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丰城籍进士与一对浅绛彩琮式瓶

图1 图2 图3

　　河北 马景政

　　这对光绪浅绛彩瓷琮式瓶(图1)，一只是京城老友的陈年庋藏，一只是广东旧识的新纳之物。二0一0年(农历庚寅年)初冬，这对久别的“原配夫妻”戏剧般重逢了。再看琮式瓶上的落款时间——“庚寅岁季夏月”，又是庚寅年。

　　又是庚寅年，斗转星移，两个甲子过去了，这对琮式瓶在颠沛流离中见证了一百二十年的世事沧桑。团聚之日，却依旧温润似玉，色艳如新。

　　琮式瓶的瓷画作者是雷洪章。在同光年间数以百计的浅绛画师里，雷洪章作品的存世量不算多，但仍然凸显出了自己的鲜明特色——选胎精良、用料考究，绘画和书法中规中矩，尤其是人物作品颇具大家风范。

　　琮式瓶的一面绘浅绛山水“桃源胜境图”，题款“万树桃花发，东西路头迷，相思夜来梦，梦入武陵溪，雷洪章作”(图2)。山水格调清新淡雅，意境空寂深幽。另一面是开光“燕山五桂图”(图3)，画面设色艳丽又不失清雅，人物形象古意盎然，书法长题洋洋洒洒。带铺首的两面，围绕描金象头铺首是一圈朱红金文，下绘一枝红梅(图4)。仔细品读书法长题，一只题为“看诗欣脱帽，一物正相需，卓立雕镕几，光明迈瑾瑜，时维庚寅岁季夏月荷花生日，率写于珠山醉经堂酒碧灯红之所，特奉联青三兄亲家大人鉴正，静夫弟任宗泰题”。另一只题为“联青三兄亲家大人正鉴，维名器之难假兮，洵任用之相当。羡中通而外直兮，等玉润与珠光。常挺然于案上兮，直洞若于席旁。值冠冕其欲下兮，觉位置其允臧。实君弟毛庆蕃题”。双面题款的引首和款尾的两方闲章，好像都是一个“赐”字，不知何意(见图3)。整件作品造型古朴高雅，诗书画印俱佳，置上案头，倍觉文气袭人。

图4

　　这对琮式瓶落款中共涉及四个人物。一是瓷绘作者雷洪章，二是被两位持赠人同称“三兄亲家大人”的受赠者“联青”先生。再就是琮式瓶的持赠人，一位自称“实君弟毛庆蕃”，另一位称“静夫弟任宗泰”。

　　受赠者“联青三兄亲家大人”的身份，目前尚无从考证。持赠人毛庆蕃和任宗泰，却是光绪年间江西丰城赫赫有名的两位进士。从对受赠者的相同称呼来看，两位同乡进士还是亲戚关系。

　　作为晚清的官员和学者，毛庆蕃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位值得关注和研究的人物。出身官宦家庭的毛庆蕃(1846年—1924年)字实君，同治十二年(1873年)中举，随后游学各地，与刘鹗一道投在“泰谷学派”的门下，成为“中国最后一个儒家学派”的重要传人。光绪十五年(1889年)中进士，授庶吉士，任户部员外郎补派山东司帮主稿，北档房总办。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赴天津，协助陈宝箴办理湘军粮台。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为刘坤一所荐改试用道员，留任上海制造局总办，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为袁世凯奏调赴天津开办户部银行，筹建中国万国红十字会，后调任南京金陵机器局总办。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任永定河道、署通永道、同年署天津道、直隶按察使、直隶布政使等职。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任江苏提学使。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任甘肃布政使。宣统元年(1909年)以甘肃布政使护理陕甘总督。年底，被诬“玩误新政”落职。入民国，坚拒北洋政府要职，从此寓居苏州，闭门读书，清贫度日。

　　毛庆蕃一生辗转仕途，与晚清政界、学界要人过从甚密。与刘鹗、罗振玉更是互为儿女亲家。毛庆蕃不仅是中国第一所国家银行“大清户部银行”的创始人，也是中国近代兵器工业和红十字事业的先行者之一。作为一位儒家学者，他在任职期间对敦煌文物的保护发挥过巨大作用。同时，他还是“天下黄河第一桥”——兰州黄河铁桥建造的促成者。毛庆蕃在工程中创造的“牌厦”，成为具有中国传统建筑特色的桥头堡的前身和雏型。只可惜，该牌厦早已在民国后期被拆除。

