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中国瓷器上的西洋花卉装饰

图1 清乾隆粉彩镂雕果篮及果盘 瑞士西方古董公司收藏 图2 清乾隆黑彩描金朵花纹咖啡具 图3 清乾隆粉彩描金花卉纹大碗

　　北京  刘卓

　　花卉一直是中国瓷器装饰纹样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唐代开始，由于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花卉作为植物装饰题材的一部分逐渐在装饰艺术中崭露头角，诸如莲花、石榴花、牡丹花等花卉纹样广泛运用于陶瓷、金银器、漆器、丝绸等各种工艺品之上。宋元时期，花卉装饰纹样受到兴盛的花鸟绘画影响一改唐代豪放风格，

　　装饰的花卉种类更加繁多，并且造型丰富写实，体现出具有民族特色的人文内涵。明清两代，中西文化交流处于鼎盛时期，中国瓷器上的花卉装饰纹样除了中国常见的种类之外，更是融合了西方人所钟爱的众多花卉种类，并且吸收西洋绘画的表现形式来作为装饰呈现。

　　18世纪横跨中国清代康、雍、乾三代盛世，在这100年间西欧国家热衷于对植物学的研究，再加上东西方频繁交流的过程之中所受到的东方文化熏陶，引发了西方人对于花卉的热情，因此丰富多样的西洋花卉开始作为装饰图案大量出现于西方人的生活器用之上。当时许多西方传教士、商人及船员来到中国定制专门的瓷器作为纪念及日常所用，其中装饰于瓷器上的许多纹样都是商人依照自己所带来的西方油画、铜版画样稿要求中国匠人制作的。至此，各种娇艳明丽的西洋花卉纹样成为18世纪中国瓷器装饰中的重要母题。

　　这一时期，装饰于中国瓷器上的西洋花卉分为主体装饰纹样和辅助装饰纹样两种形式。作为主体装饰纹样的花卉一般常见于玫瑰、蔷薇、百合、万寿菊、向日葵、郁金香、罂粟、康乃馨等这些花朵体形稍大，花瓣丰满的花卉品种。主要装饰于各种造型的瓷器器皿的内、外部中心位置。作为辅助装饰纹样出现的花卉多是三色堇、金银花、夜来香、风信子、金盏菊、矢车菊等这些花朵体形比较娇小，花瓣少，部分叶子都大于花朵本身的花卉，它们一般装饰于各种器物的口沿部位以及底足边缘。

　　这些西洋花卉中，表现最为丰富的当属玫瑰花。玫瑰在西方是备受喜爱的一种花卉，它代表着生命与激情，象征着爱情、智慧与美好。在西方的宗教信仰中，玫瑰花是爱神维纳斯的化身，被奉为上帝的恩赐，渲染着美丽的神话色彩；在世俗生活中人们则用它来表达欢乐与悲伤的情感，或者作为权力和荣誉的象征。所以许多西方国家把玫瑰作为国花，把皇室的徽章用玫瑰花表示。

　　玫瑰花装饰于中国瓷器上多作为主体纹样出现，其中又分为独枝和花束两种构图方式。作为独枝形式的装饰一般是将花、茎、叶都描绘出来，玫瑰花的姿态形象逼真，十分写实。如收藏于瑞士西方古董公司的粉彩镂雕果篮及果盘(图1)，是清乾隆时期瑞典贵族冯罗森在中国定制的，这套装饰有玫瑰花的瓷器分果篮和果盘两件。果篮底部与果盘的中间都有一枝含苞待放的玫瑰，玫瑰花独枝而立，姿态优美，色彩鲜艳，写实逼真。此外还用黄、绿、蓝、赭4种颜色的小花朵装饰了网状的篮身。这件作品虽然是在中国定制的，但是模仿当时德国迈森瓷器的特点，在装饰上极具西洋特色，是装饰独枝玫瑰花图像的典型作品。

