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后期书画的作伪风潮

　　文/吕友者

　　中国书画作伪历史十分悠久，始于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已蔚然成风，宋时形成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作伪高潮，元代稍有衰落，尤至明代达到顶峰。

　　明代中期，随着经济的复兴，书画市场也日趋繁荣。出现了一大批包括徽商、晋商、闽商等在内的富户，他们手中聚集了大量财富。这些有钱人“多有长物之好”。于是便附庸风雅，介入到收藏以示炫耀。这正如何良俊所说：“世人家多资力，加以好事，闻好古之家亦曾蓄画，遂买数十幅于家。客至，悬之中堂，誇以为观美。”加之朋友间聚会也常以书画名迹斗艳，以显示个人的身份。此风一旦形成，就需要大量书画作品供应。而前代书画存世又极少，因此作伪之风就变得更加历害。富商们成为了赝品销售的主要对象。

　　至明代后期，鉴藏之风盛行，书画交易日趋繁荣，出现了“太史之字与画，毋论真鼎，即其厮养赝为者，人争重值购之。”的景象，不少文人也侧身其间，参与书画造假，从中牟利，从而形成了一股难以抵挡的作伪风潮。

　　一、 作伪之风与地区

　　在商品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明代中期，古玩书画行业亦十分兴旺，沈德符观察到这种现象后指出：“玩好之物，以古为贵，惟本朝则不然，永乐之剔红，宣德之铜，成化之窑，其价遂与古敌。……故以近出者当之，始于一二雅人。赏识摩挲，滥觞于江南好事缙绅，波靡于新安耳食，诸大估曰千、曰百，动辄倾囊相酬，真赝不可复辨。以至沈(周)、唐(寅)之画，上等荆、关；文(徵明)、祝(允明)之书，进参苏、米，其弊不知何极。”这种不论真伪贵贱的疯狂争购，使得市场作伪之风十分泛滥。一些官绅士大夫、富商大贾争相购藏古玩字画的情况在当时已是十分普遍。如锡山(无锡)巨富安国就有收藏喜好，对骨董书画的搜罗，不惜物力，单是“石鼓十拓”就让他“搜罗二十载，耗费万金。”像这样痴迷的收藏商贾不胜枚举，这恰好给制造伪书画者提供了骗人牟利的绝好机会。在如此情势之下，便极大地带动了书画作伪的风气。

　　这时期书画作伪地区分布之广，作伪人数和方法之多，以及赝品流传之广，均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代。据记载，嘉靖年以前，江浙地区仅仿造赵孟頫书画的大小作坊就多达四百余家，由此反映出明中期作伪之风是何等兴盛。

　　尤其是苏州，作为明代中后期书画造假最富盛名的地域之一。临仿、伪造、代笔等行径已成规模流水线作业，很多史上最著名的书画赝品都出自此地。詹景凤《东图玄览编》曾指出“苏州专诸巷，伪造书画”。当地的山塘街专诸巷及桃花坞一带，聚集着为数众多的民间作画高手，专以制作假画为业。这些伪作大多用绢本，有着题材广泛构图严谨、色彩鲜艳且画法工细之特点，时称“苏州片”。但令人惊奇的是，这里的很多伪作竟出自名家的子孙、亲友和弟子之手。例如苏州专诸巷钦氏父子兄弟齐上阵，专门伪造宋元以来大家的书画，其中有宋徽宗赵佶、李公麟、郭熙、董源、范宽、刘松年、马远、钱选、夏圭、王冕和黄公望、倪瓒、王蒙、吴镇等数十人，或巨幅或长卷，或小条短幅，数量甚多，故有“钦家样”的恶名。

