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王府里的古典屏风：一个世纪前的拍品

恭王府前门（1913年） 屏风

　　
清乾隆 御制紫檀漆地嵌玉圆光大座屏 (一对)

　　尺寸：通高：89英寸(226.06厘米)，台宽：42英寸(106.68厘米)，屏板直径：33英寸(83.82厘米)

　　此对屏风源自恭亲王府，1912年清朝灭亡来年，小恭王溥伟为复清活动筹资而将府中文物尽数出售，此对屏风便于那时辗转流出海外，并于1913年在纽约American Art Galleries举办的恭亲王珍藏专场拍卖中拍出，拍品199号。

　　2010年，此对屏风在香港佳士得[微博]再次上拍，成交价2753万元。

　　恭王府里的屏风

　　文、图/特约撰稿   李晶晶(《三联生活周刊》主任记者)

　　一个世纪前的拍品

　　1912年的春天，日本古董商山中定次郎又来到北京买下一批古董——恭亲王奕的家族收藏。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批古董能够使他与他的山中商会“名震世界”。次年，山中定次郎在纽约与伦敦分别举行了 “恭亲王宝物”专场拍卖。

　　当时在纽约American Art Gallery拍出的古董共计536件，每件均有定名、断代和简短文字说明，部分还配有照片。经过统计，玉器数量最多，约244件，以清代制品为主，只有个别为汉玉，类型涵盖供器、摆件、插屏、笔筒、挂件、如意、玉山子等；瓷器约134件，它们分别来自不同时代的不同窑口；青铜器共99件，既有尊、爵、壶、簋、鼎等常见器类，也有一些造型奇特的动物形酒尊、酒壶等。它们有些属于商周或春秋战国时器物，有些则是宋以后，甚至是清代制作的仿古器。

　　当时所涉及拍卖的木器、家具有13件，大多没有图片，仅有一对编号为199的紫檀嵌白玉屏风留下了难得的图片资料和详尽的文字介绍：“雕漆嵌玉圆光大座屏(一对)，通高：89英寸(226.06厘米)，台宽：42英寸(106.68厘米)，屏板直径：33英寸，置于高台座上。圆光形大座屏，硬木边框，髹黄漆地，镶嵌各式玉雕瑞物宝器，包括瓶花瑞草，祭祀礼器，仙丹宝瓶等，复有骏马、书卷、宝象、宝瓶等。又有寓意富足昌盛的三种果实——‘三多’，寄情美好欢乐的帆篷轻舟，象征飞黄腾达的鱼跃龙门。”

　　19世纪山中商会珍贵拍品

　　2010年，这对紫檀嵌白玉屏风出现在香港佳士得秋拍上。一百年前图录上留下的黑白照片为我们今天的辨认提供了依据。只是在历经岁月后，这对屏风发生了一些变化。原配的“高台座”早已丢失。少了底托，硕大的屏风有些“失衡”，看上去让人觉得怪怪的，想来当时底托与屏作为一体设计的。“高台座”的缺失不排除当年拍得此对座屏的人将其另作他用，或再次分开出售。

　　细细比较一百年前的图片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屏风上白玉嵌有增有减！其中一只屏风上的双象耳衔环玉瓶上嵌的花向上而开，而在1913年拍卖图录照片中是向左上方开；半开白玉兰花左侧有一朵半隐小花，之前没有；原本空空的白玉盘子多了白玉雕佛手、碧玉雕佛手、碧玺雕寿桃、紫晶雕葡萄等瑞果。另一只屏风上则缺了一朵凋零的白玉雕花卉。

　　这对紫檀屏风在1913年被拍卖后，仅在1984年的时候出现过一次，由纽约佳士得拍卖，后被台湾寒舍收藏，在寒舍1996年出版的《紫檀》一书中，这对屏风已经是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样子了。这些白玉嵌饰的增减，可能是在1913年至1984年间根据拥有者的喜好所变化的。这种在屏风上进行修改的现象在当时挺常见，曾见朋友的一件座屏上，同样是被早期的主人嵌满了若干小蜜蜂与蝴蝶。当时大家笑言：收藏者估计也是昆虫爱好者。

