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邮票探索之旅

《中国邮票史》编审委员会关于《中国邮票史》第八卷（1966年5月－1978年12月）的审定意见指出，“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中国邮票事业遭受到很大的破坏，许多官方资料未能完整地保存下来……第八卷的编写工作是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起步的”，但是“第八卷参编人员在撰写过程中，尽一切可能多方面查阅了可能查到的有关邮政、邮票的档案资料，走访了尽可能多的知情者、当事人，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相关的档案资料，为全卷的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下面就是参编者在调查和访问中的几则小故事。 　　领袖像邮票发行的前前后后 　　人们都知道，在“文革”中发行了大量毛泽东像邮票，却很少有人知道，在“文革”初期还停售过领袖像邮票呢。第八卷参编者在调查工作伊始，就在吉林省邮电档案馆发现了一份邮电部于1967年3月14日下发的（67）邮业字11号电报，内称：“现经革命群众和革命职工讨论，认为过去发行的毛主席像邮票及其他革命领袖像邮票政治意义重大，方向是正确的”，因而“同意注销”1966年8月31日发出的（66）邮业字50号电报，“立即恢复出售毛泽东像邮票”。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关键是要找到这个（66）邮业字50号电报，可是他们在中国邮票博物馆、邮电部档案馆都没有找到。事隔一年，在北京市邮政局档案馆查找资料时，意外地在财务档案中发现了这份电报。原来，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一些红卫兵和邮电内部的职工，对邮局出售毛泽东等领袖像邮票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领袖像被盖上日戳或随信封乱扔，与革命群众对领袖的无限崇敬和衷心热爱的心情相抵触”，要求停售领袖像邮票。邮电部党委一方面请示中央，一方面于1966年8月31日发出了邮业字50号电报，通知全国邮电部门“暂停出售领袖像邮票”。 　　后来，随着社会上对毛泽东个人崇拜之风盛行，北京邮票厂群众组织又提出“用毛泽东思想占领邮票阵地”的口号，因而要求出售和发行毛泽东像邮票的呼声再起，于是就有了（67）邮业字11号电报。此后，毛泽东像、语录和诗词邮票不仅恢复出售，而且大量发行起来。 　　“刘英俊”邮票为什么1套6枚？ 　　为一名英雄战士发行1套6枚邮票，这在新中国邮票发行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和发行呢？当年的邮票设计者孙传哲先生已经作古，参编者只好在档案资料和报刊杂志中找答案。 　　刘英俊拦惊马抢救儿童的事迹发生于1966年3月15日，很快引起了从军队到地方、从地方到中央的广泛重视。采编者从当年的《解放军报》上看到，该报于1966年7月14日发表了《学习最高指示，执行最高指示，宣传最高指示，捍卫最高指示———向毛主席的好战士刘英俊学习》的社论，提出了向刘英俊学习的四个方面，也叫响了学习、执行、宣传、捍卫“最高指示”的四句话。当时邮票发行局正在收寻“紧跟”和“高举”的邮票题材，看到《解放军报》的社论后，立即决定发行邮票，并且定为1套6枚，全面反映刘英俊的事迹，即第1图“刘英俊同志像”，第2至第5图，按照社论的“四句话”，设计为学习、执行、宣传、捍卫“最高指示”，第6图“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是一幅拦惊马图。设计图稿完成后，向解放军总政治部征求意见。总政回信表示同意，建议把图题中的“最高指示”改为“毛泽东思想”。为什么这样改呢？参编者经查中央文件才知道，原来在此这前，即1966年8月4日，毛泽东在批发一个文件中指出，今后不要再用“最高指示”的提法。邮电部部长朱学范也提出，根据《解放军报》9月24日的最新提法，应将“执行毛泽东思想”改为“贯彻毛泽东思想”。最后确定为现在的图题。 　　由此不难看出，“刘英俊”邮票的发行，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出现的，实际上是借宣传刘英俊的事迹，宣传当时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四句话”。 　　一套鲜为人知的未发行邮票 　　一些研究“文革”邮票的集邮者曾提出疑问，在最讲“突出政治”和“紧跟运动”的“文”字邮票中，为什么对“文革”中最大的政治事件——“打倒刘少奇”，未发行邮票呢？ 　　