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写历史的新干青铜文明

　　由江西日报社主办、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独立协办开设的“江西人文大讲堂”正式开讲。“江西人文大讲堂”旨在以宽广纵深的人文视野，汇聚省内外名师名家，不断推出紧扣时代脉动、人文底蕴深厚、思想内涵深刻的系列讲座，并力求思想性、学术性、启发性、前瞻性统一，努力打造江西最具影响力的传播人文知识和人文精神的文化平台。

　　主讲人： 彭适凡

　　24年前，江西新干大洋洲发现商代大墓，撩开了古代南方青铜王国的神秘面纱，表明远在3200年前的赣江、鄱阳湖流域就已有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改写了江西、江南乃至中华民族的远古文明史，成为江西一张厚重的文化名片。

　　6月15日上午，江西省博物馆原馆长、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著名青铜器考古鉴赏专家、中国社科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彭适凡先生受邀于“江西人文大讲堂”，首讲“改写历史的新干青铜文明”，再次将人们的目光聚焦江西古代青铜文明的辉煌历史，走进3000多年前这幅充满传奇的历史画卷。

　　沙丘取土惊世发现

　　新干出土商周青铜器群的消息不胫而走，全世界历史考古学界为之震惊，国内外一批接一批的专家，连续不断的来到江西。

　　在新干县大洋洲乡一带，有“三把半伞”的传说：不知哪朝哪代，有几个富商巨贾或达官显贵择土冢葬于此，墓冢中陪葬九缸十八瓮的财宝，每个封土堆犹如一把雨伞，后来只剩下“三把半伞”，随着长期的取土和垦殖，“三把半伞”已夷为平地。

　　1989年9月间，大洋洲乡组织数千民工维修赣江大堤，不少民工在程家大队周家村旁的涝背沙丘掘取沙土。根据航测资料显示，涝背沙丘原来是一处椭圆形的封土堆，可能是传说中的一把雨伞。9月20日下午四五点钟时，有人挖出了古色斑驳的青铜圆腹鼎，开始以为是一个香炉。为了探究是不是“金香炉”，几个民工竟然将铜器砸碎。后来，不知是谁叫了一声“不得了，九缸十八瓮宝贝出世了”，一下子引起村民们蜂拥而至，有的加入掏挖，有的浑水摸鱼，有的哄抢，有的劝阻制止，更多的是看热闹……在抢挖、哄抢的过程中，有的青铜大鼎破成两三瓣，最后老百姓还把这些或完整或破碎的文物带回家去。

　　涝背沙丘哄抢文物的消息，很快由村至乡、由乡至县。当晚，新干县分管领导带着文化局、公安局的同志连夜到农民家里收缴。收缴后一统计，共有17件青铜重器。应该说，文物大部分追回，但也有“漏网之鱼”，如一件虎耳虎形扁足鼎清理时少了一条变体虎形扁足，高约30厘米，不曾想，次年它竟在英国苏富比拍卖行高价拍卖。

　　在距涝背沙丘5公里的牛头城遗址，省考古队詹开逊等4人正进行发掘。得知消息后，他们21日一早便全队开拔赶往涝背沙丘。在大批群众围观的试掘过程中，他们不断发现青铜礼器、兵器、生产工具等，他们及时向省文物局和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报告。9月21日下午，省文物局局长杨凤光和我带一批专家赶赴新干。一路上我们揣测，这是不是宋代以后仿古铜器的窖藏？

　　当我们来到现场，一看到方鼎的立耳上卧着一只圆雕老虎，我立刻感觉到一路的揣测完全是大错特错。因为，从方鼎的造型和兽面纹等诸多特点看，这是典型的商代晚期器物，但是，双耳上卧虎则是中原青铜器上从未见过的。我们马上与县里商量，暂停发掘，就地保护，向国家文物局报告。经国家文物局同意，9月25日成立新干大洋洲考古发掘队，由我领队。到11月16日，全部遗存已基本暴露地面，考古队员兴奋得彻夜难眠，深感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发掘商代青铜珍品如此大量集中出土，不仅是江西，就是在整个南方地区也是破天荒的。

