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矛礼器功能超过实战功用

吊人铜矛 吴王夫差矛 古滇国豹钮铜矛

　　冷兵器系列

　　矛在历史上被列为“五兵”之一。《诗经》中有关于它的吟诵：“王于兴师，修我戈矛。”《尚书·周书·牧誓》中也有关于它的记载：“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这说明在武王伐商的时候，青铜矛已经和青铜戈一道成为战场上出镜率很高的兵器。青铜矛在战场上究竟占据何种地位？不同地区的青铜矛有何特色？我们应当怎样看待它的收藏价值？本期“大家”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健民教授进行讲解。

　　文、图/记者金叶

　　中原地区青铜矛或受荆楚地区影响

　　原始社会里，为了扎鱼、兽，尖端被削磨成尖锐的“锋”的长木棒，大概可以被视作青铜矛的“前世”。作为兵器的青铜矛，矛头部分分为矛身和骹两部分。矛身中部为“脊”，脊左右两边展开成带刃的矛叶，并向前聚集成锐利的尖锋。有的脊两侧带凹槽，称“饮血”，为矛头刺入人体时出血进气，以减少阻力。用来连接脊的直筒叫“骹”，骹下端的孔叫“銎”，用来插柄。矛柄有木柄和积竹柄两种。“积竹柄”是用细竹做柄，打通竹节，竹芯内填充木条，然后用绳裹扎起来涂上漆。积竹柄坚韧而富有弹性，不易折断，性能优于木柄。

　　李健民告诉记者，青铜矛始作于商代二里岗期，湖北黄陂盘龙城与河北藁城台西的考古发现年代最早，而以盘龙城青铜矛对后世的影响最大。

　　青铜矛是一种长兵器。按照《周礼·考工记》中的记述，步兵用的酋矛为4.5米，战车士兵用的九矛为5.4米。“青铜戈锋可啄击，上刃可推打、下刃又可勾砍。相形之下，青铜矛只能刺，功能单一。所以在运动的车战中，其对敌人的杀伤力明显弱于戈。”

　　李健民倾向于青铜矛更适合步兵作战的说法。也正因此，在并不适合进行车战的南方地区，青铜矛会比戈更有“用武之地”。这给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最先萌芽并流行较广提供了动力。

　　而在中原地区，青铜矛的踪迹，一直到殷墟二期才被大量发现。“我推测，是当时商王朝开始征伐南方荆楚地区时，在作战的过程中接触到了南方的青铜矛，于是将这种兵器带到了中原地区，但又不是完全复制。殷墟二期以后流行的青铜矛有两种样式：一种的矛身比湖北盘龙城的更加宽大，呈弧三角状；还有一种是亚腰状，骹和矛身结合的地方有两个半圆形的环耳。从攻击性上来说，比盘龙城的柳叶形青铜矛要强大一些。”

　　李健民告诉记者，商代的青铜矛，目前出土的已经超过一千多件。安阳殷墟侯家庄，其中一个大墓就出土731件青铜矛。有人因此认为青铜矛在商代已经成为与戈同等的主战兵器，但李健民对此持保留态度。“因为侯家庄墓大量出土青铜矛只是一个孤例。目前为止发现的商代最高级别的墓葬是妇好墓，里面出土91件青铜戈，但一件青铜矛也没有。这件事情我到现在还没有想明白。但至少说明有两种可能：一是妇好的军队不用青铜矛；另外一个可能就是青铜矛的实战作用当在青铜戈之下。”

　　在考古发掘中，西周青铜矛的出土地点有20余处，数量大概有100余件。西周的王畿之地关中一带出土最为密集，大概有40余件。这与同时代出土的青铜戈的数量相比是极为悬殊的。事实上，西周时期的青铜矛在形制上比商代是更加成熟了，但在战场上却呈现出“弱势”，估计和车战日益兴起不无关联。而且随着青铜戈的形制不断升级换代，勾兵的功能强烈，其横扫一片的气势是作为刺兵的青铜矛无法企及的。

　　“可以说，青铜矛在当时的战场上只是一种辅助兵器。它同青铜戈并不是一个级别的兵器。”

　　吴王夫差矛“暗格纹”之谜已破解

　　和商代以殷墟、西周以关中为制作中心不同，到了春秋战国，青铜矛的制作地点开始变得更加分散。“这是当时周王室开始衰微和诸侯兴起的一个直接表现。”李健民说。

　　位于长江下游的吴越地区，是这个时期制作青铜矛数量比较多、质量也比较高超的地区之一。因为这里气候潮湿、林莽丛生，河湖港汉星罗棋布，中原地区纵横驰骋、所向披靡的驯马战车，在吴越地区受到很大局限，因而青铜矛的作用相对比较突出。

　　李健民告诉记者，在北方出土的商周时期的青铜矛中，比较少见礼器色彩强烈的品类。但在吴越地区出现了非常重视装饰的、作为礼器的青铜矛，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是夫差矛。

