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唐代开元通宝诸多问题的探讨

图1 图1背左上角月 元宝寄郭大字

　　上海   周延龄

　　“开元通宝”钱，始铸于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它的诞生在中国乃至东方货币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首先，它废除了沿用了千余年的钱币计重制，开创了通宝钱体系；其次，创立了新的衡重标准单位 ——“钱”；“开元通宝”的钱文布局与形制重量，为唐及以后的铸币标准化和制度化奠定了基础。

　　在唐代290余年的历史中，“开元通宝”始终是最主要和基本的流通货币。乾封元年(公元666年)铸的“乾封泉宝”钱， 行用不足一年就作废了。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及次年铸“乾元重宝”当十钱和重轮当五十钱，是安史之乱形势下战时货币经济的产物。而大历、建中年间(公元766-783年)出现的“大历元宝”和“建中通宝”钱币，从出土区域及形制上分析，应该是区域性货币。唐懿宗咸通十一年(公元870年)桂阳监铸的“咸通玄宝”钱，则是限于一时一地的试铸性钱币，发现的数量远远不能和“开元通宝”钱相比。

　　开元钱在唐代铸期近三百年，唐以后及周边邻国亦有仿铸。铸期长、铸量大。“开元通宝”在材质、文字、形制上又有不少较大和细小的变化，加之月纹、星纹和云纹位置与形状变化，从版别的意义上使其极为复杂。故它的断代和分类，一直是久议未决的问题。

短一元元傍星

　　对唐“开元通宝”分期分类及版别的研究，是中国货币史和钱币学研究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国内外学者都做了大量的探索和考证。我国学者彭信威先生在《中国货币史》“唐代的货币”一章中，对开元钱文字的演变、种类的区分、月纹的来源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阐述与研究。徐殿魁先生在《唐代开元通宝的主要品类和分期》一文中，根据开元钱的材质和形制来分类，并参考了近年在考古发掘纪年墓中出土的开元钱，排比归纳，做了有益的探索和总结。杜维善、顾小坤先生著的《开元通宝系年汇考》，对“开元通宝”的分期、钱文演变及铸钱方法提出看法与描述。中国钱币学会和各地学会也极为重视唐开元钱的研究，新的成果不断出现。如陕西省钱币学会出版有唐代钱币专辑，进行专题研究。日本学者在开元钱的版别分类与定名上，做了细致的开创性的工作。如《上方钱帖》、《收集》杂志登载的开元钱分类的文章，前田光男先生的《开元通宝钱谱》等。这些研究成果的取得，使唐开元钱的研究，不再有前辈“自会昌一种外，莫能辩为某期物”的感叹！

　　我认为唐“开元通宝”钱在断代与版别分类上，应以年代沿革为经线，文字变化为纬线来划分其铸时与版别。而年代沿革则以纪年唐墓出土的开元钱种类为主，钱币形制与特征为辅来区分；文字变化则以文字的主要变化分为一大类，次要变化则列在各大类下分成不同的小类。在分类上宜粗不宜细，重视字形的大变化和忽略细小变异，使唐“开元通宝”钱的分类有个大致的清晰的主线。

　　唐武德四年最初铸的“开元通宝”的钱文与文字，史书明载是初唐四大书家之一的欧阳询所制词并书写，书体含八分、篆、隶三体。从诸多初唐、盛唐纪年墓出土的开元钱中，此版别占有相当比例。较为典型的为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的吴王妃杨氏纪年墓出土的“开元通宝”，文字主要特征为：“元”字第一笔短，“通”字走之旁三斜撇不连，“宝”字“贝”部两横与两竖亦不连，细缘，光背，按文字特征在版别分类中称其为：短一元。文字特征“短一元“类的钱币其文字和类别特征在其后的铸行中有很多的变化，如元宝寄郭、接郭、直元、阔缘等类别。自始铸至唐末也一直在铸行，我们从唐后期铸的会昌开元里也能见到面文有短一元风格的钱币。武德初，唐国势初定，但许多地区仍处在战乱和割据中，如河南窦建德、河北刘黑闼、江南辅公石、陕北梁师都等。因此，严格来讲，此时的开元钱流通的区域面积不是很大的，我们从唐初的铸钱监和铸炉分布上也可以看到当时的这个现实。只有在唐太宗贞观年间进兵岭南、拓展西域与解决梁师都割据势力后，随着版图的扩大，开元钱才在更大的区域内铸行和流通。但开元钱的文字与形制也有了一些变化。如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韦几纪年墓，出土的开元钱有形制为“短一元”阔缘的新版别。

