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上乘和田玉不在皇宫在民间

明代上乘和田玉不在皇宫在民间 “子刚”款玉卮，出土于清代墓葬。 明代花式玉碗 玉执壶， 　　出土于明定陵。 金托玉爵，出土于明定陵。

　　明代玉器多采用新疆和田玉，玉质上乘，器型多样，工艺有所开拓创新，出现了苏州产业化式的制作工坊，治玉奇巧名闻天下。明大力恢复汉儒思想，形成了复古主义思潮，这一思潮促使明代仿古玉器的产生及高度发展。本期，中国收藏家协会学术研究部主任、玉器专家古方，将带领我们一睹明代玉器的风采。

　　文、图/记者 梁侨

　　复古潮促使仿古玉大量出现

　　明朝享祚三百余年，玉器也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而有着不同的发展阶段及特点。

　　明朝的建立，在政治上标志着元蒙政权统治的结束，在文化上开始大力恢复汉儒思想，形成了强烈的复古主义思潮。古方告诉记者，复古思潮促使明代出现了一大批极富特色的仿古玉器，无论在皇室还是民间，收藏仿古玉蔚然成风。“在明朝皇室和藩王墓中，几乎都出土了玉圭和组玉佩，说明它们的使用非常广泛。玉圭的式样是按照《周礼》所描述的那样，有‘镇圭’、‘谷圭’等；组玉佩则是参考了魏晋南北朝到隋唐的式样。”

　　明代的仿古玉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按照上古玉器的造型和纹饰整体仿制，这种玉器往往是用来以假乱真，谋取利润的；另一种是仿古器物，如仿青铜器而制作的古玉，常见的器型有玉觚、玉爵、玉卣、玉鼎等，都是以商周青铜礼器为本结合玉料自身的特点碾琢成器，给人以淳朴、凝重的美感，这种仿古玉是明代文人用来抒发怀古之幽情的。

　　总体从功能来看，明代玉器可分为明显不同的几类：朝廷用玉，如玉带板、玉圭、玉璧、玉佩等；文房用玉，如砚、印、笔架、镇纸、炉顶等；日用器皿，如碗、杯、壶等；服饰与首饰，如冠饰、带钩、簪、戒指等；玩赏用玉，如寿星、观音、罗汉、太白醉酒、鹿、马、避邪等。

　　“金玉结合”极其华丽  题材多有吉祥寓意

　　明代用玉广泛，器类丰富，新出现的日常用玉饱含生活情趣；玉料多采用新疆和田玉料，上佳的玉料并非为中央垄断，民间也常有好料流传；而在题材纹饰上，具有吉祥寓意的图案和文人画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

　　明代玉器既有细腻的白玉、青白玉、碧玉，也有质地较粗、硬度不够的杂料。明代还出现一种黑白分明、被称为“水银沁”的玉器，古方认为这实际上是玉料在形成过程中碳元素侵入所造成，并非水银侵蚀所致。古方同时指出，明代上等的玉料并非都集中于皇室贵族，民间也常常有好料留存，“明代时，中央朝廷不能对西域实行直接统治，明政府通过哈密王获得和田玉。和田玉料需要辗转运输到内地，玉料层层克扣到北京时已‘不堪用’，很多较好的玉料流落在民间，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清代前期。”

　　而明代玉器的纹饰题材多选用具有吉祥寓意的花鸟、动物、吉祥图案和文人画，尤其是龙、凤、鹿、麒麟等瑞兽和莲花、牡丹、灵芝、松、竹、梅等花卉图案最为多见。古方说，明玉早期继承元代的春水玉风格，疏朗饱满，富有生气；晚期虽然繁华细密，但趋于程式化，缺乏活力。

　　古方特别指出，“金玉结合”是这一时期器型制作的一大特点，尤其是皇陵、藩王墓中出土的金玉器，不仅数量较大，而且极为精美。“比如，万历皇帝定陵出土的玉器，普遍使用嵌金镶玉宝石工艺，主要有金托玉爵、金托玉执壶、金托金盖玉碗、鎏金银托双耳玉杯和各种镶玉金簪及耳坠。这些制品金玉相映，熠熠生辉，十分华丽。”

　　除此之外，古方还特别提到明代出现的一些很有意思的新器型，比如花式碗、花式杯和顶炉，“它们将大朵的花卉制成碗形或杯形，其外镂空的枝叶伸展缠绕，形成扳手或器足，造型生动别致，既可实用，又可陈设观赏；而炉顶是由元代的帽顶延续而来，在元代官服中，帽顶一般采用多重透雕工艺雕琢花鸟纹或龙凤纹，底面内凹，下有一对牛鼻式穿孔，以供缝缀。”

　　苏州治玉工艺为明代之首

　　在治玉工艺方面，明代玉器除少数作品仍延续宋元时期的多重镂雕技法外，大多数则恢复或变化创新了宋元以前的传统，唐代盛行的隐起纹饰技法又再流行。此外，明代的治玉产业也发展得相当成熟，苏州的治玉工坊闻名天下，不少技艺精湛的治玉大师留名至今。   

　　古方告诉记者，多重镂雕技法主要应用于明代早期的玉带饰、仿生的玉器皿和圆雕作品上；而隐起纹饰技法多用于扁平玉器上。“在唐代，隐起纹饰技法琢出的图案凸起较高，有明显的浅浮雕效果；而在明代，则多施于玉牌和器皿上，图案凸起极低，抚摸时往往感觉不出是浅浮雕，而且扁平器一般两面的纹饰不相同。”

