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珍贵海外文物

图1 船纹提桶 图2 船纹摹本

　　广东 李妍

　　早在2000多年前的南越国时期，广州就十分重视与海外的交通贸易。史书记载，南越国的都城广州是西汉早期重要的港口和商品集散地。据《汉书·地理志》等史料记载和考证，汉武帝时汉使率领官方船队，携带黄金、丝绸等物品，从番禺(即今广州)出发到达了东南亚、印度洋南岸和斯里兰卡等地；公元前1世纪，中国的丝绸已成为地中海国家最珍贵的衣料，外国的香料、金银器、奇珍异宝等亦从海路运抵番禺，表明秦汉时期的广州是海外珍品的集散地。魏晋南北朝时期广州是南海“丝绸之路”的始发大港，唐宋时期广州港逐渐成为海上丝路的第一大港。到了明清，当时的政府实行闭关海禁，广州一度成为全国唯一对外开放的港口，17世纪到19世纪的历史名埠“十三行”达到海上丝路的高峰。

　　20世纪50年代以来，通过考古发掘和专家研究，南越国时期的海外交往情况愈加明晰了。1975年在广州发现的秦代造船遗址，根据这个遗址，专家们估计当时已可造出宽达8米的船只。而广州西汉南越王赵眜墓中出土有一件珍贵的船纹提桶(图1)就是一件实物证明。这件船纹提桶出土于东耳室，复耳，矮圈足，器身有4组纹饰，在它的近口沿处有一组几何形纹饰，近器足处有两组几何形纹饰，器腹中部为船纹。船纹分两组，共4艘船，每艘船的形体大致相同，船上有5个饰羽冠穿羽裙的羽人和一名赤裸的俘虏，船的首尾高高翘起，船首有一只指航的金鸡，船上有几面扬起的风帆，中后部有一把弓形的大橹，船内分舱，均有5或6个船舱，船舱内满载战利品，有一舱内满是铜鼓。船身周围还有海鱼﹑海龟﹑水鸟(图2)。这组图案反映的是海上作战凯旋的情形，这些船应该是用于远航的海船。由此可知，秦汉之际的南越国，广州的确已经拥有相当规模的造船能力和先进的技术水平，能造出像这样能经历海上大风大浪的海船。这也为岭南地区与海外的交往提供了基础。

　　随着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的建立，许多在当时中原地区极为罕见的物品纷纷从海外传入了广州，使广州成为了犀角、象牙、翡翠、珠玑等奇珍异宝的集散地。至今，广州还保存着许多海贸遗珍，而其中出土于南越王墓中的波斯银盒备受世人瞩目，它被认为是岭南地区发现的最早“舶来品”之一。 

图3 银盒

　　这件银盒造型独特，它出自墓主人棺椁的“足箱”内。整个银盒呈扁球形(图3)，通高12.1、盖径14.3、腹径14.8厘米，重572.6克，盖重243.8克。器身有子口，盖与盒身相合之处的上下边缘各饰有一匝穗状纹带，上有谷粒般的凸起，表面有极薄的鎏金。盒身和盒盖上都有对向交错的蒜头形凸纹，纹样是用模子锤而成的。盖面上分立3个后加的小凸榫，分别刻有“Ⅰ”、“Ⅱ”、“Ⅲ”的记号，编号“Ⅱ”的榫旁还有一处铭文：“名曰百卅—”；编号“Ⅰ”的凸榫旁有铭文“一斤四两右游一私官容三升大半口”。银盒器底附近还加了一个鎏金铜圈足，底部原有三处铭文：“之三”、“私官容”、“名曰”。

　　这件银盒在造型和制造工艺上与同时代的中国银器有着明显差异。首先，银盒从造型到纹饰都与汉代及以前的器皿风格迥异，但在西亚波斯帝国时期的银器中却不难找到与之极为相似的品种。其次，汉代的银器一般是铸模制成的，而这件银盒却是锤制成，这种工艺正是当时西亚普遍流行的技术。锤法是古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兴盛起来的，经过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和塞琉士王朝的统治后，安息人的金银细工，继承和发扬了阿契美尼时代以凸瓣纹为纹饰的作风。第三，经化学分析，银盒的银含量与墓中其他银器的银含量并不相同。由此可知，这件银盒确实是一件舶来品，从西亚经海路传入了南越国后，能工巧匠们根据汉时器皿的特点进行了加工改造，在它的盖上加了三个小钮，又在其底部加一个铜圈足，并在盖面和底部刻上了汉字铭文，使其又具有中国的传统风格。这件银盒实为一件中西合璧的精品，是目前已知广州地区发现最早的一件舶来品。经专家研究，这件银盒很可能是从安息传入的，并进一步推断在丝路开通以前，安息产品要从陆路运到我国困难是很大的，然而从海路运输却完全有可能。因此，这件银盒也是海上丝绸之路最好的见证。

图4 金花泡

　　南越王墓主棺室和西耳室还出土有4枚金花泡(图4)，直径1.1、高0.5厘米。泡体为半圆球形，底下焊接一根横梁以供连缀。金花泡的焊花非常复杂，在球面形的泡体上饰有几组图纹，同是用金丝和小金珠焊接而成，以圆圈纹、心形纹和堆珠纹分别构成三等分或四等分。在底口的平沿上还饰有两圈绞索形纹带。这些用金丝组成的图纹，每一圈和每粒小珠都是焊接固定。从传统的金银器加工工艺得知，绞索形纹是用极窄小的薄金片作相对方向搓捻而成，小金珠是用金丝剪成小段高温吹熔凝聚而成。同样的金花泡钉在以细密的小颗粒金珠焊接在金器的表面，是地中海沿岸流行的金工技法，如埃及等地。这种金珠的形制和焊接工艺都不是中国固有的，因此，也可知这些金珠或其制作方法是由海路传入我国的。

图5 四连体熏炉

　　南越王墓中出土的乳香和象牙，还反映了罗马商人在广州的贸易。西耳室发现了重21.22克的乳香，是作为熏炉的香料。焚香弄琴，宴乐歌舞，可谓风雅之至。南越王墓出土了11件铜熏炉，分单体和四连体两种，其中四连体铜熏炉有5件。这件四连体铜熏炉(图5)，是由4个互不相连的小方炉合铸而成，平面呈“田”字形，有方形的座足，盖有菱形的镂孔，镂刻着星条纹和三角纹。四个小盒互不通连，就可以用不同的香料同时焚烧产生复合香味；菱形的镂孔则是为了便于香味的发散。熏炉在中原汉墓和岭南汉墓中都有许多发现，可以看出，熏香在当时的中国，已成为一种习俗，特别是在当时岭南地区的统治阶级中已经蔚然成风了。此外，在南越王墓的西耳室，还发现有五支原支大象牙，象牙每支长在120厘米以上，经鉴别，它不同于纤细的亚洲象牙，而为非洲象牙(图6)。

图6 象牙线图

　　公元前3世纪中叶通过布匿战争，罗马战胜迦太基争得西部地中海的霸权，当时罗马商人又频繁活动于红海海域，他们可以轻易地得到主要产于红海沿岸的乳香和非洲象牙，并用这些物品与汉人交易。所以这些乳香和象牙完全可能是经罗马商人之手传入广州的。

　　这杰出的造船工艺、精美的银盒、华丽的金花泡饰、幽雅的熏香、珍贵的象牙，无不折射出先民们与大海勇猛搏斗，以博大的胸怀接纳外来文明的历史画卷，也成为南越国时期，广州与东南亚、南亚印度半岛、西亚及远至非洲沿岸的繁盛海外贸易的有力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