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演化史上的几方妖异

《比丘惠感造像》 《好太王碑》 明拓（吴）《天发神谶碑》

　　吉林  王耕

　　看央视《探索·发现》栏目的纪录片《爨碑惊奇录》，让人惊奇地发现，节目编创人员对楷书演化观之解释，确实令人感觉到“惊奇”，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看上去确实有些离谱。

　　片中说：《爨宝子碑》是介于隶书和楷书之间，是隶书向楷书过渡的一种书体。编者这样说，也没有什么大错。但接下去又说隶书发展到楷书，应该有某种“书体”作为“中介”，不是一下子就过渡到楷书的。

　　至此，问题就出现了。在编者心目中，究竟什么样的汉字，才算是真正的楷书？究竟是宋体字，还是法度森严的唐楷？唐楷出现之前，仅隋朝的几十年，智永写下的真书，究竟算不算楷书？钟繇的字算不算楷书？

　　在中国书法史上，被认定为最早的楷书，是三国曹魏时期钟繇的字。也就是说，中国的汉字楷化，在三国时就已经开始了。如果说，钟繇是汉字楷化第一人，那么他在汉字变革的历史上，地位和秦朝李斯统一小篆、程邈创造隶书一样伟大。

　　汉字楷化是一股文化潮流，是任何人无法阻挡的，即使钟繇不进行楷化尝试，还会有其他人为汉字发展做出同样的尝试。所以，我不认同纪录片的编导，所谓的在楷书和隶书之间，还有一个过渡的“书体”一说。

　　汉字书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书写个案。因每个人有不同的书写习惯，每个人有不同的审美倾向，每个时代又有大的文化时尚。在印刷体出现之前，每个人书写的汉字都是个案。即使出现了标准倾向于楷书，和标准化倾向于印刷体的宋体字，这种标准化的字体，在每个人的笔下也会有细微的不同。

　　如果说《爨宝子碑》是一种风格，这我绝对承认，但是说《爨宝子碑》的字体，是钟繇创造隶书和楷书之间的一种书体，这绝对是一种错误。《爨宝子碑》立于东晋义熙元年(公元405年)，钟繇已经死了一百多年，王羲之也已去世几十年，楷书的标准化，几乎也已经完成。所以说，《爨宝子碑》书法风格的出现，只能是楷书演化史上的一次“逆袭”。

　　可以说在王羲之时代，楷书就已经流行，王羲之写了大量的小楷，历史上记载的《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太师箴》《洛神赋》等作品。以上作品即使传刻失真，至少在形体上保留下当时楷书的具体样式。流传下来的楷书作品，除了王羲之父子外，还有谢安、东晋文孝王司马道子、王？？、卫夫人、郗鉴、郗超、东晋简文帝、山涛等人的作品。他们的作品风格相似，都带有强烈的隶书笔法，用笔和唐楷迥然不同。其实楷书在王羲之时代，已经是一种日常化了的书体。与东晋相对应的北魏，在同一时代则流行魏碑书体，当时由于北魏佛教造像盛行，大量的佛教造像题记、墓志铭为我们留下了北魏风格的楷书作品。最著名的是《龙门十二品》，而比较成熟的楷书有《元显俊墓志铭》《刁遵墓志铭》《刁惠公墓志铭》《元倪墓志铭》《崔敬邕墓志铭》等作品。把《爨宝子碑》和同一时代东晋书帖，和北魏碑刻相互对比，《爨宝子碑刻》则更接近魏碑风格。和《爨宝子碑》最接近的魏碑作品，当属《比丘惠感造像》、《鞠彦云碑》。《比丘惠感造像》横划两头方笔，这在所有魏碑作品中比较少见。在题记几十个字中，也不乏妙趣横生的点划。比如“父”字上面两点，采用同一条线上，大小不一两个三角形的斜撇。

　　行文至此，我想纠正一个观念，在普通读者的印象中，提起楷书即认为非唐楷莫属，所有楷书成就最高的当属颜、柳、欧、赵，这是明清馆阁体书风，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据历史记载，在科举时代士子们为讨好考官而刻苦练习书法，在这四种书体间相互淘萃，最后形成千人一面的风格。

　　其实，不论是颜、柳、欧、赵，还是初唐的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薛稷，他们的楷书在用笔和结构上，都能找到前人的影子，甚至能够找到临摹的母本。任何一种字体，都不是凭空诞生的。不管是东晋南派楷书，还是魏碑体，都属于大的楷书范围。