　　事实上，“苏州片”的制作大多数有稿本，且以绢本青绿工细画居多。所造名头也大多是古代名家，如唐李思训、李昭道，宋赵伯驹、赵伯骕兄弟。但论造假商品最多的当属仇英。其《清明上河图》是众人争相仿造的对象，流到市场的版本就达几十余卷，他们根据仇英工笔青绿的画风特点，大量仿照制作。另外，伪文徵明作品的也不少。文氏的书画在当时已是“遍海内外，往往真不能赝十二，而环吴之里居者，润泽于先生手凡四十年。”由于文徵明为人宽厚，伪造其书画的人就更加肆无忌惮。明人冯时可就曾写道：“有伪公书画以博利者，或告之公，公曰：‘彼其才艺本出吾上，惜乎世不能知；而老夫徒以先饭占虚名也。’其后伪者不复惮公，后操以求公题款，公即随手与之，略无难色。”故文氏书画的伪作和代笔相当多，情况较为复杂。此外，还有一些署李公麟的款，如《西园雅集图》、《白描罗汉图》等，这些作品线条软弱，人物呆滞无神。

　　造假者不仅仅满足于仿制，有的还在画后面做上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赵孟頫、鲜于枢、沈周、文征明、董其昌等大名家的题跋，以增强真实性，达到欺骗性之目的。像这类仿制名人字画的，在其时市场上已是炙手可热的商品：钟家兄弟之伪书，米海岳(米芾)之假帖，渑水燕淡之唐琴，往往珍为异宝。仅明代苏州地区，伪“文、沈、唐、仇”明四家的作品不可胜数。以致孙克弘“晚年画马远水、米南宫父子云山，远近千请无虚日。人有伪貌其笔以衣食者无数，当路悬购，十不得一真，率采声而已。”当时甚至有人专门低价收购赝本，然后再托大家名以高价出售。因而即使明知是赝品，也能卖到真迹的一半价格。

　　不止苏州，在全国其它地方，书画作伪也是相当严重。上海松江一带的作伪者，大都以造董其昌字画最多。他们多学赵左、沈士充等松江派画法。所作董画一般多用湿笔，水分较多，无董画之生拙清秀之气。由于作伪的发达，以致当地的古董贩子张泰阶为了以假充真，混淆视听获得暴利，特为此编撰《宝绘录》一书，专门记录着那些制造古代大名家的作品，如伪作三国吴曹不兴、晋代顾恺之、陆探微、隋代展子虔、张僧繇以至宋元诸大家之作。其中不乏有“元四家”和“明四家”。可谓集晋唐至明代书画共二百多件名迹。并宣称书中丹青墨宝皆“稀世真品”。后经人揭穿，此书所载书画皆伪作。但仔细分辨作品，各家风格不同，也并非张氏一人所为，显然由专门书画作坊伪造。故清吴修有诗讥讽道：“不为传名定爱钱，笑他张姓谎连天，可知泥古成何用，已被人欺二百年。”

　　至于江西南昌地区，则有专门伪造黄庭坚、文天祥等人书法的作坊。其特点是纸绢染得很黑，显得十分陈旧。毫无根据的乱造，水平极为低劣。

　　然而，明末时期，河南开封地区也有一批人从事伪造唐、宋、元时期的名家书法作品。其特色在于作假的大都是历代名家书法作品为主。如唐代颜真卿、柳公权，北宋的苏轼、黄庭坚、米芾、赵构，元代的赵孟頫等人的书法。但由于其作旧的痕迹太明显，那种随着时间流逝所形成的自然褶皱感，造假者则是用手揉搓出来，因此看上去不自然。

　　在当时南京，作伪状况也相当空前，这种作伪现象至李日华时代依然兴盛。万历四十年底，夏贾从南京回来，毫无收获，身无一件书画，无可奈何地告诉李日华：“今日书画道断。卖者不卖。买者不买。盖由作为者多。受给者不少。相戒吹斋。不复敢入头中耳。”造假的猖狂使古玩行业反受其害。以致李日华曾感叹道：“数日来连观为迹。……近日贾客。边舻溢舰。纨绔游从。逐逐相往来者。率此物也。为之三叹。”

　　除以上地区外，嘉兴、绍兴、无锡、湖州、杭州等地也有许多专门制作赝品的区域，令收藏家和普通民众防不胜防。

　　二、 作伪的手法与特点

　　明代书画作伪比之于前代，在手法和形式上又有新发展，除了以上提到的仿制名家之作外，还有如挖掉旧款改署新款；在本无款的作品上添上名人款；赝品配真题跋等等，几乎集中了我们现在已知的全部作伪方法。但归纳起来不外乎摹、临、仿、造及对真迹改头换面等手段。

