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廿一年(一八九五年),台湾乙未之役,日军近卫师团长能久亲王,在阳历六月十日(阴历五月十八日),由“北门”正式入城。(<图1>) 最初设在台北的“第二野战邮局”,系在同年阳历七月九日成立。到次年(一八九六年)三月起,因施行“民政”,才公布“台湾总督府邮便及电信官制”。在台北、台中及台南三处,设一等邮局,基隆、新竹等全台廿三处为二等邮局。试与那时候已遍布全台各地的二十个野战邮局比较,较野战局多了苗栗、鹿港、埔里社、卑南、金包里、桃仔园、大坷坎、枋藔八处,可是少了北斗与茅港尾两处。(曾汪洋氏著《台湾交通史》第八章“邮政”篇,页八○)但在安平增设“台南支局”,及在大稻埕增“台北支局”各一所。大稻埕支局,省人传其旧址系在今日圆环附近,待考。惟野战邮便事务的移交民政局通信课接管,则可信即始于此时。 由此可见当时的台北邮局,只有位于在城外的大稻埕支局一所,且属日人在一八九六年三月所创。可是这“支局”到一八九八年六月时,因据一○九号敕令修正旧总督府的邮便及电信管制而告废止。迄一九○二年一月再修正官制时,则扩充台北一等邮局的职权,以后迭有兴革。然由军邮而嬗递到开放民用,实际是恢复清制的遗业。可惜从文献资料中,未知野战邮便,是否即为接管清代台北邮政总局的单位?更未详在台北所谓“第二野战邮局”的局址。 从另一史迹角度来观察,自清光绪八年(一八八二)建台北府城后,“北门”为交通主要孔道,且为通大稻埕所必经之地。多以因地制宜的古代邮驿交通的通例,则在“北门”附近设邮站,也是符合置邮传命之逻辑的。照台维逊书中所附一九○○年北门街上“新邮局”照片的资料(见附图上帧),则其时距一八九六年日人初设台北一等邮局迟只五年。虽然不能确知一九○○年以前的老邮局是否在原址?新邮局又是否为老的改建?但北门设有邮局一事凭此照片,已证明迄今最低已具有六十二年的历史了。 从文献资料及由台氏的照片所示来分析,我们已归纳出一个史实,照片中的北门台北“新邮局”早已毁废,应是在现在博爱路上近年新建台北邮局包裹大厦(如附图下)的旧址。台氏书中的“新邮局”照片中,似乎犹未见靠中正路转角上的房屋,即非今日台北邮局大厦的正屋。那时台北城壁尚在,根据史实,拆城要迟于一九○二年(光绪廿三年)十二月十八日竣工。 要探究北门今日台北邮局的确实局址,我人可从台北市街的改筑工事沿革上去求旁证,日据后改筑台北市街的整个计划,因产权纠纷实行不易,直迟到民前一年,因大台风水灾毁屋的机会,才彻底实施。可是北门(日称京町,今博爱路一带)仍保旧观。迄民国十四年,居民才议决全街一致联合集体改建,十月五日开工,到民国廿一年竣工,历时七年。据曹东华先生在“日据时期城内的建置”一文中说:“台北邮便局北门的东南角,京町的邮局大厦,是在民国十五年(大正十五年)开始建筑的,于十九年(昭和五年)三月竣工,工程费为五十六万五千余元。”(《台北文物》二卷四期页五九)则可证台北邮局在一九二六年时的改建,有配合“京町全街”市政改建措施的背景。这自然已非台氏照片中的“新邮局”,而即是现在北门转角上台北邮局的来源。 时代的进展,邮政事物最易反映,今日台北邮局是全省唯一的“特等邮局”,下辖有卅一个支局,局长简尔廉以次,有一千二百位员工,从事于维系台北市近百万人的通讯服务,每年吞吐二亿数千万件的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