大字左月古钱

　　唐郑仁泰麟德元年(公元664年)纪年墓与河南偃师唐宋祯神龙二年(公元706年)纪年墓出土的开元钱，为我们提供了更为详尽的开元钱的版别资料，并从中发现了“短一元”元宝寄郭与“容弱版”的开元钱。“容弱”是版别的一种名称，其文字与形制特征为：“开”内井双横短，使“井”字狭长，“元”字第一横较“短一元”长，元两足间隔开，“通”字走底部有变异，钱背分为光背或穿上下、四角可见直长形之月纹。但月纹的出现不会在这种版别的开铸时，在时间上月纹的出现会更晚一点。

　　在唐高宗和武则天统治期间，开元钱在文字和形制有了许多新变化，如大字、遒劲、小字等版别也应该在此时出现的。所谓“大字”是钱文四字硕大，“元”字开足，“通”字头略仰，“走”部三撇相连。“遒劲”同“大字”元字第二笔方折，背四隅多见有角月。“小字”则四字偏小，特征是“元”字第三笔长，“通”头圆弯大，狭“宝”，有“元”字分左、右、双挑。尤其是山西长治唐王惠纪年墓出土的“平头通”开元钱，使“平头通”版别的出现有了一个大致的年代上限，即上元三年(公元676年)左右。“平头通”的文字特征为：文字较阔，“元”字第一横长，第二笔左挑，亦有双挑者；“通”字头较短一元长并平宽，“通”走部三撇成点状或相连；“宝”字“贝”部中两横与两竖接；外缘稍阔；钱形稍大。从文字特征上可以看到它与“短一元”在文字上的延续与发展，显得更规范与规整，而少了当初欧阳询书写文字的流动与活泼感。其后出现“低头通”开元钱文字与之类似，只是“通”头更狭。两者钱背多见月纹。但有些月纹则极罕见，如背四月、角月纹。还发现有钱背铸有云纹的开元钱。“平头通”和“低头通”形式钱文的出现，开元钱至此似乎已完成了它在面文文字意义上的版别演变。安史之乱以后，我们已经很难见到文字变化上可称为版别的钱币了。频改钱文可能与盗铸盛行有关，恶钱在流通中起到了驱逐官铸好钱的作用，并使物价不稳，朝廷收入减少。在唐玄宗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史书记载“开元通宝”不仅在铸钱的钱监和数量上有了增加，在重量上也增加了近一成。按中国货币的演变规律来讲，铸钱是由开始的大而重向小而轻演变，而开元钱在盛唐时一改早期钱制加重钱的重量，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盛唐时铸行与流通的开元钱版别，从出土的纪年唐墓中分析，有“短一元”、“容弱”、“低头通”和“平头通”等。另外，是开元钱背铸月纹大量出现，此时的月纹与“容弱”、“大字”、“遒劲”、小字版的甲纹比较，不那么平直细长而显得短小弯曲。

　　“开元通宝”背铸月纹的含义，已有几个观点。如《唐会要》引郑虔《会粹》书中言：欧阳询进开元钱蜡样，文德皇后掐一甲痕。《改齐漫录》中则记有开元钱背甲痕为杨贵妃所掐。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书中则认为，甲痕是受到了波斯、大食和突厥的外来影响。由于甲痕传说不是正史所载，外来之说也没有确凿的证据，只是一种推测。