　　作伪的手法各式各样，一时古今名家之赝品充斥泛滥。较普遍的一种手法是把原画改款、添款，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改头换面”。有些作伪者，把明代院画家作品的名款挖去，改成宋代某画家之名款，冒充宋画出售。还有明代的一幅山水画《阔渚晴峰图》轴(现藏故宫[微博]博物院)，无款。此画原为宣德宫廷画家师法郭熙之作，为后人挖去原款，在右下角添上郭熙的伪款，企图当成北宋名家的山水画。又如，明宫廷画师朱端的一幅人物故事画轴(现藏故宫博物院)，原画左边中上部有“朱端”二字款，下面铃有印章二方。作伪者将“朱端”二字挖去，印章也刮得模糊不清，把标签写成了宋马远的《弘衣渡口图》。但经过认真鉴定比较，看出其画法风格异于马远，时代风格又不相符，详细观察，发现画上方中部铃有“钦赐一樵图书”朱文方印，此乃皇帝钦赐朱端的专用印章，他人不能假借。

　　对于此种方法作伪，时人屡试不爽。清顾复曾谈到明“院体”、“浙派”画家，其中三人的画被改成宋人画的情况：“迩来三人之笔寥寥，说者谓洗去名款，竟作宋人款者，强半三人笔也。”他就曾见到吕纪《杏花双雀图》被改作宋代的黄筌款。后来明代院体画传世稀少，甚至一些宫廷名手之作竟没有一件流传下来，究其原因，或许与这种改头换面，明画冒充宋画的作伪因素有很大关系。

　　明代的名家有时碍于面子，对假名款心知肚明不肯说破，但又不想违背良心，就在题诗时暗示。如款为李赞华的赝品《射鹿图》，本来是黄道宗所画，卷后有朱德润等四人题。造假者于是把题识去掉，再题作李赞华画。但作伪者粗心，以致“原作者黄道州三字尽处尚剩有迹”。后来沈周知之，欲题出道宗，恐翻前案，故题其诗末句云：“欲辩题痕迷纸缝”。可见石田为人蕴藉而盛名，诚不虚誉。这正像作伪者虽“逞其心力仿作古人之迹，不但不知者易谊，即素识画理者，亦几莫能辨”。然“及识破，但觉满纸牵强不待与原画对劫而知也”。

　　画家们对此事的表现得如此含蓄，这让造假者越加地猖獗。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作伪者可谓无计不施，他们想出了以割裂分装的方式造假。就是将一幅画分割成数幅分别装裱，分头出售，以牟取利润。如年五月三日(阳历月日)吴其贞在杭州翁氏家观赏宋吴炳《桂花八哥图》绢画一方幅：“气色尚佳。画一八哥栖在桂花枝上，精彩如生，识吴炳二字。翁氏后售于人，分作二幅，一有八哥，一无八哥，复画一鸟栖在桂花枝上，欲啄飞蜂。见者莫知其作用也”。一幅画分割为两幅，再补画一只八哥，观众居然看不出破绽。翁氏家人一倒手，便能赚一倍的利润，真是聪明至极！

　　无独有偶，《溪山深秀图》卷(现藏故宫博物院)，是一幅浅绛山水，其结构紧密，用笔较粗硬，皴笔过繁，设色浓重，虽具备沈氏晚年某些特点，但笔画粗俗板滞而有一种火气，缺乏沈氏晚年笔墨中刚柔兼用、劲健清秀的特点。其中局部如杨柳、芭蕉等处，则有所区别，或出自亲笔。此画的拖尾有王稚登、文嘉二跋，均属真迹。但细看此画，才发现是一半真一半假。

　　同时，对于残缺补全的手法运用的也不少。原作在流传过程中破损缺失，今人将缺失的部分补全。若有根据，补画者又有相当的水平，是一种不错的办法。若是想当然补画，费力不讨好，而且会伤及原作。如“王叔明所性斋纸画一大幅，画法松秀，丘壑幽深，盖效王摩诘。为叔明妙作。识十七字曰黄鹤山樵者王蒙为原礼画佘山之阴。气色尚佳，惜其下段中央一大缺，今人全之。”