　　古方指出，明代玉器琢玉工艺的另一显著特点是，凡光素无纹和多重镂雕的主体部位琢磨平滑，抛光莹润，外表多有玻璃质的光泽感；而在次要部位则处理潦草，甚至不打磨、不抛光，往往留有桯钻去料时的加工痕迹，即俗语所谓的“麻地”。此外，龙的圆凸目和谷纹是先以管钻确定位置，再磨去周围地子的方法制成，往往会留下圆形管钻的痕迹。“这些情况说明，明代工匠在制作玉器时，为减少工时而在背面或地子部位省去了进一步的琢磨和抛光工序；在器物的主体及易于琢磨的地方，则用细致入微的工艺技法琢磨饰纹；在表面抛光时，是用极细且具韧性之物加以琢磨，从而才会出现玻璃光的效果。”

　　明代治玉已呈产业化发展，当时的苏州治玉工艺被推为全国之首，对明代玉器工艺的发展创新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明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一书，就曾盛赞过苏州玉工，“良玉虽集京师，工巧则推苏郡”。古方说，当时苏州涌现出了一大批治玉精湛的高手，代表人物有贺四、刘谂、陆子刚等人，他们以将白玉、琥珀、水晶、玛瑙琢成精巧的小品而誉满天下。“《苏州府志》和《太仓州志》中，都有一些关于陆子刚治玉绝技的记载。凡玉器的琢治一般用砂碾，而陆子刚独用刀雕刻，他死之后，这手绝技也就失传了。据说他琢制的水仙发簪，玲珑奇巧，花茎细如毫发，深受当时妇女的推崇，‘价一枝值五十六金’。徐渭在《咏水仙》中赞叹道：‘略有风情陈妙常，却无烟火杜兰香，昆吾锋尽终难似，愁杀苏州陆子刚。’”

　　“子冈牌”影响深远

　　古方指出，明代玉器总体上继承了前代玉器的部分特征，比如唐代盛行的隐起纹饰技法，宋元的重镂雕技法在明代玉器上都有所体现并得到了新的发展；而元代仍流行的“春水”、“秋山”等辽金玉器图案，以及“胡人驯狮”、“莲鹭纹”等，在明代早期的玉器上也仍可见到。

　　同时，明代玉器对后来的清代玉器也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仿古玉在清代几乎发展到极致，它不仅仿制先商的玉琮、玉圭等礼器，汉代玉彝等酒器，还对宋元的玉人、玉杯、玉佩有所仿制；而在出土和传世的清代玉器中，仿明代玉器最多的即是刻有“子刚”或“子冈”款的玉器，这类玉器得名于明晚期极负盛名的治玉大师“陆子刚”。它构思奇巧，制作精致，成为人们所喜爱的珍品。

　　古方告诉记者，“清代时期仿制带子刚款的玉器以玉牌为最多，俗称‘子刚牌’，为长方形、圆形或椭圆形，一面刻诗文，一面刻画，并镌名款，均为浅地子阳文，材质精细，清新淡雅，顶端有孔可佩戴。其他还有壶、杯、洗、盘、墨床、笔格、笔添、磬、佩、璜、带钩、簪等。款识有阴有阳，有篆隶亦有楷体，图案题材也多种多样，风格淆杂，琢制水平高低相差悬殊，做工均无一相似。” 

　　鉴定要点

　　古方介绍，明代玉器的发展分为早、中、晚三期：

　　明代早期(洪武至正统)是改朝换代的过渡期，为了恢复经济生产，工艺美术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许多工艺门类处于停顿状态，所以此时的玉器仍旧延续宋元玉器的风格：总体风格趋于简练、豪放和富丽，题材图案受绘画影响较大，玉料较好，工艺细腻，容器较少，甚至还在沿用很多元代的玉器。早期的器型主要有玉带板、玉圭、砚、印、笔架、花形杯、佩、牌、簪、人物、鹿、凤、鹦鹉等玉礼器、实用器和佩饰品。

　　明代中期(成化至嘉靖)社会相对稳定，文化较发达，大量富有人文色彩的、小巧玲珑的佩饰开始出现，风格逐渐向纤巧细腻的方向发展，代表器型包括玉带板、冠饰、簪、戒指、童子、鱼、蝉、寿字牌等新器类。

　　明代晚期(万历至崇祯)商品经济迅速发展，民间用玉风气浓厚，琢玉工艺有了飞跃的发展，风格趋于纤细繁缛。玉器题材以吉祥图案为主，大型玉质容器如执壶、瓶、炉、杯、盘等大量出现。

　　辨别仿明代玉器，古方建议从玉料、器型、做工等方面入手：

　　从器型来看，仿制的明代玉器皿多见执壶和玉杯，饰物则多仿明玉带饰、玉佩坠。古方指出，明代的高型执壶，扁形，下部比上部宽，此类玉壶定陵有出土，而明代的玉带饰，常见作品有带钩、带环及带板，藏家可参照对比。

　　从玉料来说，“明代的玉带饰用料较好，青玉、青白玉者为多，并有少量碧玉制品。而仿制的玉带饰，多数用料有所不及，制假者宁愿选择制作省料省工的玉牌。”古方说。

　　从工艺来说，明玉带饰经过盘磨，表面光亮，仿品则远远不及如此精细，或干脆省略了这些工序；而市场上常见的一些仿明代玉器风格的玉佩坠，玉料较差，工艺更是粗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