　　当得知11月16日至19日国家文物局副局长沈竹带领一批文物专家在湖北黄石开会的消息后，我想，清理这样的遗存，如果北京能有专家来指导，那多好呀！ 19日晚23时许，我们在黄石市敲响了沈竹下榻宾馆的房门。当听到已经取出的商代青铜器大小有近百件，经发掘暴露出来的至少还有近百件时，他心动了。

　　11月21日，当我们把油布揭开，面对堆积在长8米、宽4米的发掘区内的青铜瑰宝时，沈竹副局长十分激动地说：“衷心祝贺你们！衷心祝贺你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南方地区竟发现这么多商代青铜器，真是大饱眼福。瑞昌铜岭发现了商代采矿遗址，今天又出土这么多青铜器，连续抱了两个‘金娃娃’。江西好运气！”

　　当时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殷玮璋说：“太好了！”中国历史博物馆专家李作智说：“江西真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11月26日，国家文物局给江西省文化厅发来贺电，“这是我国近年来文物考古的又一重大考古发现，它标志着江西的文物考古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几天后，国家文物局下拨5万元专款，作为考古发掘经费。

　　最早来到我们发掘工地的，是中国著名青铜器专家、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在新干县武装部军械库，马承源一行仔细观赏了已出土的青铜器，他说了一句使我至今印象深刻的话：“新干这一批青铜器，将来一定会震惊世界！”果然不出所料，新干出土商周青铜器群的消息不胫而走，全世界历史考古学界为之震惊，国内外一批接一批的专家，连续不断的来到江西，穿梭于新干与南昌之间。

　　地下宝库改写旧史

　　早在3000多年前，赣鄱地区就有着较为发达的青铜文明，有着一个与中原殷商王朝政权并存发展的青铜王国。

　　经过全面修复、保护和整理，新干大墓总共出土青铜器475件，玉器754件，陶瓷139件。

　　新干青铜器群发现的重大意义是什么？

　　海内外著名青铜器专家、著名古文字学家李学勤先生，现在是清华大学的终生教授。他看了之后，万分激动：“今天还难以估计，还要有相当一段时间才能体会到，不过通过该墓的发掘，江南的古代文明史要改写，商代的古代文明要重新评估，从高度、广度来说都不过分！”

　　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考古系邹衡教授说：“这是长江以南空前的发现，它确凿无疑地揭示了一个事实：在商代，中国南方已出现了一个掌握有相当权威的统治者，表明这里已有一个政权，国家已经产生，进入了文明时代。同时，这样丰富多彩的青铜重器，说明其文化发展水平甚至与中原不相上下，有力证明了南方开发很早，至少在3000多年前，江南人民就已创造出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这次发现的意义，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海外学者中，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艺术史系罗泰教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史系贝格立教授、英国伦敦大学考古系艾兰博士、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东方部主任罗森夫人等先后来到南昌，在参观大洋洲出土文物后，都一致肯定这一地下艺术宝库的发现，为中国古代文明史和民族史的研究揭开了新的篇章，昭示着传统的江南为“荒蛮服地”的历史误会的终结。回国后，他们都分别对新干出土的礼器、乐器、兵器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发表了很多高水平的学术成果。

　　这里还有一个插曲。1998年10月，我应邀到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访问讲学，讲演的题目就是新干青铜器，但著名考古学家、著名青铜器专家张光直教授因患严重帕金森症，深感不能前来现场为憾，会前，通过李永迪博士征询我的意见，把幻灯片放给他看看。我深为感动，欣然同意。在欣赏的过程中，他一直惊讶着，最后还坚持要爱人扶他起来送我出门。这么多著名的专家、教授，对新干青铜器出土感到惊讶，一言以蔽之，就是因为改写了历史。