　　此外，亦有书画造就方式作伪的。此种方法是无视被仿者的书画风格，凭空乱造。如詹僖伪造吴镇《墨竹图》，即属伪造水平比较高的。再如清宫藏的吴镇款《携琴访友图》卷，画法全没有吴镇的风格气息，却写上吴镇款，可见造假者完全没见过吴的画作。

　　这时期又出现了前人不大用的挖镶补画。如“梅道人源头活水图一幅。纸盖澄心堂也。气色佳。绘高松山水，作劈斧皴，画法文秀有殊于常。题曰：‘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元统三年冬十月，为德翁作，梅花道人。而德翁二字是挖镶上者。此图下段水口原纸，后人复接上纸有二三寸，亦补其画，使水口高之。此画蛇添足作用也。四角有项墨林图书。”作假者为了能卖得高价，真可谓绞尽脑汁，能想得出的办法都用上，想方设法骗过买家。

　　种种作伪方法的运用，增加了仿品的欺骗性，有的高仿伪作甚至连行家里手都有可能看走眼。明代詹景凤《东图玄览编》有云“太史(文徽明)曾买沈启南一山水幅悬中堂，予(顾汝和)适至，称真。太史曰：‘岂窗真而己得意笔也！顷以八百文购得岂不便宜。’时予念欲从太史乞去，太史不忍割。既辞出至专诸巷，则有人持一幅来价如太史所买者，予以钱七百购得之。及问舟与太史家亦此人也！”文徽明作为当时的画坛领袖，精于书画，尤长于鉴别，连他这样的行家都被骗，一般人就更不用说了。

　　明中后期除了上面这些多样的作伪方法和手段外，实际上这时期作伪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快。以沈周为例，文徵明曾用这样的语句评价过他：近来俗手工摹拟，一图朝出暮百纸。而祝允明在《记石田先生画》中也感叹沈周“片嫌朝出，午已见副本；不出十日到处有之，凡十余本者。”此话意思是说，沈周早上画出一图，晚上已能在市场见到副本，不到十天，到处皆有仿作，速度之快令人惊叹。这说明沈氏画作的仿冒者不仅人数多且反应也极快。

　　三、 作伪者与代笔人

　　作伪利润丰厚，致使一些无名书画家或画工，以伪造假书画卖钱糊口。连有些出名的文人书画家也向此中讨生活。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说：“骨董自来多赝，而吴中尤甚，文士皆以糊口。近日前辈，修洁莫如张伯起，然亦不免向此中生活。至王百穀则全以此作计然策矣。”就连张凤翼、王稚登这两位著名文人收藏家都从古董作伪中渔利，其他市俗者就可想而知了。

　　明代书画作伪者一般都隐姓埋名，托名以传，难以留下姓名。但在明代画史和一些笔记中已注意到作伪的现象，故仍记载下一些作伪者姓名乃至简况。另外通过存世作品的真伪对照，也能披露一些人。像詹喜、王涞、逐浪、王彪、陆远、吴颖卯、温葆光、朱朗、李著等就是一批活跃于全国各地的作伪高手。

　　作伪当时最大造假集中地的苏州“大抵吴人多以真跋装伪本后索重，以真本私藏不与人观”。这造成了艺术品市场的真赝纵横，鱼龙混杂。在造假的过程中，一些高手脱颖而出，成为苏州片的代表人物。如王彪“善画精于临摹，尝仿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几欲乱真”。此人在造假方面“固亦研轮手”。这黄彪就是个典型的造假高手，而且发动其家族作伪，他的儿子景星也是“精于仿古”，模仿仇英的仕女人物“姿态艳逸”、“度骆骚前矣”。

　　作伪的兴盛，使得造假者趋之若鹜，当时还有个叫王涞的人，与沈周同时代，画法很似沈周。其画多署沈周款，是一位专业作沈周的伪画能手。另有陆远，是专门作宋、元、明大家假画谋生。他自身也是个小有名气的画家，各地的文物店铺收藏其本款书画不下十余件。但所造的历代假画似乎比其本款作品流传下来的还要多。除了董源外，陆远也伪造过元代的高克恭、黄公望等人。

