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绍良 罗汉松
宋元鼎革,画坛流风一变,注重笔墨情趣和文学韵味的文人画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并直接影响宋以来的写实之风,促进写实与文人画在一定程度上的巧妙结合,使其作品不仅具有当时最流行的文人审美趣味,同时也兼顾对社会风情和村里民俗的表现;这一尝试,在元末尤然,其繁盛程度虽不及同时的元四家一脉,但亦蔚然可观,其代表作则有佚名《卢沟运筏图》(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微博])、佚名《山溪水磨图》(现藏辽宁省博物馆)、陈及之《便桥会盟图》卷(现藏故宫[微博]博物院)、旧署王振鹏《江山胜览图》卷等。
将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卷与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完美融合并出以时代民风而达到相当艺术高度的,是旧署王振鹏的《江山胜览图》卷。此卷为水墨绢本,纵48.7公分,横950公分,以全景式构图依次绘天台、瓯江(永嘉)、江心寺(圣寿禅寺)、瑞安、宝坛寺等,各段之间以山石、林木作为过渡,变化万端而又巧妙自然。据统计,卷中共绘有人物凡一千六百零七位、牲畜凡一百零八头、羽禽凡八十七尾、屋宇建筑凡九十四幢、舟船凡八十八桅、车轿凡十四辆,此外,另有各式塔、桥等建筑,其规模极为宏大,描刻极为精细,不可一世。本作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石渠随笔》卷四,卷首尾共钤乾隆、嘉庆、宣统藏印十方,卷首另有“重诏”半印,据此,可知其大致收藏脉络为:重诏——清内府——沈阳郎氏——海外某氏——尤伦斯博物馆。
原国立故宫博物院在民国十四年(1925年)点查毓庆宫的清宫收藏古物,无意间发现溥仪赏溥杰的文物清单,核定古籍图书近四百余件,古书画1000余件。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由国立故宫博物院出版《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清单式书籍,后人们称之为《佚目》(图0197)。
在《佚目》中记载宣统十四年,即民国十一年(1922年).,是年十一月十四日,清逊帝溥仪赏赐溥杰书画二十三件。其中包括旧题北宋徽宗摹《虢国夫人游春图》卷,金·赵霖画《唐太宗六马图》卷等,是幅旧署王振鹏《江山胜览图》卷就在其中。(图0228)
近代书画鉴定大师徐邦达于1960年,编撰《重订清故宫旧藏书画录》一书,记载旧署王振鹏《江山胜览图》卷,给予评语“伪劣”。杨仁恺在1999年编撰《国宝沉浮录》一书,也记载元·王振鹏《江山胜览图》卷,评语“赝品,原在沈阳郎某处”。这两位鉴定大师,对作品都给予赝品定论,却未对时代提出异议,今天随着资讯的发达,我们有机会对该作品应予以重新认识。
萧照《瑞应图》卷
恰逢上海博物馆举办“翰墨荟萃·美国藏中国古代书画珍品展”,总共60件书画,以庆祝上博成立60周年。其中,两件王振鹏绘画,一件是大都会博物馆所藏《维摩不二图》卷,是典型的“兰叶描”,有王振鹏款,曾被近代书画鉴定大师谢稚柳、启功、徐邦达、傅熹年等老先生定为“真迹,至精之作”;另一幅是波士顿博物馆所藏《姨母浴佛图》卷,是典型的“铁线描”,也曾被上述鉴定大师认为“伪,元无问题”。展览开幕前笔者在上博专家陪同下,与当代几位鉴定泰斗,一同展开旧署王振鹏《江山胜览图》卷扫描件,与两件真迹对比分析绘画线条、风格、时代特征,得出一致结论“非王振鹏之作,元代作品无疑,属职业画家所绘山水人物绘画,内容非常丰富,所绘温州瓯江地区人文景观。该画家对元代的服饰、建筑物结构、风俗活动参悟透彻,非其他朝代画家能为之。”。是卷的“铁线游丝描”的手法,明显高于波士顿博物馆所藏《姨母浴佛图》卷,但是,与大都会博物馆所藏《维摩不二图》卷线描法又不同,应该属于王振鹏流派的绘画作品。
缘何将此幅旧署王振鹏《江山胜览图》卷,定为非王振鹏作品呢?但是,是卷又是一件标准的元代绘画!笔者考证如下:
《江山胜览图》卷所采之皴法乃元后所无。卷中山石,近景几乎全以小解索皴叠加为之,并杂以刮铁皴、卷云皴等法,远景则皴染并举,皴之外以淡墨渲染;同样,卷中树的描绘也与当时驰名的“元四家”等人一致,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余辉先生称“除了未使用夹叶法和米点之外,囊括了当时画树的种种表现技法”,的为审论。而有趣的是,卷中所施用的皴法种种,在元后作品中目前未有一见。清初的石涛有多用解索皴之作,但画面较此热闹得多。
其一:《江山胜览图》卷之线描法亦属典型元法,为“铁线游丝描”法。其线条富有弹性,虽方寸人物而衣物、形态均以线描而出,栩栩如生,高度洗练,精彩之至。案此法出自北宋李公麟一脉,元时承其衣钵者如王振鹏、张渥、朱玉等人,张渥《九歌图》卷等可为代表。遗憾的是,这种具有高度概括性和表现力的线描法,入明后能发扬者却极为少见;当时知名的仇英、吴彬、丁云鹏等人,虽也以白描名噪一时,但其艺术水准则稍逊一筹。若美国克利夫兰博物馆张渥《九歌图》卷(图片)、丁云鹏《三教图》(现藏北京故宫图片)、与此卷《江山胜览图》(图片)作细细比对,即可窥豹一斑。判断宋元白描法与明清白描法的基本要素是:线条有无断笔,线条是否刚劲富有弹性,线条的勾画是否重叠;白描场景中的人物,宋元以场面恢宏,人物众多而不乱,相互之间保持连贯性著称。
其二:卷中人物的衣冠服饰均与元后不同。衣冠服饰是古代书画断代最重要的依据之一。此卷中描绘有着蒙元服饰、骑马持械的人物共计十六人,且与美国纳尔逊·阿尔金斯艺术博物馆藏传世元人《宦迹图》(图片)等所绘一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卷中甚至还有表现蒙元军队出行仪仗和押运粮草的场景,而这些在入明以后的绘画作品中绝无一见,这显然与朱明王朝立国之初即推行的相关制度密切相关。经过参阅沈从文先生《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得出元代服饰特点与明王朝迥异。(如鑔帽、翅帽、胡靴、百褶下衬衫),朱元璋1638年,攻下元大都后,为了能根本上消除蒙元帝国痕迹,下令拆毁城墙、宫殿、改汉装服饰,至今只有通过传世元人《宦迹图》,窥探蒙元帝国的实质面貌了。
洪武初,朱元璋颁布多项旨令,从面料、样式、尺寸、颜色等方面确立了明代服饰制度,其中心内容是贵贱有别、服饰有等,不同阶级不同等次的人,都只能享用本等级的服饰,不能混同,更不能僭越(参见《明史·舆服志》)。随后,朱元璋又屡次申述服饰禁例,有犯者,立刻严厉制裁。史载当时有百姓不许穿靴之禁,有三十八位应天(南京)人即因违禁被充军。则此卷断不可为元后之作。
其三:相当重要的一点是,卷中所描绘的数种建筑乃元建筑的标准器。其一是所谓重檐歇山顶(附图1)。在著名古建筑史学家梁思成、刘敦桢先生的专著《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均分别论证重檐歇山顶为元代建筑的标准参考物;而此卷中的重檐歇山顶已出现悬垂,这更是元以后绘画中从未见过的;就目前所见入明后的作品看,基本上对重檐歇山顶的表现仅为以三角勾出后平涂颜色而已。此外,卷中亦绘有同样被梁、刘二位先生考证为元代建筑标准器的重檐攒尖亭(附图2)。这种建筑样式入明后被简化,重檐基本均以单檐代替;而重檐之作,则仅限于宫廷大内。
卷中所绘的寺庙中的“壼门”,(图)是源于宋代的门式格式,盛行于元代建筑。由于元代官式建筑荡然无存,只能参照元代遗留的寺庙建筑,如北京的妙应寺白塔俗称“白塔寺”、山西芮城县永乐宫等遗迹,与入明后的建筑物完全不同。而卷中“劵门”(图)又是始于元代,主要是用于城墙下面防御使用,明代则将这一元人防御形式用于万里长城。
其四:卷首部分有天台山八景之一的“石梁飞瀑”(图),此情此景与今日的景观,几无差别。卷中瓯江上的“江心寺”、宝坛寺,与今朝又有多大差距呢?是卷作者应该是对瓯江地区,非常了解,用画笔勾画出准确无误的实地山水人文景观。
通过对旧署王振鹏《江山胜览图》卷上述的考证,笔者认为是卷非王振鹏之作,线条与王氏有一定距离,应属元代末期王振鹏流派。虽然非王振鹏之作,也不失为一件元代实景写实作品,其丰富性当为元人翘首,是目前所发现的唯一一件长卷式山水人物纪实性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