　　恭亲王府的这批购买对山中商会来说，可谓空前绝后。现在可查到的详细记载，山中商会在美国的拍卖开始于1897年，记录截止于1922年。1905年～1921年为鼎盛时期，每年平均举办五次。在记录的范围中，一般销售总额在5~6万美元。规模在10万美元以上的，均是在1912年以后出现的。其中以恭亲王的这场拍卖总销售额最高，达到了27.6万美元，平均每件价格为515美元。纽约拍卖会的销售额创下了山中商会历次拍卖会的最高价。同年在伦敦的四次拍卖中，有三次没有达到两千英镑，只有恭亲王的这场拍卖，超过六千英镑。当时英镑对美元的汇率大约为5:1至4:1左右，如按美元计算，销售额在5~6万美元之间。唯一遗憾的是，这本目录中没有被拍卖物品的照片，因而无法获得它们的形象资料。中国文物向海外流出，是从辛亥革命前后进入规模化的。山中的拍卖，可以说是文物瞬间流入世界市场的先声。日本仙台市东北大学富田升教授在他的《近代日本的中国艺术品流转与鉴赏》一书中有详细研究。

　　拍品故事比拍卖结果更给力

　　辛亥革命前，大量不被人了解的文物相继被发现。河南安阳附近发掘出土了刻有文字的龟甲和兽骨；1900年敦煌莫高窟的藏经洞被偶然发现；1905～1908年在汴下洛阳间的铁路工程中，发现了唐三彩等，以前唐代文物只在日本正仓院所见。这使中国文物的流出加速。与之相比，辛亥革命后，出现了大量紫禁城宫廷及王府中的藏品。民国以后，清室为了弥补岁入不足，内府进行古董拍卖。另外，银行借款的担保和抵押，以及种种方式的盗窃等，也造成了文物的大量流出。其中，王府的文物散出最为大宗，质量也最为上乘。

　　从奕訢的孙子溥儒在世时，对家中收藏的描述可窥一二：“余旧藏晋陆机《平复帖》九行，字如篆籀。王右军《游目帖》，大令《鹅群帖》，皆廓填本。颜鲁公自书《告身帖》，有蔡惠、米元晖、董文敏跋。怀素《苦笋帖》，绢本。韩幹《照夜白图》，南唐押署，米元章、吴傅朋题名，元人题跋。定武本兰亭，宋理宗赐贾似道本。吴傅朋游丝书王荆公诗。张即之为《华严经》一纸。北宋无款山水卷，黄大痴藏印。易元吉《聚猿图》，钱舜举跋。宋人《散牧图》，纸本。温日观《葡萄卷》，纸本。沈石田《题米襄阳五帖》。米元晖《楚山秋霁图》，白麻纸本，有朱子印，元饶介题诗。赵松雪《道德经》，前画老子像。赵松雪六札册。文待诏小楷唐诗四册。周之冕《百花图卷》……” 

　　在清朝，满族的王公贵族作为特殊的阶层得到供养。然而，随着清朝的没落，他们失去了稳定的经济来源。辛亥革命后，各亲王家依皇族优待条件“世爵”被保留下来，可是对于“王俸”的持续问题，却没有明文规定，实质上“俸银”和“禄米”都被取消，重要的固定收入也被断绝，但私产依然受到保护。这使得数百年间积蓄的大量金银财宝，书画古玩都保留下来。为了维持原来的那种尊贵和奢侈的生活，几乎所有的王府都在这个时候，开始出售或抵押几代人积攒的艺术珍品。二三十年的时间内，多数王公府第就基本变卖一空了。像睿王府不到十年，就破落到“珍贵的东西卖得差不多快完了”的状态。惠王府是“一库一库”地卖尽所有的收藏。

　　这些王府收藏的流散不仅仅体现在量上，更重要的是古董的质。更为重要的是，在混沌不清，持续大量的流出中，几乎不被西方知晓的，甚至中国人自己也无法了解的中国美术的主流文物，几乎全部展现于西方世界。这就是构成今日中国美术史常识的殷周青铜器、汉唐陶瓷器、历代官窑、西域美术、北宋水墨山水画、北朝至唐代佛教美术、古玉和印玺一个庞大的中国艺术系统。令人意外的是，这些文物都是在近代的混乱中才展现出全貌。

　　这对紫檀嵌白玉屏风因为有着详尽的影像和文字记录，即使在历经百年后，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它的流转和历史的变化，可以说它是近代中国文物流散现象的一个小小的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