　　除了这些专门作赝品之人外，历史上还有许多著名书画家或名人，为了应付众多求画者， 常指定门生、 仆人或亲属代笔。这在明代已演变成一种社会风气，正像姜绍书所言“吴中鬻古，皆署以名人款求售。”如沈周、文征明、董其昌等人，都有代笔作品流传于世，使后人难辨其真伪。迄今所知，据姜绍书《韵石斋笔谈》记载，书法中最著名的代笔人是吴易。作画代笔有赵左、僧珂雪、沈士充、吴振、叶有年等。朱彝尊《论画绝句》：隐君赵左僧珂雪，每赞香光应接忙。自注云：董文敏疲于应酬，每请赵文度及雪公代笔，亲为书款。又如顾复《平生壮观》中有言：“先君与思翁交游二十年，未尝见其作画，案头绢纸竹篷堆积，则呼赵行之洞、叶君山有年代笔，翁则题诗写款用图章，以予求者而已。”

　　其中明代名家代笔的书画中，除文氏外，以董其昌为最多。他名声很大，求书画者多，于是常拿赵左、叶君山、 吴振、 沈士充、 杨继鹏等人代笔作品去应酬客人，董其昌的这种把戏也为门客所运用以至闹出笑话。据记载，新安有位商人倾慕董其昌书画，又怕是代笔作品，便携带重金上董府求画。谁知董其昌正好外出，董府仆人就让一个相貌与董其昌相似的人当场泼墨挥毫。新安商人得了书法后大喜过望。回家后常让人观赏，人们无不赞叹这幅书法的神妙。几年后，新安商人又路过董府，无意中撞见了被人前呼后拥入府的董其昌，这位商人一见十分惊讶，打听后才知道给自己写字的那位，不是眼前这位真正董其昌，不免大喊受骗上当。董其昌念其心诚，便亲自为他写了一幅字，商人这才高兴回家，并时时拿出真迹让人细细观赏，但是不少人反复比较认为，董其昌亲笔书法反不如代笔作品出色。

　　那么，到底是何原因促使这些大家这般纵容造假？就像一代名家董其昌，仿者如云，而他却“余心知其伪而不辨，此以待后世子。”这又是何故呢？他的朋友陈继儒却一语道破了其用意：书画出公之手无十二，而借名衣食者。其赝笔往往播传于荤毅，流通于外夷，残煤短窗。购葬饼金当吾世日见其声价百倍者，惟公一人而已。”意思是董氏十分之九的赝品流传于海内外，既使许多人得以“借名衣食”，亦可以使蓝公身价百倍，各获名利，又何乐而不为呢？

　　历代众多的代笔人中，除个别少数成为著名画家之外，大部分人被画坛冷落，成为所谓的冷名头、小名头，甚至成为在美术史上查找不到名字的无名画家。

　　明代是艺术品市场异常繁荣的时代，书画艺术在宋元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然而，明代的这段书画作伪历史却是值得后人正视的。作伪虽然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市场的混乱。但我们不凡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许就会发现，书画作伪的同时，也流传出了许许多多经久不衰的趣闻轶事，它让艺术市场变得五味杂陈、趣味横生。也让我们更加真实地看到那个时代艺术市场丰富的细节。同时也锻炼和考验了收藏家的眼力，从而应运而生出众多的鉴定大家。

　　相比明代，当今的书画作伪风气却毫不逊色，并大大地超越了过去。在沿习古代的作伪手法之外，又有所创造。然而在明代，因为怕有因果报应，一些人即使作伪，也会故意在画上或题跋中留些破绽，以便后人之鉴者有迹可循，倘若买家鉴定不出的话责任就不在于他了。然而，在当今，这些人却全不顾，他们追求的是极力仿真，唯恐被人识破。在高额利益的驱使下，他们利用了高科技手段造假，比如用电子扫描技术复印出傅抱石的原作本，然后让造假高手再在上面临摹，所造出来的画几乎与原作分毫不差，达到了极度神似，令专家也难辨真假，以致在拍卖会上当成真迹卖出。所以，现在的拍卖会上，可以看到那些古代和现当代的名迹是越拍越多。但无论怎么说，万变不离其宗，只要了解作伪的手段与手法，对我们鉴别或投资字画无疑有着巨大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