　　《爨宝子碑》只是楷书的一种形态，换句话说，应该是“大楷书”范畴中的个案。如果说，《爨宝子碑》是一个“妖异”，但它并不是唯一的“妖异”，在书法史中还可找到其他的案例。

　　《爨宝子碑》全文300多字，刻于东晋义熙元年(405年)，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在云南曲靖县南扬旗田村出土，现存于曲靖县一中校园内。这块碑和它的姊妹篇《爨龙颜碑》，在历史上共同见证了从三国到东晋时期，云南、贵州一带爨氏家族的辉煌。

　　早在三国时期，诸葛亮率军平定南中地区。《三国演义》中就有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蜀汉经历过多次的征战，才彻底收服以孟获为首的蛮夷。但《三国志》中并没有记录孟获其人，而小说中的“孟获”，即是“孟氏”和“霍氏”两大家族的通称。

　　当时，南中地区还有一个大姓“爨”。“爨”读音为“cuan”，本义为“锅灶”，引申为“烧火做饭”，后来被用作姓氏。“爨”，锅灶，就像上海、广东地名，“三灶”、“五灶”、“八灶”，用作地名。“爨”用做姓氏，爨氏的祖先，说不定就是“皇家御厨”一类的人物。

　　诸葛亮封爨习为军队领军，逐渐确立起爨氏在南中各大家族的地位。

　　后来，南中地区孟氏和霍氏两大豪族相互残杀，结果两败俱伤，直接导致了爨氏在建宁(今云南曲靖)、乃至整个南中地区的崛起称雄。这一年，是公元399年。而在四年后的公元403年，建宁世袭郡太守爨宝子卒，僚属和百姓为纪念他，在公元405年为他立此碑。

　　现云南曲靖一中校园内的碑亭，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第一批公布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排名的顺序仅次于西安碑林。可见，此碑在文化史上的地位，成为南中地区的地域文化的见证。

　　《爨宝子碑》在书写风格上，更加接近魏碑风格。爨体字用笔风格以方笔为主，字的结构一半以上是纵向，和扁平的隶书在结构上不同。作为书法上的个案，我们只能说是一种字体，绝对不能把它作为一种独立的书体。它的书写极具个性，点划和我们常见的楷书，有很多的不同之处。以字的长横为例，长横两头上翘出峰的方笔，不同于隶书的蚕头燕尾，又保留了燕尾的上翘形态。点也极具个性，碑中的点多为三角形，个别短撇也化为点，多点排列、顾盼、向背，绝不显得单调。在个别字当中，又保留了隶书的笔画，如“侯”、“诞”的最后一笔，是典型的隶书写法。在有些字中，又保留有篆书的结构，比如“崩”字，上面的“山”字是平的，下边两个“月”字是斜的，这更接近汉字的原始生态。《爨宝子碑》字体不楷不隶不篆，但又留有楷书、隶书、篆书的痕迹。所以说，这种字体更具原生态，既保留了儿童的天真，又留有学童玩劣的天性，出其不意的神来之笔，会让某个字奇趣迭出。比如“乎”字的底部就被写成一个“丁”字，上面叠起的四点很像一堆石头，十分有趣。

　　康有为是这个碑的最大粉丝，当年他曾把《爨宝子碑》拓片带到日本，这个碑的字体即在日本也流行开来。据说，日本学习《爨宝子碑》的人很多，还有专门的《爨宝子碑》书道会。在日本的街头，如果看到酒肆、茶楼、寿司店的牌匾上和店内的“爨体”字，千万不要感到惊奇。其实，“爨体字”在国内也能看到，不过一般人不太注意而已。比如“招商银行”的招牌，就是用“爨体字”写的。在民国时代，某些文化名人，也曾迷恋过“爨体字”，但“爨体字”在国内的影响力，远不如在日本的影响。

　　《爨宝子碑》还有另外一块姊妹碑，是《爨宝子碑》树立五十三年之后，南中地区的另外一块《爨龙颜碑》。此碑比较大，有900多字，被称作“大爨碑”；《爨宝子碑》300多字，被称为“小爨碑”。

　　如果说《爨宝子碑》是西南文化的一方“妖异”，但比《爨宝子碑》更加“妖异”的是《天发神？？碑》。《天发神？？碑》是篆书，是三国时东吴书法家皇象所书，这也是除甲骨文之外，中国书法史上第一次使用方笔的篆书。

