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联语的落款

　　斯舜威

　　联语是中国书法的重要表现形式，有的带有实用性目的，有的并不一定用于悬挂、张贴，主要用于书法创作和把玩。联语更多的是借用前人的创作成果，其中诗词集联用得最为广泛。风景点、亭台楼阁的楹联，结合实际情景原创的可能会多一些，用于欣赏、把玩的书法联语，则书法家们更习惯于写前人名句、名联。有的名联，如“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海为龙世界，云是鹤家乡”、“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等，可谓百写不厌。用前人的联语作为书写内容，又有两种形式，一是在落款时注明原作者，甚至出处；二是不注明原作者，仅署书写者的名字。

　　这两种形式已经约定俗成，不注明原作者的情况相当普遍，已然成为书法家们的一种惯例。当然，注明的也不少。翻开河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民国书法》，映入眼帘的第一幅书法即为王闿运书写的联语“石径流泉映初月，金尊绿酒生微波”。上款为“俊森大兄雅鉴”，落款署“王闿运”，没有写明联语出处。可以肯定的是，这副对联不是王闿运原创，系集联，因为下联出自李白的杂曲歌辞《前有一尊酒行》“春风东来忽相过，金尊绿酒生微波”。上联尚未找到出处，可推测应该也出自古人诗句。

　　在电脑上检索了这一联语，跳出来的不是王闿运，而是一位小有名气的京城书家的楷书联，而且条目不少。我不知道这位书家是否参阅了王闿运的这副对联，但不是他的原创也是确切无疑的，因为他之前至少已经有王闿运书写过了。然而，对许多观众而言，是不会关注联语的原作者问题的，很容易认为书写者就是联语的作者。不知过了多少年，当世人们连王闿运是何许人也也一概不知时，会不会误认为京城的这位书坛新贵就是这幅联语的原创者？

　　《民国书法》的第二幅作品是杨守敬写的“研朱点周易，饮酒和陶诗”。这同样是集句联，陆游有“研朱点周易，饮酒和陶诗”、“研朱点周易，饮酒读离骚”。陆游分明借鉴于唐代高骈的“洞门深锁碧窗寒，滴露研朱点周易”。下联除陆游外，清代张岳龄也有“祇应返林谷，饮酒和陶诗”。

　　中国书店出版的《楹联墨迹大观》(注：本文列举的联语均出自《民国书法》或《楹联墨迹大观》，以下不再一一说明)第二幅是左光斗写的一副常用联“风云三尺剑，花鸟一床书”，没有注明作者。我看到很多书家都写过这副联语，都没有注明作者或出处，我估计许多人也不知道出自何处。这同样是集句联，上联出自宋朝邢仙老的“壁上风云三尺剑”，下联王安石有“满簪华发一床书”，吴芾有“一堂风月一床书”。我不知道最早写此联的书家是谁，是不是从这里化出，抑或还有其他原作者，但并非出自左光斗原创，应是无疑的。

　　康有为的“但见花开落，不闻人是非”，也没有注明作者。此联出自宋代邵雍的诗句“但见花开谢，不闻人是非”。一字之差而已。胡小石的“沙村白雪仍含冻，山县红梅已放春”也没写作者，出处是杜甫的“沙村白雪仍含冻，江县红梅已放春”。不知为何，也是一字之差。我发现了很多“一字之差”的现象，究其原因，或许是版本之故，或许是书家凭记忆书写，难免或略有出入。姜宸英的行草联“阆苑有书皆附鹤，春城无处不飞花”没写作者，上联出自李商隐，下联则是韩翊的名句。而何焯的“不如饮美酒，可以赋新诗”，下联凭记忆就知道出自杜诗“巳公茅屋下，可以赋新诗”。料想上联也有出处，一查，得知《古诗十九首》汉无名氏有“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明清诗人也多借用。例子太多了，难以一一罗列。

　　有意思的是简经纶的“道出古人辙，心将静者论”，也只题了用笔的出处及赠送的对象“仿汀州笔意，寄粪翁正之”，而没有注明这是集句联。对这副对联我在几年前就曾做过一番“考据”，饶宗颐先生曾写此联赠送给吴冠中先生，吴冠中先生于2009年12月捐赠给了浙江美术馆。12月3日在吴老家举行简朴的捐赠仪式，我也在现场。因饶公将下联误书为“心与静者论”，我发现第二字上下俱仄，肯定有误。因饶公没有注明出处。经查，得知上联出自孟郊的“君存古人心，道出古人辙”。下联则出自张继的“调与时人背，心将静者论”。

　　再来看看注明原作者或出处的作品。吴昌硕篆书联“以朴为秀古原树，其真自写斜阳光”，上款注明“冠卿仁兄雅属，曾见吴山子集此联，背临之时辛卯春”，下款署“七十八叟吴昌硕”。吴山子即吴育，吴江人，吴兆骞的曾孙。这副对联吴昌硕曾多次书写，在近年拍卖场中也时有所见。曾熙的“近涧涓密石，援萝临青崖”，上款注明“集谢灵运诗句”。谢灵运原诗为“近涧涓密石，远山映疏木”、“援萝临青崖，春心自相属”。集得天衣无缝。张伯英联“试研露芽烹白雪，请君章草赋黄楼”，上款“拙樵先生正，集坡诗”。梁启超“道义绝知当负荷，湖山仍得饱登临”，上款“履园老兄正，集放翁句”。晚清篆刻家蒋节的几副对联，都注明了原作者。如“酒如人面天然白，山向吾曹分外青”，注明“坡公句”；“结念属霄汉，荡胸生层云”，注明“以杜工部句作对”。而朱彝尊的“墨润冰文茧，杯浮紫菊花”，出自唐人常衮的“墨润冰文茧，香销蠹字鱼”和赵彦伯的“簪挂丹萸蕊，杯浮紫菊花”。朱彝尊在上款注明“集唐人句”。

　　另一种情况，注明字体的出处，而省略诗句的作者。如清道人李瑞清的“虚室绝尘想，清歌散新声”，上款注明“集郑文公碑字”，而没有注明诗句出自陶渊明。

　　作为约定俗成的两种方式，已经为书写者和欣赏者所接受，似乎并不值得再多说什么。我只想说点自己的感受，首先，我个人更偏爱注明原作者、注明出处。一方面，这是对原作者的尊重，对文脉传承的尊重；第二方面，也是对受众的负责，让受众多一份了解，知道这是谁的诗句、联语，从而了解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第三方面，在看到前人、别人书写的联语，下一点“考据”功夫，搞清楚联语的出处，顺便阅读原诗，了解原作者的情况，也是一种很好的治学方法，可以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借以拓宽自己的知识面。

　　当然，对不注明作者和出处，我也表示理解，一方面书法家更看重自己的书法，而联语只不过是一种表现的载体，原作者是谁好像并不特别重要。更何况，不少集句联，相传已久，很多书法家已经不知道原作者是谁，对此也并不感兴趣，或者没有时间、没有能力去考据作者是谁。有时，写联语时也不方便落上款，空间上落穷款似乎更合适。这些都应该理解。更何况，每位书家思考问题方法不一样，创作书法时的特定情形也不一样，我们固然不可一概而论，更不能要求别人非要注明原作者不可。但有一点，自己落笔时对所写内容的出处和原作者多一些了解，总比不问出处、不问作者，随手拿来照抄要好一些。

　　从某种意义上说，注明原作者是谁，也体现了书写者的襟怀、气度与文化自信。■(作者系浙江美术馆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