　　吴王夫差矛1983年11月出土于湖北马山5号楚墓。这座墓与出土越王勾践剑的墓相距不足2公里。矛长29.5厘米，矛叶宽约5厘米，形状与短剑相似。中部纵向突起脊棱，并有血槽。两刃锋利，斜直向上收聚成尖锋。骹部较短，下部铸成燕尾形。矛骹的断面呈椭圆形，骹孔直达锋尖。在矛骹上部两面各铸有一个精美的兽面形钮。矛身的正面，靠近骹部的地方，有铭文八字，“吴王夫差，自乍(作)用矛”。字口错金，至今仍光亮如新。值得注意的是，和勾践剑一样，夫差矛的通身也饰规则的菱形暗纹。

　　对于“菱形暗纹之谜”，李健民表示，这确实是当时的一种高科技，但也不需要进行无谓的夸张。“其实就我所了解，关于菱形暗纹的谜团早已解开。简单地说，就是在青铜矛铸造完毕，打磨、抛光之后，以一层混杂着铬和水银的溶液在矛身上绘出图案。最后用火一烧，水银挥发，铬就被镀在矛身上，达到浑然一体的效果。”

　　李健民认为，这种镀铬的技术，做出来的暗格纹一是非常好看，二是有一定的防锈蚀功能，可以说是当时的一种高科技。但遗憾的是，这种技术并没有被推广开来。

　　“这个技术没有在兵器上大规模使用。用现代人的话来说，就是并未转化成生产力。它只是被应用在了少数礼器的身上，成了王侯炫耀的资本。也许是因为极少人掌握这个技术，又太费时费工，所以随着朝代更迭，这个技术很快就失传了，又因为失传而笼罩上了神秘的面纱。事实上，这个技艺对于当代人来说并不高深。”

　　古滇国青铜矛制作工艺精美绝伦

　　关于青铜矛的制作，还有一个地区比较有特色，就是遥远的西南边陲——古滇国所在地。李健民告诉记者，云南在历史上曾经历高度发达的青铜时代。因为地处边陲，所以当地的青铜时代开始得晚、结束得也晚。在中原的战场上已经应用了千年之后，云南的青铜矛才在春秋早期初露峥嵘；而一直到东汉初年，青铜兵器早已在中原绝迹，云南当地仍有制作青铜矛的传统。

　　青铜矛在云南的出土量较大，有确切出土地点的青铜矛的数量约一千件左右。各地点出土的青铜矛，少则一至数件，多则数十件。楚雄万家坝和晋宁石寨山出土的青铜矛数量最大，皆为数百件。

　　古滇国青铜矛的科技、冶炼、铸造方法无不受中原的影响，但同时也颇具地方色彩，主要分阔叶形和柳叶长条形两大类。阔叶形青铜矛出土数量较少，主要集中在晋宁石寨山。其造型刃短而阔，至前端收束成尖锋， 整体似一片前尖后圆的椭圆形树叶。这种类型的矛中，最为奇特的当数出土于晋宁石寨山的战国时代蛙形铜矛。此矛高17厘米，整体造型是一只两眼圆睁，前肢前扑，后腿下蹲，随时准备一跃而去的青蛙。

　　柳叶长条形铜矛的出土数量最多，其中最具知名度的是西汉吊人铜矛。此铜矛矛身呈三角形，基部平直，銎稍长，在矛身基部的折角处，通过两个穿孔，各吊着一个约3厘米的铜雕人物。他们形象一致，双手背剪，手腕被拴系着，将整个身体悬吊起来。全身赤裸，均为男子。头颈和长发低垂着，脊背弯曲。脸上呈现出既痛苦不堪，又无可奈何的表情，在经受过严酷的刑罚后，生命的气息只有一丝尚存，他们已无力挣扎或反抗。

　　李健民说，云南矛在其冶炼铸造技术及造型艺术上确实达到了相当精湛的程度。但这种成就其实和古滇国当时因为封闭落后，而长期在青铜时代踟蹰不前有直接关系。“云南铜矛很精彩，但它是滞后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的。它的用途用于实战，但更多地用于祭祀。而在当时整个中原已经进入铁器时代的大环境下，青铜矛的战斗力已大为削弱。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规律：无论是吴越还是古滇国，越是这种将青铜矛的艺术性体现得淋漓尽致的地区，实战能力反而不强。最强大的秦国，兵器的工艺性却并不突出。这些在细节上大做文章，而忽略了青铜矛战争属性的做法，其中可以品出小国们‘玩物丧志’的意味来。”

　　收藏青铜矛应重视其军事价值

　　李健民认为，作为兵器的青铜矛，其意义主要在于对古代军事战争史的研究。

　　而对于有礼器色彩的青铜兵器的价值，李健民认为一是要肯定其工艺确实达到了一定水准，同时也切不可过于夸大。“衡量一件文物的价值，不外乎历史、科技、艺术三重标准。而当代有一种收藏的倾向，比较看重文物的艺术性，而忽略了其历史价值和科技价值。其实，三者之间历史价值才是最重要的。要想提高收藏档次，要以收藏能够反映当时主流文化、最先进生产力的艺术品为上。云南青铜矛的精美和湖北黄陂盘龙城青铜矛始作的文物价值可谓各具千秋。”

　　大家简介

　　李健民，196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就职于辽宁锦州博物馆，1978年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