　　又如瑞典哥德堡市博物馆收藏的一套乾隆时期黑彩描金朵花纹咖啡具(图2)，分有壶、托碟、杯子三件。壶单柄，弯流，有海螺造型的钮盖，壶身下方的中心位置则用黑彩描绘出一朵饱满俏丽的独枝玫瑰花。黑彩瓷器于18世纪初期在景德镇开始尝试烧造，至乾隆年间，这类黑彩瓷器的烧制已经十分成熟。它是用纤细的灰黑线条勾勒出各种造型的图像之后再敷彩，多使用黑彩加金的形式来烧制，能够成功地模仿欧洲铜版画和蚀刻画的视觉效果。这套黑彩描金咖啡具不仅在图像装饰的颜色和形式上凸显出浓厚的西洋风格，在器物的造型上更是模仿西欧国家金银器的造型，在古斯塔夫二世时期的瑞典就有同样造型的银器在同时使用。

　　除独枝表现以外，西方人在中国来稿定制玫瑰花卉装饰的瓷器，多以花束的样稿为多。玫瑰花一般与其他西洋花卉搭配，玫瑰为主体，其他花卉、枝叶围绕左右，有时会用飘逸的丝带系于花茎底部。束花的构图方式能够表现出植物舒展的外部形态，花卉枝叶并存，能够凸显出花卉装饰图案整体、大气又富于变化的装饰特点。

　　如分别藏于哥德堡市博物馆和瑞典西方古董公司的这两件烧制于不同时期的瓷器，它们是由不同的西方人定制的，但是在风格上几乎一样。粉彩描金花卉纹大碗(图3)是清乾隆时期定制的，碗、盘的口沿部位均有蓝彩描金的树叶环带形纹饰，碗外壁有一束红色玫瑰及一枝独枝玫瑰花，配以蓝色的小矢车菊、黄色的小碎花和绿色的枝叶，花卉右边绘有瑞典文“安娜”。这套瓷器是盖博瑞·盖得船长从广东定制回来作为礼物送给他的妻子安娜的，他是瑞典的海军上尉，曾指挥两艘瑞典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到达广州，期间在中国定制了不少中国瓷器。另一件粉彩描金花卉纹花口盘(图4)烧制于清嘉庆时期，盘沿是圆形的花口，盘的中心位置同样也绘制了一束与图3一样的玫瑰花束装饰，区别之处为盘心的花束被4枝纤巧的独枝花对称点缀。这件瓷器也是作为礼物送给一位叫安娜·加德的女子，她嫁给了当时的加布里埃尔·加德船长，这位船长在1799年至1803年间两次远航中国，该瓷器就是此时期从中国定制的。这两件瓷器虽然是在不同的时间由不同的西方人定制的，但都是模仿德国迈森瓷器的装饰风格设计的，所以图像装饰的风格几乎一样。

图4

　　玫瑰花束除了配以其他各种小花点缀之外，有时还会描绘一只小鸟立于花枝顶梢，使得花卉图像的装饰更加富有生气。如这件乾隆时期的广彩西洋花鸟纹花口盘(图5)，盘高2.5厘米，盘的中心绘有几枝盛开的玫瑰花，在右侧花枝上描绘一只通体雪白、尾羽黑亮，仰头高歌的小鸟，花朵与小鸟交相呼应，仿佛在互相对话。

图5

　　仅次于玫瑰花，在瓷器装饰上出现的较多的西洋花卉是欧洲常见的蔷薇花。蔷薇花不像玫瑰花那样在西欧人心目中有很高的象征寓意，但是因其浓郁的芳香，蔷薇可以提炼成为香水，加之独特的药用价值，蔷薇同样为人们所喜爱。

　　蔷薇花在中国古已有之，明代诗人顾磷曾赋诗：“百丈蔷薇枝，缭绕成洞房。密叶翠帷重，秾花红锦张，一月留余香。”，描绘出蔷薇花姹紫嫣红的美丽。但这仅限于中国的文学作品之中。在欧洲，蔷薇花作为香料和药用的价值得以利用，因之得到广泛栽植，不仅出现繁多的品种，更作为装饰图像出现于装饰运用领域。

