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陡壁山王室墓玉器选介

曹女巽墓发掘现场 图一 图二

　　西汉长沙国奢华生活之象征

　　——长沙陡壁山王室墓玉器选介

　　湖南  张海军

　　玉，一个美好的字，它伴随着一个民族度过了漫长的岁月。据考古发掘资料可知，中国人使用玉已经有7000多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中，人们给玉赋予了许多美好的寓意。从古到今，不少人把它当做家传之宝或者定情之物，甚至认为是君子的象征。长沙市博物馆收藏着数千件玉器，年代从战国时期一直到清末民初，其中尤以战国两汉时期最为精美，而这其中可以算得上是绝世珍品的当属1974年12月至1975年1月在长沙市咸嘉湖陡壁山一号墓出土的西汉玉器，由于在墓中出土了“曹女巽”玛瑙印两方，“妾女巽”玛瑙印一方，故而此墓也被命名为“曹女巽”墓。

　　曹女巽墓建在陡壁山的山顶，以山为陵，没有看到高大封土堆，是一座带墓道的大型岩坑竖穴木椁墓。墓坑内发现黄肠题凑。墓道为斜坡式，在墓坑西壁偏北，上宽4.14米，底宽3.95米，残长4米，坡度19度。墓道下口高出墓坑底0.6米。墓道口附近发现南北相对的空洞2个，为“偶人”残痕。墓坑为岩坑，上口被破坏，现存墓口东西长12.8米，南北宽10米，坑底东西长11.6米，南北宽9.5米，深2-2.8米。该墓早年被盗，在墓顶偏北处发现有两个盗洞，其中一个盗洞的扰土里，发现了唐代的瓷碗残件，足可见唐代就已经有人对该墓实施盗挖。

　　曹女巽墓虽然在早期被盗，但是上世纪七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发掘的时候还是出土了大量的文物，经过统计，共计有三百余件，保存下来的有近百件之多，主要有金属器、玉石器、漆木器以及陶泥器等，尤以玉器最为珍贵，这其中就包括了三枚印章、透雕龙凤纹青玉环、鸡心白玉佩、玉珩、玉贝以及大量的玉璧等，这些文物质地上乘、纹饰精美，属于不可多得的珍宝，现择数件精品介绍如下：

　　透雕龙凤纹玉环(图一)，直径8.5厘米，肉2.7厘米，好3.1厘米，厚0.3厘米，重33.8克。玉环主题纹饰为双面透雕曲缠盘绕变体飞龙，环周饰以流动飞卷形云气纹和凤鸟纹饰，与整器混若为一体，给人以云蒸霞蔚龙腾凤舞之动感。雕琢刀法娴熟圆润，线条舒展流畅，构思巧妙，造型优美，玲珑剔透，小巧精致。

　　鸡心白玉佩(图二)，长4.6厘米，宽3.3厘米，厚0.35厘米，重11.5克。整个器物呈长扁椭圆形，上端琢成心尖状，中部饰以直径1厘米的圆形孔，圆孔下饰有一未钻通的小圆点孔，下端为半圆形。左右两侧各饰以透雕变形凤鸟纹，正面光亮，背面稍凸凹。鸡心白玉佩两面均通体饰以阴刻舒卷、流畅的卷云纹。玉佩造型别致，工艺精良。

图三 图四

　　透雕兽纹玉珩(图三、图四)，共有两件，大小一致，纹饰相同。玉珩均呈长方形，长8.8厘米，宽4.3厘米，厚0.3厘米，重37.5克。两件纹饰均为单面透雕，玉珩饰以0.3厘米宽的素面边框，近透雕的框边上饰一阴刻线条，透雕图案为一羊首、龙身之物。长嘴微张，双眼圆睁，一耳竖立，额头饰一束鬃毛，由头顶下缠于颈、嘴下，鬃尾上卷勾于前胸。前胸弯曲，身体呈卧式，右前爪置于前，爪前边框饰一半圆孔，右后爪伸于后。长尾上卷于∽形贴于臀。周身云气流动。玉珩造型生动别致，栩栩如生，雕琢细腻讲究，技法娴熟。