国家主席刘少奇在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即受到批判。1966年12月，邮票发行局在讨论1967年邮票选题计划时，提出发行一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邮票，共分三组。第一组即后来发行的文1“毛主席语录”，第二组即文2“毛主席万岁”，第三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档案记载，这组邮票已经设计，并打出小样，编为文3，一套6枚。其中第1、3、4图中，有刘少奇等几位被“批判”和“打倒”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漫画像。在1967年4月5日邮票发行局召开的生产会议上，有的同志提出这套邮票的画面和题目是否合适？于是决定向中央“文革”小组提出请示。 　　1967年4月27日，中央“文革”小组宣传组约见邮票设计工作者，谈对这套邮票的意见。据这三位设计工作者事后写的“备忘录”记载，中央“文革”小组宣传组传达如下意见：“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应该突出全面表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文化大革命中几个关键时刻的重大决策……，要求全面表现。漫画以及文字中的‘打倒’、‘砸烂狗头’等，在国内看懂，邮票是要到国外去的。”那么，中央“文革”小组为什么会表示这样的意见呢？后来参编人员在中共中央文件中找到了答案。原来1967年3月16日中发犤67犦104号文件明确规定，“报纸上一律不许刊载戴高帽子，挂黑牌子，罚跪，开斗争会等图片”，“报纸上一律不要使用那些谩骂的词句，例如‘砸烂狗头’、‘混蛋’、‘油炸’等”。 　　报纸是如此，邮票图案当然更要贯彻正面宣传的精神，中央“文革”小组对此也不敢违背。 　　毛泽东像、语录和诗词邮票不再发行的原因 　　从1968年9月27日，不仅印有毛泽东和林彪图像的“全面胜利”第一稿邮票撤销发行，而且从这以后“文”字邮票未再发行毛泽东像，语录、诗词邮票，和文13以前毛泽东像、语录、诗词邮票铺天盖地而来，形成鲜明的对照。一位研究“文革”邮票的集邮者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这种现象的出现，在那个时代是不同寻常的，这背后肯定是毛泽东本人有话，甚至可能有红头文件。 　　这位先生还真的说对了。第八卷参编者首先在吉林省档案馆查到了1968年5月至9月，中共中央连续发出3份文件，传达毛泽东关于对外宣传工作的批示，包括批评“以我为中心”的思想，对外宣传中“强加于人”的错误等等，要求坚决地有步骤改革对内、对外宣传。但这些指示精神是如何和邮票工作联系起来的呢？仍是不得而知。这时参编者联想到“全面胜利”第一稿邮票撤销发行的原因和“全面胜利”第二稿邮票出现的“根据”（邮电部军管会报告中讲到“根据中央首长9月27日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的重要指示”等语），觉得弄清1968年9月27日中央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精神十分重要。参编者开始在邮电内部、外部查找这次宣传工作会议文件，都没有查到。后来他们知道，这次宣传工作会议是中央临时召开的，只有驻京有关单位负责人参加，并未形成文件。而要找到当时与会的邮电部军管会负责人，既不知下落，调查的手续也不好办理。这时，他们从邮电部一位同志处得知，当年邮票发行局的军代表转业到北京邮电学校工作。第八卷参编者找到这位同志，他介绍当年军管会生产指挥部的负责人就住在总参通信兵部大院。当他打电话向这位老同志说明情况后，这位老同志很爽快，立即把第八卷的编者请到他家里侃侃而谈。当他讲到军管时曾3次进中南海向周总理汇报电信工作，还在人民大会堂参加过宣传工作会议时，这正是第八卷编者所要了解的问题，于是请他详谈，并写了回忆材料。 　　原来中央为了贯彻毛泽东关于宣传工作的指示，于1968年9月27日凌晨，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宣传工作会议。会议由周恩来总理主持，他从援外飞机、汽车上印有毛泽东像和语录讲起，指出这不是宣传毛泽东思想。这时，张春桥插话，批评了邮电部军管会发文要求出厂机器面板上钉“毛主席语录”牌的错误，江青也借机指责邮票发行工作和集邮工作。长期以来集邮界流传的江青攻击集邮是搞“特务活动”的话，就是在这次会议上讲的。