　　《天发神谶碑》又称《吴天玺记功颂》。东吴天玺元年(公元267年)，最后一位君主孙皓，因为天将符瑞而立碑记功。孙皓是孙权的孙子、孙和的儿子，最初被立为君主时，也曾经干些得民心的事，如下令抚恤人民、开仓济贫、裁减宫女、放生珍禽异兽，被人称为“令主”。但不久便沉迷酒色，变得昏庸暴虐，对大臣怀疑猜忌，并大肆杀戮重臣。由于他的残暴昏庸，政局日渐不稳。公元267年，为了稳定人心，对外佯称天降神？？，吴国受到上苍保佑，遂下令改元天玺。《天发神？？碑》即是孙皓大发神经之作，所以，皇象书写此碑的风格，与普通常见的书法大相迥异。此碑书写的文字，没有用当时通行的隶书，而是选择了篆书，而这种篆书又不是常见的，圆润流畅的字体，采用了道教天书般的字体，与其说这种字体符合道教装神弄鬼的传统。这个碑的字体，不论是在用笔还是书风上，在中国书法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书体虽然是篆书，但是用笔却不是篆法，又不同于隶法。康有为认为，《天发神？？碑》“奇书惊世”，而篆刻家张叔未则说：“吴《天发神？？碑》雄奇变化，沉着痛快，如折古刀，如断古钗，为两汉以来不可无一，不能有二之第一佳迹。”在今天人们的眼中，《天发神？？碑》则更像西藏文字。

　　在美学上，这个碑篆字外方而内圆，线条坚挺流畅如切金斩玉。横划的锐角，犹如魏碑般外露，下垂处呈悬针状，森然如武库之戈戟，凛然而不可侵犯。这种笔画更像两河流域的“楔型文”，锋芒外露的特征，和传统篆隶的温润含蓄，形成鲜明的对比。所以，在篆书中，《天发神？？碑》则更加“妖异”，甚至可以用“妖孽”一词来形容。魏碑的方笔，不知是否受到这个碑的启发，《爨宝子碑》受它的影响，也不是不可能的，用一百多年，由江东到南中，时间足够了吧？

　　《天发神？？碑》更适合篆刻，苍凉凛然而有金石气息。不过，其充溢着鬼神气息，和不祥的亡国征兆，让人望而生畏。

　　最后一个“妖异”，我看来当属《好太王碑》。《好太王碑》其实并不“妖”，但是看着却很奇异。这块碑和前两块碑截然不同，好太王碑建立于东晋义熙十年(公元414年)，和《爨宝子碑》在时间上相差十年，是同一时代的产物。

　　《好太王碑》位于吉林省集安市东南太王乡大碑街。此碑系高句丽第二十代王长寺王，为父亲十九代王好太王所立。碑文涉及高句丽建国传说、好太王的功绩，以及当时中国东北、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倭人之间的关系，为中外学者所重视。

　　说此碑是汉字史上的一个“妖异”，是因石碑上的字体十分独特。本文不想谈此碑的历史，但是，作为少数民族政权的高句丽，在文化上采用的是汉字，此碑所使用的汉字，是汉字楷化史上的一个特例。这个碑和前两个碑不同，使用的汉字是楷化的篆书。《好太王碑》使用的汉字，在用笔上无疑是篆书，用笔线条变化不大，完全是篆书的笔法。但是整个碑上面的字，根据楷书的结构，我们不能说，楷书是直接由篆书演化而来的。

　　此碑线头圆浑涩劲、雄厚奔放的用笔，笔势没有顿错，也没有波桀，用笔收放自如，这种看似简单的线条，却蕴含着极强的生命力。还有来自狂野的奔放、古拙，在酣畅淋漓当中，充满了灵动古雅的气息。这个碑字体疏朗、跌宕奇异的结字方式，使每个字都形态自俱，在闲云野鹤般的自在当中，平整而不呆滞，奇宕而不珏怪，大有大雅君子之风，在平易中显示出与众不同。此书具道教风范，无为中透视出一种烂漫与天真。稚、拙、雅三个字，足以概括这个碑刻的风格。与前两个碑的“诡异”不同，此碑非常适合初学者，没有过多技巧，在平中显露真实的性情。我说这个碑“妖异”，因它是由篆书进入楷书的典范。

　　学《爨宝子碑》字体的人很多，如果没有书法基础，就很容易走向怪异和丑陋。日本街头的爨体字很多，但有很多都可以划归为丑书。犹如前段时间日本网络红人苍井空的书法，既不是楷书，又不是魏碑，却拿出来视人，实则是书法教育的失败。(责编：李禹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