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于茂世 文图
2004年,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费时8年,精心策划了一场关乎中国文物的饕餮大展——《走向盛唐》。
《走向盛唐》从中国47家博物馆、文物收藏单位精挑细选了404件国宝级文物精品,其中包括洛阳博物馆收藏的中国古代大型雕塑作品——东汉石辟邪。
石辟邪高1.9米、长2.9米,重约8吨。
鉴于石辟邪太庞大、运输困难,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建议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调换其他文物赴美展览。
但是,大都会博物馆认为,该石辟邪代表了中国汉代石刻艺术的最高成就,必须与美国人“见面”。
于是乎,该石辟邪乘着美方花费20万美元为其租来的专机空降美国,且被安置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最为要紧的位置——一向不摆展品的一楼大厅中央。
美国人是不是有点儿“缺心眼”呢?
不说专机,不言花费。
就说这展览的主题——《走向盛唐》。
盛唐与东汉前后相差500多年。
《走向盛唐》怎么能把东汉石辟邪摆在最要紧的位置,让其代表盛唐向美国人开口说话呢?
“走向盛唐”之东汉彩绘辟邪陶俑
总体而言,西方艺术强调写实,中国艺术重在写意。
就中国人而言,我们比较倾向于将西汉时期霍去病墓前的石雕《马踏匈奴》视为两汉的经典之作。该作品以一匹昂首屹立的战马脚踏一个手持弓箭、仰面朝天的匈奴武士,完成了对霍去病的艺术再造。尽管雕像中没有出现霍去病的形象,但它却是一尊顶天立地的“霍去病纪念碑”。
而在西方,“霍去病纪念碑”不见霍去病形象,无论如何都是不可想象的。
西方雕塑家将会把他们的“霍去病”雕塑得逼真而完美。逼真而完美之后,还要亮出膀子与胸肌,乃至屁股与鸡鸡等,这才是他们驰骋疆场、横扫千军如卷席的“霍去病”。
当然,他们的“霍去病”也许还必须将自己的屁股安置在一匹嘶鸣的战马之上。
“不是一个话语体系,不能说谁高谁下。”张羿正南是收藏家,也是一位艺术家,“不是一个话语体系,你说汉语他说英语,怎么沟通呢?除非他学汉语或者你学英语,才能试着沟通。试着沟通,也不见得真能沟通。影响沟通的因素也不是只有语言。”
西方人看不懂《马踏匈奴》——更何况《马踏匈奴》雕得也不那么写实——倘若只从技术角度去看,活儿干得不那么精细,不像古希腊、古罗马的雕塑那样搞得连根头发看上去都下了很大的功夫。
但是,古代中国也有较为写实的雕塑。
譬如秦始皇兵马俑,西方人就易于接受,盖因他们能从中比较容易地看到其与古希腊、古罗马雕塑相类的东西。
还有,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非要弄到美国展出的那件东汉石辟邪——尽管中国人认为它是虚构的、关乎浪漫主义的伟大作品,只因其注重了技术层面的一些东西,他们也觉得这是“写实”,似乎就能读懂了。
东汉石辟邪雕刻精细,体量庞大,与古罗马雕塑处于同一个时代。“这,就足够了。古罗马雕塑讲究体量,西方人总觉得东方没有能够和古希腊、古罗马相抗衡的雕塑,这下见到了,能不弄去展览吗?这叫与人家‘接轨’,抑或说是文明的冲撞。”
至于辟邪是杜撰的神兽,还是客观存在的一种生物,在他们看来,无关紧要。
至于辟邪是避凶还是吓鬼,求吉祥还是协助死者升天,这些也都不是西方文化关注的东西。
他们看的,就是个“型”。
至于将其作为《走向盛唐》的代表向美国人开口说话,也无非是西方人觉得它颇具“眼缘”罢了。
但是,这事刺激了张羿正南先生,让他下定决心非要收藏一件汉代辟邪不可。
他知道,收藏石辟邪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两汉石辟邪少得可怜,赴美展览的石辟邪1992年出土于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陵冢东南约1000米的地方,专家大都认为其应当是光武帝陵前的神兽。
该辟邪似狮而有翼,昂首挺胸,自信豪迈,正迈开矫健的步伐走向未来……
“从这个意义上解读的话,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费时8年,精心策划的《走向盛唐》中国文物大展以东汉石辟邪作为‘引领’,是不是非常妥帖?甚至,人家比咱们更洞悉东汉石辟邪的价值呢?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想。”张先生说。
带着这个“猜想”,张先生开始搜寻两汉辟邪。
在中国,辟邪到处都是。
但寻找真正的两汉辟邪比登天都难。
就这样,一寻就是8年。
2012年底,终于在市场上淘了一对东汉彩绘辟邪陶俑。
其态,与光武帝陵前出土的石辟邪相仿,只是没有将长长的舌头拖在胸前;少了狰狞的长舌,代之以飘然的胡须;少了前肢左足抓拿的小兽,多了肚腩下写意的阳具。
没有这样雄健昂扬的大汉之风,中华民族岂能走向大唐盛世。
时下的辟邪,都成了“主人”的玩偶。“昂扬之气在哪儿呢?”张先生说,“回归两汉吧!中华民族的大风之歌是从那儿刮起的!”
“腾飞中国”之东汉彩绘人面陶鼎
三只兽纹足支起中空斜面的容器,一如支起一个斜刀剖开的西瓜。
不过,它不是西瓜,而是一件东汉彩绘陶器。
两边各有一耳,看上去有点儿实用价值,但更多的是一种装饰,抑或说是为了配合该鼎的整体艺术造型:耳上挖了个“门”字的装饰,看上去就像倒置的铲状簸箕;耳的顶部高出鼎沿,切割成了一个斜坡而随着鼎沿相起伏。看上去,也就有了翅膀的味道。
是不是翅膀?
顺着向上走的曲线再往上看,隆起了一个人头。
自鼎的正面看,五官清晰,头上戴着羽冠;自鼎的背面看,他还拖着一条不大的尾巴。
什么鸟儿?抑或什么鸟人呢?
于是,我想起了庄子的《逍遥游》——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
这人面陶鼎翅膀太小,飞起来也不会像“垂天之云”。
不是鲲鹏,会不会是龟呢?
既然北海里的鱼儿能化为鲲鹏展翅翱翔,东海里的龟为什么就不能起飞呢?
小小的尾巴,小小的翅膀,羞怯的面孔,还有那圈颈部特别强调的彩绘线条似乎在暗示着其头可以随时“收回”。
一切,似乎都符合海龟的形象。当然,不见得它就是海龟。
其实,是与不是,无关紧要。
我只是想,无论鱼能飞还是龟要飞,寄托的无非都是人的梦想。
归根结底,还是人要起飞,中国要腾飞。
“无论怎么说,这种造型的汉陶器皿非常罕见。”张羿正南说,“不论怎么讲,都寄托着人类企望自己能够插上翅膀九天遨游的梦想。”
有梦想,才有希望。
两汉时代,中国艺术“穷造化之精神,尽万类之变态,瑰丽窈冥(深远渺茫),无可端倪”,其陶俑追求神情韵致,不究细节,与秦俑一丝不苟的写实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秦与汉,孰优孰劣?
写实,路将越走越窄,最后只能走入死胡同。
写意,面向无垠,才能拥抱未来。
东汉彩绘人面陶鼎本就“瑰丽窈冥,无可端倪”,非要深究它到底是什么的话,也许就大错特错了。
秦俑很写实,秦朝被逼入了死胡同。
两汉很写意,却将中国引向了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