　　另一位持赠人任宗泰，也是江西丰城人。光绪九年(1883年)进士，历任沙县、屏南等知县。更多的生平资料还有待考证。

　　两位江西丰城籍进士出身的官员共同订烧的这对琮式瓶，高30.5厘米，较同类琮式瓶相比，除去瓶身大一棱、手头沉一些之外，从其胎骨的洁白细密、釉水的肥厚温润，可以看出两位朝廷官员对自己订烧礼品选料上的精益求精。从题材和绘画风格的选择、山水意境的营造、人物形象的表达上，都反映出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熏陶的晚清文人官员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追求。

　　耐人寻味的是，这两位光绪进士在琮式瓶上的题句，对琮式瓶在当时的功能给出了出人意料的答案。毛庆蕃题句中的“值冠冕其欲下兮，觉位置其允臧”。任宗泰题句中的“看诗欣脱帽，一物正相需”。明明白白说的是这对琮式瓶是作帽架用的，其功能竟与当时颇为流行的帽筒一般无二。

　　题句者是两位堂堂的国朝进士，毛庆蕃还是当时名冠南北的一代名儒，并且跟刘鹗、罗振玉一样，自身也是考古、训诂学大师，照常理，绝不会对自己订烧礼品的用途弄混搞错的。

　　目前，对于琮式瓶的研究，台湾学者谢明良先生走在了学术界的前列，大陆学界对此尚未引起足够重视。事实上，这类型制的瓷质琮式瓶自南宋就已成对出现，其功能就是书斋插花之用，具体名称还不得而知。到明代，受道教文化的影响，瓶身多做出八卦纹式，琮式瓶的功能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除插花之外，也放置占卜用的蓍草和竹签。因而自明代开始，也就有了蓍草瓶和八卦瓶的名称。从晚明到清代，琮式瓶一直作为宫廷和贵族文房清供中品级较高的花器使用。琮式瓶传人日本后，不仅用它插花，还当作茶道席上盛水的器具。而到了光绪年间，琮式瓶居然又有了帽架的功用。

　　琮式瓶从问世到现在至少八百年，但琮式瓶这一名称才叫了不过百余年。从目前发现的明清两代典籍中的插图和文字佐证，这种瓶均被称之为“蓍草瓶”。说起“琮式瓶”的叫法，还是源自跟两位丰城籍进士同时代的著名金石考古学家吴大澂。毛庆蕃的同学加儿女亲家刘鹗还曾给这位吴大澂做过幕僚。这对琮式瓶问世的前一年，吴大澂的《古玉图考》出版，书中将新石器以来用玉石制成的内圆外方粗管造型的器物考定为《周礼》所载的“琮”，此说法逐渐得到学界认可。随后，南宋以来仿照这类古玉制品并将底端封实，可以盛物的石、铜、瓷质制品，也就自然而然的地被称为“琮式瓶”。现在，随着考古发现和学术研究的深入，《古玉图考》中的“玉琮说”可能面临着被推翻。到那时，“琮式瓶”的名称也将会自然更改，这是后话。

　　目光还是回到琮式瓶上的两段长题，真可谓是两位进士的“琮式瓶赞”。由此想起较他们年长一些的另一位进士出身的官员王凤池在方帽筒上的题句：“品洁如玉方如圭，有时作帽架，亦有时作花插，有时作诗筒……”，两段“琮式瓶赞”与王凤池的这段“帽筒赞”相互印证了在光绪早中期，琮式瓶和帽筒作为贵族阶层书房和厅堂的陈设器，均有帽架、插花以及存放书画诗稿的功能。及至光绪晚期到民国，帽筒开始为民间所广泛使用，成为普遍百姓家必备的陈设品，同时也就自然成了盛放日常闲杂物品的器具。而琮式瓶，因其制作成本的偏高以及其名称和功能上的神秘色彩，未能向民间普及，一直作为上层社会文人雅士的书斋陈设和清供花器，而“卓立雕镕几，光明迈瑾瑜”。(责编：雨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