　　长期以来，历史学界、考古学界认为，在中原拥有高度发达的商周青铜文明的时候，整个南方地区尚属“荒蛮服地”或者是“荒服之地”，也就是原始社会状态。

　　江西夹处于吴越、荆楚之间，号称“吴头楚尾”，这个地方理应在历史上起重要的影响作用。然而，直到春秋时期，史书上才只见个别地名，真正成为古史的空白点。至于两周以上，就更不必说。《左传》主要是写春秋时期历史的，在这部重要的古史中，真正有属江西地名的只有两个地方，一是《左传·定公六年》(公元前505年) “吴太子夫差破师取番”，其中“番”指的就是今江西鄱阳县；二是《左传·哀公二十年》(公元前476年)“吴公子庆忌出居于艾”，其中“艾”指的是今江西修水县。秦始皇设九江郡的时候，九江郡郡治不在江西，在安徽的寿县。所以，在很多人看来，讲春秋历史的一部史书涉及江西的只有两个地方，更何况在商代，江西更属荒服之地，历史书、教科书都是那么写着。

　　郭沫若是鼎鼎有名的大家，他也一直认为，中国南方地区很晚才被开发。很典型的是1958年他参观安阳殷墟殉葬坑后诗兴大发，写了几首诗，其中有一首诗这么写的：“但缘东夷已克服，殷人南下集江湖。南方因之渐开化，国焉有宋荆与舒。”也就是说到商代以后，南方才渐渐开发。郭老那时候没有看到，也没有想到，在整个赣江流域，能够发现这么大的一个商代墓葬，能发现这么多青铜器。

　　在新干大墓发现之前，1973年开始在赣江西岸的樟树，我们发现了一个吴城遗址。吴城遗址的发现，已经证明了在商代，赣江流域就已经有一个方国文明。就是说在中原安阳殷墟王朝的时候，中国就有很多方国，包括山西、山东，甚至包括我们江西也有一个方国。这个方国对中央来讲，有时候依附于它，有时候又是独立，它是松散的。但是吴城遗址从1973年开始发掘，历经几十次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甚至有铸造青铜器的石范，也出土过少数几件青铜器，但目前没有发现商代大墓，不曾想到在位于赣江东岸的新干大洋洲却发现了青铜大墓。

　　新干大洋洲青铜器墓葬的发现，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早在3000多年前，赣鄱地区就有着较为发达的青铜文明，有着一个与中原殷商王朝政权并存发展的青铜王国。

　　青铜瑰宝异彩纷呈

　　出土诸多“土著”特色的青铜礼器、乐器、农具、兵器、法器等，证明鄱阳湖赣江流域的青铜铸造工艺历史悠久，根基深厚。

　　新干大墓出土了什么样的青铜器，它凭什么能改写历史？

　　新干大墓出土青铜器475件，可以划归为五大类，一类是礼器和乐器，共52件；二类是农业工具和手工工具，18种共143件；三类是兵器，11种231件；四类是神器与法器，30件；五类是杂件，共36件。

　　从礼器来看，新干大墓的礼器可以分为三个类型。第一类是器物的造型和纹饰风格与中原地区的一模一样，即所谓的“中原型”。如提梁方腹卣，目前仅知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一件，但是其铸造技艺和保存情况远不如大洋洲出土的。第二类是器物的造型和纹饰作风基本是中原的，但是新增加有不等的土著因素，即所谓的“融合型”。如卧虎大方鼎，其造型和纹饰构图都与郑州等地出土的商代中期方鼎基本相同，唯双竖耳上有卧虎，这在中原商殷方鼎上从不曾见过，明显带有南方地区的浓郁风格。立鹿大甗，高1.05米，重78.5千克，体形巨大，气势雄浑，奇美诡异，为迄今所发现之青铜甗中最大者，也是新干青铜器之最庞大者，有“甗王”之誉。从整个体型和结构来看，与中原商殷时期的甗形器无异，尤其与陕西礼泉县朱马嘴出土的饕餮纹大甗相近，但竖耳上分别立有雌雄两只幼鹿，再加上耳外侧和口沿环饰燕尾纹，这又是商代铜甗中所未见，是南方古代居民的独特装饰。第三类，器物造型的结构与中原的完全不同，即所谓的“土著型”。如铜镈的发现，无疑是该类乐器目前发现时代最早者。又如折肩鬲，是一种仿陶瓷器造型而铸造的一种全新的铜容器，这是南方居民发明独创的，中原地区没有。