图五

　　玉贝(图五)，白色，呈椭圆形贝状，长1.6厘米，宽1.1厘米。正面微凸，背面平整，中间透雕一竖槽，竖槽两侧阴刻锯齿状纹，上下各穿一孔。贝在古代曾作为货币使用，西汉时期其作为货币的功能已经退化，主要作为装饰品。这组玉贝共12枚，色泽白润，制作精美，在汉代装饰品种尚不多见。

图六

　　三凤蒲纹玉璧(图六)，直径16.5厘米，肉7.5厘米，好2厘米，厚0.4厘米，重279.4克。玉璧两面雕饰相同。肉的中心部位均匀地分布有阴线棱格形地纹，每格中各饰一凸雕六角形蒲纹，蒲纹外有二周弦纹，弦纹之间又饰以斜条纹。肉的外部饰有栩栩如生、飘飞于云层中的三条凤，并将其分成三区，组成了一周凤纹。近外缘0.5厘米处又勾勒一周阴线槽，使其多层纹饰更为突出。玉色滋润，纹饰别具一格，工艺精细，技法娴熟逼真。

　　曹女巽墓出土了如此多的精美玉器，足可见墓主人在生前地位是非常高贵的。关于此墓的年代和墓主人的身份，有很多学者予以了考究，其中针对墓葬年代的讨论更多。根据研究角度和材料引用的不同，学者们对此墓年代有了西汉早期和中期两种说法，但多数认同西汉早期，并且应该为西汉初期吴姓长沙国王之后。长沙国，自公元前202年建立至公元9年废除，共存在211年，辖境承袭秦代长沙郡辖境，将秦长沙郡治所“湘县”(改名“临湘县”)作为国都。长沙国按照长沙王姓氏可分为吴氏和刘氏两个阶段，汉朝开国功臣吴芮被封为第一任长沙王，吴氏长沙国自吴芮始封，到公元前156年其五世孙吴著死，因无子被撤除，共传5代。吴氏长沙国被撤除之后，汉景帝于公元前155年重置长沙国，封其庶子刘发为长沙国王，史称“刘氏长沙国”，仍以临湘作为都城。公元8年(西汉孺子婴初始元年)，外戚王莽废除汉朝自立为帝，建立“新”朝，刘氏所封诸侯王国、侯国也被全部废除。次年(新莽始建国元年)，末代长沙王刘舜被废，长沙国改名“填蛮郡”，国都临湘改名“抚睦县”。至此，刘氏长沙国从刘发始封到刘舜被废，共传7代8王，历时164年，随着西汉王朝的灭亡而结。对于曹女巽的身份，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黎石生在其相关论文中有过提及，其认为“比较起来，曹女巽出自曹参家族的可能性比较大。”这样显赫的出身以及夫家高贵的地位，才造就了其死后用尽奢华的玉器、漆器及铜器等做陪葬物，而这一点，就连埋葬于长沙马王堆的辛追夫人墓也是遥不可及的。

　　长沙陡壁山曹女巽墓中出土的大批精美玉器，不仅见证了了西汉早期长沙国的奢华，更为重要的是其为我们揭示了西汉时期玉器的发展状况，因为这些玉器无论从纹饰还是器形等都属于西汉时期的典型器。

　　汉王朝的鼎盛，造就了中国玉器史上继新石器时期(史前时期)、殷商盛世、春秋时代三大高峰期后的又一个黄金时代(两汉时期)。西汉玉器以其巧夺天工、精美绝伦而饮誉于世，被应用于礼仪、祭祀。丧葬、装饰和生活用品中。西汉普遍重视玉料的选择，尤其崇尚白玉，而和田玉的大量进入中原为西汉玉雕奠定了物质基础。

　　西汉玉器纹饰是在商、周、战国的基础上发展变化而来。这一时期玉器的功能性作用发生了转变，不再仅表现凝重和宗教化的特征，因为此时佩玉还是在贵族流行，所以在纹样上有了很大的变化。纹饰开始和整个的玉器的造型相融合形成一个的整体的雕饰，表现出了技艺的娴熟。尽管西汉玉器仍然带有复杂的内涵和社会功能，但许多图案的玉饰，宗教神秘的色彩少了，已经开始追寻纹饰装饰风格的优美特征。大多数西汉玉器的纹饰，已经开始装点人们的现实生活。

