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翫雅集会员藏佛教造像研究

图1 图2 图3

　　史彬士(陈姿颖/译)

　　如同道教与儒家思想，佛教跟随17世纪下半叶大陆地区汉人移民渡海来台的高峰而传入台湾。以今日严格挑剔的艺术鉴赏标准来看，传统台湾庙宇里面祭拜的佛像，其艺术性并非评断其重要性的主要因素。换言之，台湾长期以来佛教艺术的发展一直处于弱势的状态。

　　直到近几十年来，情况才有所改观。这个变化来自于两个主要的因素：其一是宗教，其二是经济。在台湾，佛教获得长足的发展，并且没有受到大陆“文革”导致大批佛像尽毁的浩劫。另一方面，台湾经济的繁荣，自然而然地使得佛教艺术开始获得收藏家的青睐。本次展览的佛像仅占台湾佛教艺术收藏的一小部分，同时也仅展现了清翫雅集收藏的一个方面，但却能体现当今台湾佛教艺术收藏的规模与质量。

　　此次精选的佛像作品，从多个方面呈现了佛教造像的历史性与图像风格，意在展现中国佛教艺术发展精华时期的面貌，而非各个时期序列式的发展轨迹。作品所代表的地域性也很广，除了“主流风格”的中原地区佛像，还有来自古代西藏、蒙古、大理国、印度等地风格的佛像，它们分别代表这些文化圈佛教艺术发展的精华。

　　中国6～8世纪佛教造像 

　　本次展出的作品中，时代最早的是6世纪中期至晚期的菩萨立像(图1)，应是一尊观音像，姿态绰约，手势优雅，一边膝盖微弯。以此一时期的铜佛像而言，此尊的尺寸特别大，比例与细节上跟这个时期的大型石雕很相近。作品中时代第二早的是隋代的弥勒佛坐像，亦即未来佛。弥勒是这个时期流行的佛像主题，双脚下垂着地呈善跏趺坐。善跏趺坐相对来说并非常见，尤其到晚近时期，当弥勒佛造像势微以后，善跏趺坐就更少见了。

　　唐代(618～907年)的佛像由4件作品为代表。其中两件为如来佛立像(图2)。唐代与佛教发源国印度重新开始接触，直接影响了这时期的中国佛教艺术风格。这两件作品衣纹紧贴身体的特征，明显地是受到北印度笈多王朝时期雕塑风格的影响。展品唐铜鎏金观音立像同样也有很明显的印度风格影响，特别是S形绰约的体态。这时期的观音很受欢迎，观音像以男性的形象表示。自宋代(960～1279年)以降，观音以女性的形态出现，并维持至今。直到今日，观音在中国文化里仍是非常受欢迎的神祇。

　　印度帕拉王朝佛教造像 

　　如今，佛教在其源始国印度早已衰微了，但它和印度教及稍晚的伊斯兰教曾同时在印度盛行了好几个世纪。奠基于孟加拉的帕拉王朝(750～1199年)，其统治者信奉佛教，在他们的影响下，印度佛教艺术获得兴盛。一般来说，台湾或其他地区的华人收藏家鲜少收藏印度佛教艺术，然而此尊观音坐像(图3)的风格与后来的西藏和中原的佛像风格关系密切。它尺寸小，铜胎错红铜及银，工艺精细。

　　大理国佛教造像 

图4

　　佛教是大理国(937～1253年)的国教。大理国的位置即今日的云南省，当时该国全国上下皆信奉佛教，22位国王中有10位为了剃度出家成为佛教徒而逊位。大理国的佛像有强烈的印度风格，体态细瘦纤长，宽肩，袒胸，高发髻。此尊阿嵯耶观音立像(图4)年代约在12世纪，是大理国佛像风格的最佳范例。研究推测，制作这类佛像是为皇室用来作为护身符的。大理国的佛像风格与东南亚邻近地区包括泰国的佛像风格有明显的关联性。