　　出土不少青铜农具，这是新干青铜器群的又一大特色，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商王朝核心地区。过去，传世的青铜犁头，但不知道哪里出土的。目前有确凿出土地的商代铜犁头，就是新干大洋洲，而且出土了几件，还出土了耒、耜、铚、锸、钁、铲、锛、镰刀等11种农具及修刀、凿、锥、手斧等7种手工工具。这说明南方古代农业文明很发达，而且较多使用青铜农具。

　　新干大墓出土231件兵器，数量多，特色更浓厚。兵器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殷商型”，即从器形、形制和装饰等方面都表现与中原殷商兵器相同，有72件，占29.8%。第二类是“融合型”，即从器形、形制等方面与殷商方面基本相同，但又在某些方面进行不同程度的加工和改造，使其带有一定的地域特色。这一类74件，占到30.5%。第三类为“土著型”，即兵器的种类和形制乃至装饰纹样都是南方土著民族的独特创造，在中原及其以外地区从未见过。这一类如宽刃剑、镂空镞、虎头戈、琵琶型戈、方銎钺等共有92件，占总数的38%。第四类为“先周型”，即这种兵器的器类和形制不见于商王朝中心的中原大地，却在甘、陕地区的先周文化遗存中多有出现，是受先周文化影响而仿造的。这一类数量很少，只有长胡三穿戈、长条带穿刀和勾戟等4件，占1.6%。新干大墓青铜兵器以“土著型”最多，次为“融合型”和“殷商型”的客观事实，清楚表明赣鄱地区土著居民的独特创造，再次证明鄱阳湖赣江流域的青铜铸造工艺历史悠久，根基深厚。

　　在神器中，目前唯一存世的商代双面神人兽面青铜像，造型独特，人性与神性完美的融合，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反映了商代南方独特的信仰崇拜神人与兽面融合一体。它旁安两耳，顶插双角。上圆管下方銎，管銎相通。顶上圆管可插羽冠，下部方銎能装木柄。上管圆、下銎方的造型和古人天圆地方的理念相通，寓意神人贯通天地的能力。

　　在新干大洋洲出土的器物中，虎是最有代表性的图像，是最能代表地方文化的符号。9件青铜鼎的27只扁足呈变体虎形，10件鼎耳上立有20只虎，2件戈以虎首装饰，青铜铲柄上有2只虎纹，1件青铜杖首以虎首为造型。其中伏鸟双尾青铜虎最令人惊叹，为迄今所见最大的青铜虎，形奇诡异，有“虎王”之誉。当年，我们发掘出土的时候“虎王”左边的獠牙没有了，应该是1989年9月20日群众哄抢文物的时候被群众带走了，之后也没有收缴上来。后来，竟被南昌的一位收藏家收藏到手。去年，这颗“虎牙”经藏家主动热情捐献回到省博物馆。如今缺失了20多年的獠牙重新修补上去了。

　　青铜王国奥秘待探索

　　新干大墓是一个3000多年前的青铜艺术宝库，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揭开了尘封悠久的历史面纱，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诸多奥秘。

　　毫不夸张地说，新干大墓是一个3000多年前的青铜艺术宝库，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通过它，给我们揭开了尘封悠久的历史面纱，但也给我们提出了很多值得深入思考的奥秘。