　　根据对西汉王侯墓出土典型玉器的造型和纹饰的型式分析来看，西汉玉器艺术风格可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早、中期玉器数量多、质量好、艺术价值高，而西汉后期数量较少，质量也较差。

　　第一阶段：西汉早期(约前206~前128年)。此时期玉器无论在种类、造型、纹饰还是技法上，都与战国末期相差不大，在数量上也没有多大变化，但与战国中期相比，龙形佩减少，造型趋于单一；玉璧，尤其是葬玉璧增多。纹饰更加规整，如玉磺上规则的线刻谷纹；线条更加流畅，如龙形佩的口部上下唇变长，且下唇的内部流畅内卷，上唇的中部有一内卷的撩牙，不同于战国中期以前的上下唇较短，内部只是先用管钻孔，再用线锯拉切出唇部；浮雕或线刻的云谷相杂纹逐渐减少，新出现了一些纹饰，如玉璧上的六角蒲纹、蒲谷相叠纹及玉剑饰上常用的“V”字形连线乳丁纹、“丁”字形云纹、如意云纹等等。雕饰技法方面，浮雕乳丁纹盛行，其他纹饰的细部多用线雕，即使使用浮雕也多为浅浮雕，高浮雕、透雕不多见。

　　第二阶段：西汉中期(约前128~前87年)。这一时期是西汉玉器发展的鼎盛期，也是中国玉器文化中神秘化发展到最为极端的时期。造型上，佩玉的线条更加流畅、完美，如玉舞人上扬的衣袖、盈握的腰肢，玉麟以及碟形玉佩的造型和线条均已臻极致。葬玉组合已经成熟，用玉制度也已定型，如玉衣已由玉面罩发展成为头套、躯干、四肢、生殖器等各部分俱全的完整玉衣组合，而玉衣的成熟也标志着葬玉的成熟。纹饰上，立体化动物纹饰已逐渐取代前期的规律化纹饰，如玉剑饰上，高浮雕的螭虎纹已逐渐取代规律化的云纹、兽面纹，新出现的宽扭丝纹将螭虎装饰得更加勇猛神威。技法上，高浮雕大量应用，玉剑饰上的高浮雕璃虎纹极具代表性，线雕只用于局部，镂空等技法也有较多运用，主要用于玉器内外廓部分。总之，此期玉器的造型、纹饰、技法充分显示了生机和活力。

　　第三阶段：西汉后期 (约前87一公元8年)。这时的玉器数量骤减，质量有所下降，如玉衣已很少出现金缕，大多为铜缕。相对葬玉，佩饰玉有所增加。纹饰上，动物纹饰抽象化、图案化，追求富丽繁冗，中期的艺术性已被工艺性所代替。技法上以剪影式平雕较为多见，高浮雕较少，整体风格不如中期活泼、有生气，而显得线条柔弱。

　　由于西汉在文化艺术领域大量地继承和发展了战国时代的楚文化传统，因此这一时期玉器的文化内涵较好地保留了楚文化中的想象、炽情、优美、浪漫的情怀，震憾着人们的心灵，甚至可以说西汉玉器是中原文化与楚文化相融合产生的一朵奇葩。玉璧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刻有蒲纹、谷纹的形制规整的玉璧上透雕出优美飞动的龙凤形象，规整严谨之外又有飞扬流动的奇思异想，体现了西汉把深沉的理性精神和大胆的浪漫想象结合在一起的艺术精神，文中所介绍的三凤蒲纹玉璧便是最好的例子。西汉玉璧的镂雕、透雕技术则更富有装饰意味，显示出楚文化的浪漫风采，具有一种独特的美感。另外，形状怪异的玉辟邪、玉镇兽也都体现了楚人的丰富想象和浪漫情怀。可见，西汉玉器一方面继承了前代玉器的传统，另一方面在富有想象力的楚文化的影响下，其造型和纹饰更为生动、奇特优美，形成雄伟奇特、恢宏壮美的艺术特色。

　　总之，西汉玉器在我国玉器史上享有十分特殊的地位，无论在思想观念、设计构思方面，还是在艺术表现的手段和技术等方面都获得了重要的发展。这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代，是一个刚刚摆脱了种种制约并走向自觉的时代，它为后世玉器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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