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永乐大典》：惊世珍品的旷世磨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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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赵午鸿

　　2003年10月10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国家咨询委员会评审会在北京召开。在初选通过的50件(组)档案文献中，专家评定出35件(组)档案文献列入第二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其中，中国古代规模最大、最为成熟的类书《永乐大典》成功入围。

　　按说，《永乐大典》是以图书的形式面世的，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档案文献还是有所不同的。但是，《永乐大典》从来没有刊印过，无论是“永乐正本”，还是“嘉靖副本”，都是抄本，严格地说属于图档，有图书的“形”，更有档案原始性的“质”。《永乐大典》的命运可谓跌宕起伏，它的运势其实就是明清两朝政治社会的一个缩影。

　　《永乐大典》的修纂

　　早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明太祖朱元璋就想修纂一部“编辑经史子集百家之言为《类书》”的大型类书，但由于新朝初定百废待举，这个想法没有付诸实施。永乐元年(1403)，明成祖朱棣认为：“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书，篇帙浩繁，不易检阅”，命令解缙等人组织儒士，编纂一部大型类书，并规定了编纂宗旨：“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于一书，毋厌浩繁！”大学士解缙接到明成祖的命令后，立即着手编辑此书，奉旨召集文士147人，夜以继日，一年后就完成了任务。明成祖赐书名《文献大成》，但是对书却极不满意，认为“所纂尚多未备”。于是又在永乐三年(1405)再命姚广孝、郑赐、刘季篪、解缙等人重修，并召集朝臣文士、四方宿学老儒2196人，分别担任编辑、校订、抄写、绘图、圈点等工作。为了编纂此书，明成祖允许编纂者调用皇家图书馆文渊阁的全部藏书，还派人到各地搜采图书，为编纂图书提供了充分的保障。

　　《永乐大典》的编排方式非常科学，全书总的体例是按照《洪武正韵》的韵目，按韵分列单字，每一个单字下注音韵训释，备录篆、隶、楷、草各种字体，再依次把有关天文、地理、人事、名物，以至奇文异见、诗文词曲，随字收载。也就是以“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的编辑方法，汇集了上自先秦、下迄明初以来书籍中的有关资料整段或整篇，甚至整部一一抄录。据不完全统计，当时辑录的图书包括经、史、子、集、释藏、道经、北剧、南戏、平话、工技、农艺、医学等，多达八千余种。其中，《永乐大典》还收录了许多后世已经残缺或佚失的珍贵书籍，如《薛仁贵征辽事略》、宋本《水经注》等，其所征引的材料，都是完整地抄录原文，因而许多宝贵的文献能保存其原貌，人们称《永乐大典》为“辑佚明初以前珍本秘籍的宝库”。永乐五年(1407)，辑录的成稿进呈朝廷，明成祖审阅后甚为满意，亲自为其撰写序言，并定名为《永乐大典》。接下来就是清抄，到第二年的冬天，全部工作正式完成。全书的规模可以说是空前的，共22877卷，目录60卷，分装11095册，约3.7亿字。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堪称类书大全，比《不列颠百科全书》成书年代早了300多年。

　　该书修成后，被收藏于南京文渊阁。永乐十九年(1421)，明成祖迁都北京，也将《永乐大典》运至北京，收藏在北京新宫里的文楼。

　　《永乐大典》不仅篇幅巨大，收集广泛，而且缮写工整，书中正文全部用毛笔以楷书写成，每半页八行，大字占一行，小字抄成双行，每行28个字。另外，书中插图精美，山川地形皆以白描手法绘制图形，形态逼真，书为硬裱书面，由粗黄布包着，典雅庄重，被誉为有史以来世界上罕见的珍品。

　　《永乐大典》的流散

　　《永乐大典》的命运颇具戏剧色彩。可惜不是喜剧，是悲剧，更是闹剧。可以说，它的厄运比明王朝的厄运来得更快，更持久，更离奇。首先是“永乐正本”下落不明。许多人猜测它毁于明亡之际的战乱，但史籍没有确切记载，所以正本的去向成了千古之谜。也有学者提出，永乐正本极有可能随嘉靖皇帝葬在永陵，理由是：

　　1.嘉靖皇帝沉溺炼丹术，生前视《永乐大典》为至宝，死后随葬可能是早已做好的安排。

　　2.当时嘉靖皇帝下令重录副本时，嘉靖最器重的文官徐阶向他奏明，重录只能“对本抄写”，工程浩大，不可能很快完成，嘉靖则强调“重录”是为“两处收藏”，“以备不虞”，必须加紧完成。4年后，嘉靖驾崩，3个月后下葬。葬礼刚刚完毕，隆庆皇帝就宣布《永乐大典》已抄成，并重赏抄录的众臣。也就从此时起，正本便神秘地失踪了。嘉靖的葬礼跟《永乐大典》正本的失踪如此巧合，同时一反皇家修典必大肆宣传典藏何处以及在官修书目中著录的做法，也使人浮想联翩。

　　相对正本失踪而言，“嘉靖副本”的命运更加扭曲跌宕。清雍正年间嘉靖副本由皇史宬移藏翰林院。至乾隆年间为编修《四库全书》，朝廷要用嘉靖副本做参考，而此时，人们惊讶地发现，《永乐大典》居然缺失了2422卷，共计千余册，只留下九千多册。原来，雍正年间翰林院的学士就能够借阅《永乐大典》了，还可以借回家阅读，许多人借后不还。再加上当时管理不严，许多太监也纷纷将《永乐大典》偷盗出宫去卖钱。清道光之后，《永乐大典》更是束之高阁，蛛网尘封，鼠啮虫咬，翰林院的官员也趁机当了孔乙己，窃书不少。如此，宫外的民间市场也开始关注流散的副本，外国收藏者也逐步介入，以十两银子一册的高价暗中收购，里应外合，更加剧了嘉靖副本的失佚。