　　月纹的产生我认为应该与唐时的崇月风俗有关。远古时期的人们就盛行祭月、拜月之风。《山海经》、《楚辞》中就有了月宫的神话，《礼记》中记载“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朝日以朝，夕月以夕。”这就是原始的月亮崇拜，也是之后赏月风俗的源头。从唐代的诗赋中我们可以看到，咏月、赏月的诗赋连篇累牍、不胜枚举。八月十五中秋节也正是在唐代才在民间约定成俗的。唐人称中秋节为“端正月”，节日里的主要活动是赏月、拜月和观月，继而增添和发展到赏桂、观潮、吃月饼等与月亮有关的内容，并影响到了邻近如日本、朝鲜等周边地区，平安时期的日本宫廷也每年举行赏月仪式，到了盛唐时王室和民间崇月风俗达到了顶峰。据《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唐玄宗每年八月十五中秋节都要赏月，并在长安太液池的西岸筑有一座百尺高台，称“赏月台”，为每年与贵妃一起赏月而用。另外流传有极富传奇色彩的唐玄宗夜游月宫的传说，《龙城录》载：开元六年(公元718年)，唐玄宗与申天师和道士鸿都中秋赏月，由天师行法，三人步上云霄漫游月宫。事后由玄宗回忆起月中仙娥的音乐与歌舞，创作了音乐与舞蹈史上著名的《霓裳羽衣舞曲》。皇室与民间的崇月风气、中秋花好月圆的大唐气象，是值得庆贺的佳节盛事。这应该是盛唐崇月风俗在钱币文化上得以反映的直接证据，也是玄宗年间大量产生“开元通宝”背铸月纹的重要原因。

　　由于朝廷在盛唐期间多次下诏禁恶钱流通，并以官铸好钱换恶钱，所以出土的钱币大都形大足重，大致反映了安史之乱前流通中的钱币质量情况。

　　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十一月，安禄山在范阳发动叛乱。三年后，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因平叛之需开始铸“乾元重宝”虚值大钱。民多盗铸，物价腾贵。我认为，在这些年里，“开元通宝”可能已经停铸，至少不可能铸足重的小平钱了。

　　中唐以后，“开元通宝”面文已经没有太大的变化。会昌开元中的几种异书版似乎很有特点，如异书背“益”、与“宣”。“会昌开元”还另发现一些异书但数量很少。唐后所铸开元钱，有些由于文字与唐铸的钱币相同而不易分辨，有些如闽开元则很易区分。另有一些文字变化很大的开元钱，俗称“周元手”、“唐国手”、助国手“等都应该是唐后铸的。中唐后大部分钱币可见的主要特征是：铸造不精，形制偏小，钱重减轻；钱背月纹则变化极大。月纹形态上不规整，有双月、三月纹和星纹云纹与月纹同铸的情况出现。

　　月纹的形制(比如仰月、俯月、肥月、细月等)和在钱背的位置(穿下斜月、角月、上下月、左右月等)在开始时可能是与铸时铸地有一定的关联，因为在定制上有不少规律可寻，如：穿下左向斜月在“小字”版，左右月文在“小字”版及中晚期开元中多见，俯月纹在盛唐开元中多见，背穿右的月纹的钱币在各个时期都比较少见。有些月纹只是在某个时期某种钱文特征的钱币上出现，而在其他钱文的开元钱上不可能有类似月纹。这些特征和规律多少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信息，月纹在钱背的位置可能与铸时或铸地有关，但在中后期，从已发现的钱币月纹变化上已经没有规律可循了，可以见到的月纹与其他如星纹和类云纹同铸在钱背上，分析是当时用早期的钱币作母钱翻铸钱币而在钱背重做标记，故流通的钱币面文不同而背纹变得丰富起来。但在中期钱币上，也仍有一些我们迄今不能解读的符号与月纹同时出现。月纹在钱币上的位置变化，由于它们的载体都是月纹，因此，铸时与铸地并不能说明月纹的含义，最多代表了月纹在钱币中的方位或月纹的形态变化。这些变化从纪年唐墓出土钱中也可见一斑。