这个会议一结束，这位负责人即赶回邮电部，9月27日一上班，就向军管会主任、副主任汇报了会议精神，并当即决定：今后不准在邮票上印毛主席像、语录和诗词；已经印制未发行的邮票停止发行；已经发行的可继续使用和出售（后来交通部管理邮票工作时，改为停止出售）。当天邮票发行局即发出电报，停止发行“全面胜利”（第一稿）和毛泽东为日本工人“题词”两套邮票；在此后发行的邮票也未再印毛泽东像、语录和诗词，直至1977年。 　　大、小“一片红”邮票的来龙去脉 　　大、小“一片红”邮票共有几套？几枚？究竟是什么原因撤销发行的？这是令集邮界议论纷纷的问题。第八卷参编者从一开始就把这个问题作为重点，反复深入地进行了调查。 　　参编者最初在中国邮票博物馆看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和《全国山河一片红》两套邮票的档案。原来1968年9月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庆祝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成立革命委员会。邮票发行局当即决定发行邮票，并设计一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邮票，计划在1968年10月1日发行。这套邮票画面是毛泽东和林彪向热烈欢呼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工农兵群众挥手，背景是汽球悬挂下的标语，票图下方印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字样。此即人们所说的“全面胜利”邮票第一稿。下厂订印时，编为文14，票幅为60×40毫米。开始是一个面值（8分），后经邮电部通信组同意，在同一图案上，改变“中国人民邮政”6个字的刷色，另印一枚22分面值邮票。据查到的北京邮票厂发货单证实，此票8分、22分两种面值邮票已大量印制，并且已由邮电部军管会下发了发行通知。但此票为什么又在1968年9月27日撤销发行了呢？档案中没有记载，仅有邮票发行局下发的一份电报，称：“你局已接到或将要接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和《毛主席给日本工人朋友们的重要题词》邮票，请立即停发”。 　　后来，参编者在邮电部档案馆查到了一份邮电部军管会于1968年10月8日呈国务院的报告，内称：“根据中央首长9月27日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重要指示，……邮票设计人员和工人同志共同设计，以工农兵形象，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邮票”，并附样票4枚。 　　这枚邮票在已撤销发行的“全面胜利”第一稿的图案上修改。规格仍为60×40毫米。主要是去掉了毛泽东与林彪像，改为以工农兵形象为主图，并在背景上画了一幅中国地图，上有“全国山河一片红”字样。此即“全面胜利”第二稿，人们也俗称为“大一片红”。这份报告送到了国务院主管生产工作的副总理李富春处，李富春当天就批示：“请邮电部军管会直送中央文革审查。”但此报告并未送至中央文革，而转到了周恩来总理处。据访问这套邮票的设计者万维生、并从他当年写的“纪要”中得知，周总理在百忙之中看了报告和票样后指示：这套邮票还是要发行，但要修改，不要贪大求全。 　　于是，设计者按照军管会的要求，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又重新修改了设计。这次修改，缩小了票幅，并改为竖版，为30×40毫米，主图仍为工农兵形象和中国地图，并减去了一些标语口号和票面下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字样，而以地图上的“全国山河一片红”字样，作为这套邮票的名称。下厂订印时，仍编为文14，一个图案，8分、22分面值两种（22分面值邮票后来因撤销发行未印），这就是人们俗称的“小一片红”邮票。据查到邮票发行局邮票库关于“文14《全国山河一片红》纪念邮票配发清单”，于1968年11月16日已下发各省、市、区管局8分面值邮票共计5000万枚，内定为1968年11月25日发行。这套邮票为什么又遭到了撤销发行的命运？档案记载很明确，邮电部军管会生产指挥部1968年11月23日的电报称：“全国山河一片红邮票地图不准确，请立即收回封存，已经出售的要尽可能设法收回。”“地图不准确”指的是什么？后来他们又在邮电部档案馆查到当年外交部和邮电部军管会联合向周总理的报告，讲到“地图出版社同志买到这枚邮票，发现邮票上的象征性地图确与我国现行出版的中国地图边界线不符”，“属我国领土的南海诸岛也未表示出来”，其中并没有提到地图上台湾省的画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