　　第一个问题就是，新干青铜器群的遗存性质究竟是什么？是墓葬还是祭祀坑？抑或是沉船？有的专家认为是祭祀坑，这么说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1000多件文物出土的现场，它没有明显的墓边。中原的墓葬都是有坑的，有很整齐的墓边，但是新干大墓确确实实没有墓边，所以很容易怀疑它不是墓葬。我们参加发掘的同志都认为是墓葬的可能性较大。一是新干商墓所在地，位于大洋洲乡程家涝背沙洲，从其地下全为淤沙堆积情况判断，说明远古以前这一带曾是古河道，也即3000多年前的殷商时期，这一带早已经形成沙洲，在沙洲上建墓葬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也正因为是在沙滩上建墓，怎么可能有墓边呢？！墓葬东西长8. 22米、南北宽3.68米，尽管没有墓边，但是墓室里面的土色、包含物和外面明显不一样；在发掘清理过程中，我们发现出土的文物基本上是有规律的分布。所有玉器大部分都集中发现在相当于墓室的棺材里，一条由18块玉块串成的项链在绳子断后仍呈东西向椭圆形分布。陶瓷、兵器等器物也是有规律的布置……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个墓葬的可能性更大。新干大墓中还发现有24颗人的牙齿。经检测，有14颗牙齿属于3个个体，一个年龄在20岁左右，一个2岁左右，一个是10岁到12岁之间的未成年小孩，这与墓葬有何关系值得研究。

　　再一个问题就是墓葬的主人是谁？有的人讲，这个墓葬的主人应该是中原王朝派到南方的军事首领。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他是晚商时期地处南方赣江流域的一个方国的最高统治者或者其亲属。这一方国文明，既受到中原殷商文明的强烈影响和浸润，又铸造了很多有自身特色、能够反映南方民族自身风俗、信仰、崇拜的青铜器。其墓主人的族属也有可能就是土著的扬越民族。

　　第三个问题是新干青铜遗存属于什么年代？有“商代中期说”，有“殷商晚期说”，也有的认为西周乃至春秋说。根据对出土的青铜礼器、玉器和陶瓷器的分析，以及与吴城遗址出土物比较，再参照新干商代大墓的有关碳-14年代测定数据，我们认为，新干商代大墓的下葬年代，应在商代晚期前段为宜，也即相当于殷墟中期，如果说具体点，就是距今3200年左右。

　　当然，无论是遗存的性质、墓葬的年代以及墓葬的主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新干商代大墓与附近牛头城遗址、樟树吴城遗址的关系究竟如何，这些都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的探索和研究。但是，不管怎么说，新干青铜器群的重大发现，不仅改写了江西的历史，改写了南方的历史，还改写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这是大家不可否认的事实。

　　人文互动

　　徐佳铭 (南昌大学历史系学生)：彭老师我想问一下，您觉得新干青铜墓群会跟吴城方国遗址有联系吗？

　　彭适凡：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新干大墓被发现后，一开始我们把大墓的主人与樟树吴城遗址的吴城方国首脑联系起来，理由是新干大墓中出土的陶瓷器与吴城遗址上出土的陶瓷器相同，不过对吴城遗址几十次发掘始终没有发现青铜器比较集中的大型墓葬。可是，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广明同志在距离新干大墓5公里左右的牛头城遗址考古发掘过程中发现了宫殿遗址，还发现了城墙，而且牛头城遗址的时代也是商代，甚至跨到了西周，这比吴城遗址的时代更早一点。新干大墓和牛头城遗址都在赣江东面，而且相距那么近，这就不得不让人重新考虑，是不是新干大墓的主人与牛头城遗址的首脑有关系。

　　新干大墓与牛头城遗址、吴城遗址这三者的关系到底怎么样，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不过我想新干大墓应该跟牛头城更有关系，因为二者的时代和出土文物的关系更紧密。

　　隋志伟 (南昌大学历史系学生)：彭老师您好，您说新干大墓改变了中国历史。我想问一下，安阳殷墟是公认的商代政治文明中心，那么新干大墓青铜器文明是否达到了殷墟文明的地步，当时南方的文明能与殷墟平分秋色吗？

　　彭适凡：我们既要看到新干青铜文明艺术宝库的丰富内涵，要看到它的重要意义，但实事求是地说，无论是从出土文物还是制造类型，比起我们中原核心地区特别是安阳殷墟的青铜文明，新干大墓还是逊色一些。应该这样说，新干大墓发现的青铜器，是受中原地区文明的影响发展起来的。我们认为，中原还是核心地区，南方文明“超过中原”、与中原“平分秋色”这些提法有些过度，但是，南方也决不像过去人们认为的那样属于“荒蛮服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