　　藏传佛教造像

图5 图6

　　展品中有5件是藏传佛像，时代从12、13世纪至15世纪。4件作品属于立体雕，不同于同时期的中原地区佛像，他们身体的璎珞镶嵌是以孔雀石为主的各类宝石。其中最早的是12、13世纪的金刚萨埵坐像(图5)，结跏趺坐，宽额，这是这个时期的风格特征。另一尊是14、15世纪的金刚亥母像，呈舞立姿，右手持金刚钺刀，左手持颅器嘎巴拉，夹持喀章嘎(天杖)。约同一时期的密集金刚像为怛特罗(多头多臂)菩萨双修相的一个实例，密集金刚与他的佛母皆三头六臂。

　　红铜鎏金大日如来说法浮雕(图6)是此展中最大的一件作品，由尼泊尔的工匠铸造，原本属于丹萨替寺的众多佛像之一。丹萨替寺位于今日西藏中部的桑日县境内，海拔750米。一位印度旅人于1882年到访该寺时曾说道：丹萨替寺在所有西藏寺庙中，拥有最丰富而珍贵的佛教艺术珍藏，并且特别受到拉萨当局的关注。在1966～1969年“文革”的初期，丹萨替寺的文物遭到严重破坏并散佚各地，寺庙本身已空无一物。幸运的是，有许多该寺的文物，包括此件大日如来说法浮雕，于1948年由意大利藏学家图齐(Guiseppe Tucci,1894～1984年)所率领的探险队拍摄下来，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

　　明代早期佛教造像 

　　明朝的第三位统治者永乐皇帝(1403～1424年在位)，虽然对蒙古与越南用兵，但与西藏的关系达成了和平并建立了彼此互信的机制。藏人承认永乐皇帝为其现世的宗主，而永乐皇帝则允许藏人自治，并且使其宗教在中国享有崇高的地位。永乐皇帝与西藏建立的关系影响深远，他与其孙宣德皇帝(1426～1435年在位)，赠送了许多礼物给西藏重要的喇嘛，在这些礼物中包含了鎏金佛像及其他相关的器物，它们都是由明代宫廷作坊铸造，品质优良，精确地反映了西藏的图像风格。

图7 图8

　　本次展览中有3件属于永乐时期的佛像，一件是金刚萨埵坐像(图7)，一件是持剑的文殊菩萨坐像，另一件是羊尊烛台(图8)。比对两尊金刚萨埵坐像，一尊具有典型的中国皇室风格(图7)，另一尊具有早期的西藏风格(图5)。其他还有不同大小的金刚萨埵像与文殊菩萨像，而最特殊的应是这件羊尊烛台，它是这类文物存世的唯一宝物例证。这3件明代早期皇家铸造的佛像与烛台施有六字永乐年款，就如同其他致赠西藏喇嘛的礼物一样，这3件年款铭文的施写的方式为藏式，即由左至右书写的横款，而非当时中式惯用由右至左的直款。

　　清代早期佛教造像

　　明末的纷乱使得中国佛像的铸造品质普遍下降，佛像的精确程度不如以往。这种情形也发生在其他类项的工艺制作上，直到清代康熙朝(1662～1722年)，佛像的制作工艺技术才又获得复兴。

图9

　　中国佛教在后期的发展阶段更加明显地受到其他外在因素的影响，特别是与庶民的物质与精神生活息息相关的民间宗教受外在因素的影响更深。展品中的财宝天王坐像(图9)便反映了此种现象。早期佛教中，财宝天王(Vaisravana)又称多闻天王，是四大天王之一。四大天王为护法神，守护四大洲，其中的多闻天王是北方的守护神。佛教发展到后期，多闻天王也是财神，遂又称财宝天王。也因如此，他比其他三方的天王在民间更受欢迎。此尊财宝天王坐于伏地的狮子上，左手托蒙鼠，蒙鼠作吐珍珠状，象征广布财富。

　　蒙古地区佛教造像

图10

　　蒙古地区佛教造像的高峰期在17世纪晚期至18世纪早期，起因于当时最重要的宗教领袖札那巴札尔(Zanabazar,1635～1723年)对蒙古藏传佛教的贡献与对艺术的提倡。他早年改宗为当时藏传佛教中势力逐渐庞大的格鲁派。展品中具有蒙古佛像风格的是这组三件式的莲花生佛及左右胁侍(图10)。莲花生佛是藏传佛教早期噶举派的创立者。另一尊代表蒙古佛教风格的佛像是四臂观音坐像，它是由札那巴札尔所属的作坊所出，风格与乌兰巴托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阿弥陀佛像很近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