考的悬案。其命运信非“七十九天”。值得重视的诚如李文所提出已故英伦克拉克H. B. R. Clarke拍卖中，有一较早邮戳日期的实封的记录。经查拍目编组是574号，贴三十钱票，寄厦门，销寄一八九五年八月十八日大形的Formosan Republic Taiwan字样圆戳。拍目原注：“所知可能为最早的日戳。”惜未附图，难于考证为憾。不过，此封属实，则只是打破了大柴的邮戳日期记录。与台维荪原文的立论无妨，因查台原文中并未说及最早的日期，他举“Sept（九月）”作例。（按台氏原文上下皆用引号，大柴原文也未译为“九月”，而仍用Sept的日文外来语意注出。）此点值得注意。　　“民主国”票根据记录发行二次，先后分为三版。一说四版未及发行，而亡。每版面值各三种同前述。刷色，纸质，齿孔，及各版图纹版式的鉴别等，同道多耳熟能详，论者已多，兹不赘述。尚余史料补遗，及其他的问题，俟后续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