　　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禁佛教、废佛寺、毁铜像等归盐铁使铸钱。除年号“会昌”外，背文名有二十余种，洛、益、京、荆、蓝、越、襄、宣、洪、兖、润、鄂、平、福、兴、广、桂、潭、丹、梓、梁等。另有“永”字，原有争议，今则有五代钱币窖藏出土为证。安史之乱后，由于四川、淮河以南受战乱影响较小，经济重心渐而南移。会昌开元二十三个铸钱州郡中，秦岭淮河以南地域即占了十七处。翌年，武宗死，宣宗即位。尽黜会昌新政，新钱以字可辨，复铸为像。可以推测，“会昌开元”从存世与出土数量上来判断决不是单单是在一年内铸造的，自会昌五年始至唐亡的六十年时间里，各地仍在继续铸造和使用背铸州名的“会昌开元”。“会昌开元”在其后的纪年墓葬与唐后的钱币窖藏中也有不少的出土与发现。

　　从“会昌开元”钱背州郡字名铸法上来分析，背字应该是由两种方法铸成的。一种是在母钱压印后，背字由加戳形成，称“加戳钱”。特征是背字高或低于钱内外郭，或置在内外郭上，字间笔划不甚清晰，字位升降仰俯无定规。第二种称“刻制钱”，其背字与面文同时制作，特征是背字较前者大并有变化，背字与内外郭侧视同样高低，字与钱体结合自然一体。后者的发现量较少。而加戳在会昌钱上的应用，应该是受到了印章的启发和影响，如宋钱活字法铸钱的观点得以成立的话，会昌钱背字加戳应该是这类铸法的源头。

　　唐代晚期铸造与流通的开元钱，除部分还算工整外，大部分是用旧钱翻铸的。故钱文模糊不晰，质次形小，钱背的月纹也无章法可言。这也是晚唐内有宦官专权和南衙北司之争，外有藩镇割据和农民起义之忧，中央政府无力控制局面在铸钱上的一个反映。

　　值得一提的是，唐时，在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流域、伊塞克湖、塔拉斯河及楚河地区，有昭武九姓与西突厥汗国。七世纪中叶，昭武九姓诸国为唐的羁縻州，将其分府州两级加以管理。唐景龙三年(公元709年)起，唐朝多次册封突骑施首领为可汗，突骑施在抵御大食入侵，保卫唐西部边疆中作出重要的贡献。由于这一地区汉魏时称粟特，故又称粟特地区。

　　七至八世纪，粟特地区在唐朝政治经济文化的巨大影响下，大量铸造与流通仿唐制青铜方孔圆钱。钱面为“开元通宝”，钱背有族徽与粟特文的王名称号或只铸族徽，也有素背的。铸地在撒马尔汗与布哈拉等地。该地区发现的出土钱币较大的地点有片治肯特城址(今塔吉克片治肯特城东南)，阿克别希姆城址(今吉尔吉斯托克马克城西南)。在斯米尔诺娃《粟特青铜币总目》与李铁生先生编著的《古中亚币(前伊斯兰王朝)》亦有披露与研究。朝鲜与安南也铸过“开元通宝”，可见开元钱对周边地区的影响是深远的。

　　对唐“开元通宝”钱的铸造方法的探讨，钱币界对此也争论激烈，但仍无定论。有失蜡法、范铸法、翻砂法等论点。曾见有开元钱范拓图，取自《古钱薮》，从范上的形制分析当为后期伪作。日本奈良飞鸟池遗址出土的富本钱翻砂铸造的砂型残范的发现，为唐“开元通宝”的属翻砂法铸造的论点，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因为富本钱铸时与开元钱相近，而当时日本的钱币形制和铸造方法，应该是以唐钱为标准的。迄今我们没有见到可以确认的“开元通宝”铸范，而从开元钱币上出现的错位、重文等现象，也为翻砂铸钱提供了重要的佐证。但早期的开元钱似乎与中后期的铸法又有不同，它应该是改范铸进而用翻砂法铸钱之间的一种过渡。对翻砂母钱的认定，目前或许存在认知上的偏差，应该将不同年代与地区不同文字版别的钱币区分开来，而那些铜质精良，内外郭经挫磨、钱径大于同版别的钱币，大概就是我们要找的母钱。

　　唐“开元通宝”需要解决的问题仍有不少，在版别分类与定名上，也有不少有待商榷之处。据闻目前“开元通宝”的分类书籍正在编著中，希望能有更新的成果。本文作为一个阶段的研究心得，总结起来供读者批评，以利提高对唐钱的研究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