　　不过，跟后面的厄运相比，《永乐大典》在雍正至道光的100年间的遭遇只能算是“毛毛雨了”。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给《永乐大典》带来最大的劫难，洗劫了翰林院，有相当一部分被劫运到了英国，后藏于大英图书馆。到了光绪二十年，也就是1894年，11095册的《永乐大典》已仅存800余册。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犯北京，烧杀抢掠，《永乐大典》再度遭遇劫难。当时，慈禧仓皇西逃，留下义和团跟八国联军展开激战，位于北京西交民巷的翰林院也沦为战场，珍藏《永乐大典》的敬一亭被毁，玉石俱焚，藏书四散。在激烈的巷战中，八国联军用质地厚实的《永乐大典》代替砖头，修筑防御工事，甚至用来垫马槽，或作为“上马石”。更有甚者，当侵略者的炮车陷入泥泞时，竟用《永乐大典》垫道。而对东方文化稍微了解一二、知道此书价值的侵略者，又乘机肆意抢掠。当时任英使馆官员的威尔在《庚子使馆被困记》中写道：“使馆中研究中国文学者，在火光中恣情拣选，抱之而奔。”一个叫翟理斯的官员，拿走卷13345中的一册，送给他父亲作为纪念品。英人莫利逊从废墟瓦砾中取走6册。劫掠之后，他们还扬扬自得地说：“将来中国遗失之文字，或在欧洲出现，亦一异事也。”经历了八国联军的洗劫，清政府收拾残局时，清理出残存的《永乐大典》仅剩下64册，由京师图书馆收藏。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内一些公私收藏家纷纷把自己珍藏多年的《永乐大典》零册捐献给国家。中国政府不懈努力，从海外、民间相继收回一些，如20世纪50年代，苏联把沙俄和日本侵略者劫走的64册归还了中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归还了3册。据统计，流失到海外的《永乐大典》现在散藏在日本、美国、德国、韩国、越南的机构或个人手中，再加上国内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221册，上海图书馆收藏的1册，台湾收藏的60册，现存于世的《永乐大典》计约370余册。

　　有关《永乐大典》散册最近的一次发现是在1983年，有人写信向中国国家图书馆反映，称山东掖县一位农民家里存有一册《永乐大典》。专家立刻前去察看，确认这册《永乐大典》确实是真正的原本，书的纸张也是古代上等的皮纸。原来，这册古籍是作为这户农家女主人70年前的嫁妆“陪嫁”过来的，是女主人用来压图样的。那时的农村，做鞋要剪纸样，剪好的纸样还要压平整，而这册古籍不但书大而且平整厚实，用来压纸样真是“物尽其用”，再合适不过了。至于这册难得的国宝文献是如何流散到农家的，女主人也只说是祖上留下的。最终，这册《永乐大典》入藏国家图书馆。

　　《永乐大典》的价值

　　《永乐大典》在明代秘藏禁中，属于专供帝王御用之物。别说一般读书人，就是翰林院学士也难以有阅读的机会。尽管永乐之后，整个明代除了嘉靖皇帝因很荒诞的原因酷爱这套旷世大典之外，别的皇帝对明成祖的心血并不怎么上心。《永乐大典》的真正利用是从清代才开始的，最早认识到这部典籍价值的是全祖望和李绂。清雍正年间，开三礼书局，他们破天荒地得到了阅读机会，发现其中许多是“世所未见之书”，“或可补人间之缺本，或可以正后世之伪书……不可谓非宇宙之鸿宝也”。于是相约，每日读二十卷，把要辑的几种书标出来，另由四人抄写。由于卷帙浩繁，这项工作不是个人所能承担的，到第二年全祖望罢官回乡，无法继续下去，但他们已辑出王安石《周官新义》、田氏《学习蹊径》、高氏《春秋义宗》等十种典籍。清乾隆年间开四库全书馆时，安徽学政朱筠奏请“校《永乐大典》，择其中人不常见之书，辑之”，得到了乾隆皇帝的批准，并专门成立了“校勘《永乐大典》散篇办书处”，开始时人员为30人，后又增加9人，著名学者戴震、邵晋涵、周永年等参加了这项工作。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共辑出书籍：经部66种，史部41种，子部103种，集部175种，总计385种、4946卷。

　　值得一提的是，《永乐大典》有关宋元的史料极为丰富，清人法式善说：“苟欲考宋元两朝制度文章，盖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者焉。”这样的评价一点也不过分。如卷14620至14629收有《吏部条法》一书，这是一部有关宋代官吏铨叙、考绩制度的档案汇编，所记载至南宋理宗一朝，可补《宋会要》修至宁宗朝为止的这一段空缺。过去罗振玉仅据日人所藏《永乐大典》二卷中的《吏部条法》影印，已视为珍宝秘籍，现在还可据《永乐大典》再补辑七卷，这将更有利于我们对宋代职官制度的研究。而堪称一代宏典的《元经世大典》，虽《大典》中仅存片断，亦可为研究元代典章制度者用以取证。元代另一部巨籍《元一统志》，原书近八百卷，记载元代地理区划、沿革以及山川河渠、物产土贡、往古遗迹等甚详，也是研究元代历史的重要文献。

　　当然，《永乐大典》作为中国古代规模最大、最为成熟的类书，其价值远远不止上面提到的几点。即便是现存的残卷，对中国古代的文学、医学、语言、地理等方面也堪称丰富的宝藏。

　　(本文节选自《山西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