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中国邮票史·第七卷》（下）

史书写作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记录历史，更主要的是为了昭示未来，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因此只有具备现实性品格的史书，才是有生命力的。《第七卷》着眼于邮票事业的发展，对过去的失误不掩饰，对已有的成绩不溢美，以实事求是的笔触描绘和展示了一代邮票发行工作者的敬业精神和所创造的丰富经验。如创意在纪、特邮票上编印志号，制订年度邮票发行计划，拓展邮票选题的构想，专业队伍的培养和技术改造等，特别是在邮票发行成熟时期总结的“纪严特宽”、“坚持正面宣传”等邮票选题原则，不但指导昔日邮票发行工作大放异彩，而且许多已形成制度性的成果，将长期指导邮票工作走向辉煌。　　此外，本书的文风、文字技巧也较好，特别是各章、节之间，大都写有承上启下的段落或连接词语，使通史的表述上下衔接，前后贯通，内在逻辑联系跃然纸上。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一本书也不可能尽善尽美。这里主要提出两个问题商讨。　　史书，特别是通史，在写法上特别强调“按照时代发展的顺序”，即所谓“竖写”，只有在同一时间或同一空间同时发生几件事情时，才采取“横排竖写”的方法。《第七卷》按照建国十七年以来邮票工作发展的五个阶段构建章、节框架本来很好，现在却从中分出“邮票印制和北京邮票厂建立”、“普通邮票和邮资片封简”两章，共七章，这就使各章的上、下限时间犬牙交错，且内容重叠，看似集中，实际一些问题仍是分散。本卷全书的上、下限时间界限也没有严格掌握，有些问题作了一些不必要的追溯和展望，如关于邮票志号的推行，从创意设立直讲到1967年于“文化大革命”中被取消；发行纪109“遵义会议五十周年”邮票时的盖销问题，从1968年发行“毛主席去安源（油画）”邮票讲起，这都超出了本卷的下限，不符合史书的写作规则。　　《中国邮票史》全书编纂大纲指出，邮票史应放到社会历史大背景下考察和论述。实际上只有这样才能使专业史的发展和变化成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为人（特别是后代人）所易理解和接受。《第七卷》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经历了“经济恢复的三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四年”和“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年”，这十年中从1962年以后，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政治抬头，并且发展到意识形态领域的过火批判和斗争。这些政治的和经济的发展和变化，影响和制约了邮政事业以及邮票发行工作的发展和变化。再就是集邮事业（包括集邮业务和集邮活动）的空前发展，也对邮票发行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促进了邮票事业的全面进步。本卷对这些方面都有所述及，但线条不清，份量不够。如在第二章第五节“再版邮票的筹印和发行”中讲到“集邮活动的推广与邮票发行”，这显然远远不能说明集邮事业发展与邮票事业发展的全部关系，未能讲清邮票（特别是纪、特类型邮票）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因和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