图6

　　蔷薇花的颜色常见的有白、黄、橙、粉、红、紫、黑等，而18世纪作为装饰图像出现于中国瓷器上的蔷薇花基本为红、紫两色，其他颜色少见，这也是中、西方人在审美感受上所呈现出的差异性特点。西方人在中国定制瓷器的同时也许会对器物造型以及装饰内容有所限制，但在具体的瓷器生产过程中，绘瓷艺人还是会不自觉地按照自己的审美习惯对所装饰的对象有选择地加以表现。红、紫两色在中国象征富贵和吉祥，在喜庆的日子和重要的节日都是首选的颜色，所以中国的工匠会将装饰于中国瓷器上的各种蔷薇花均描绘为红、紫两色也就不足为奇了。如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烧制于乾隆时期的广彩开光花卉纹杯(图6)，杯子的整体造型融入了欧洲奖杯造型的风格，但又有所简化，杯子为撇口，口径8.6厘米，杯高8.8厘米，弧壁、深腹，杯身的两侧还有施白釉的龙形杯柄。杯身外壁以蓝彩为地，通体装饰白色连珠纹，在杯身的中心部位分别有两面内施白釉的开光，开光之中装饰有两红一紫的3朵簇拥蔷薇花，花朵饱满，花瓣外卷，其周围还零星点缀着一些形态简洁的绿叶。此杯用晕染的手法表现出蔷薇花瓣颜色由里向外深浅不一的变化，不仅如此，每一片花瓣的边缘及中间部位还以流畅的线条勾勒出了圆润的外形和清晰的纹理。其精细的绘制手法更增添了花卉装饰的清新俏丽之感。此件瓷杯可谓当时广彩瓷器中的精品之作。

图7

　　另一件乾隆时期的广彩西洋花卉纹壶(图7)，壶身一侧的蔷薇花图像在装饰手法上与图6瓷杯十分相似。在中心绘有一紫一红两朵花瓣舒展的蔷薇花以及一朵娇小的橙色矢车菊，周围环绕着数朵小蔷薇花、橘色野花以及大小不一的绿叶，在颜色的晕染和线条的勾勒上接近图6瓷杯的效果。

图8

　　蔷薇花还经常与纤细的藤蔓一起组合，形成瓷器各部位的辅助纹饰。如现藏于哥德堡市博物馆的乾隆粉彩描金徽章纹杯(图8)，口径7.5厘米，有环形手柄，杯身以釉上彩和金彩绘制出欧洲风格的环带纹和徽章纹，在口沿外壁有一圈红色小蔷薇花与缀满绿色小叶的藤蔓组合成的帷幕形图像，此为辅助装饰。

　　中西方人都熟悉的百合花同样也是18世纪中国瓷器上装饰的经典花卉。在西方，百合花是天主教中圣母玛利亚的象征，代表圣洁、纯真。圣经《新约·马太福音》中有这样一句话：“百合花赛过所罗门的荣华”，文中的所罗门指的是以色列国王，所以以色列国王的寺庙顶上就有百合花的装饰。此外，百合花还是王室权威的代表，从12世纪起便成为法国国徽的图案，是法国皇室的标志。

图9

　　18世纪，装饰有百合花图像的中国瓷器不仅有用于出口的外销瓷器，同时也有供宫廷皇家使用的内销瓷器。装饰的百合花一般多见红、粉、橙等偏暖的颜色。如现藏于瑞士西方古董公司的乾隆时期烧制的粉彩折枝纹花口盘(图9)，此盘为瑞典商人克拉斯·奥尔斯卓姆在中国景德镇定制的中国外销瓷盘。此盘口径23厘米、高2.2厘米，盘中央画有一株绽放的百合花，枝干的顶梢有两个花瓣外卷的花朵，花瓣轮廓描绘得起伏生动，中心配以鹅黄色的花蕊，花枝自上而下生长着墨绿色的茎叶，底部系着一根黄色丝带，盘沿一周是用绿叶和矾红色纹线装饰的一圈波浪纹。此件瓷盘施以粉彩，其独特的釉色效果使整株百合花更加娉婷玉立、生动写实。

图9

　　另一件装饰有百合花的瓷器为原清宫内府收藏的乾隆时期粉彩镂空花卉图灯罩(图10)，为中国的内销瓷器。灯罩整体呈椭圆灯笼形，高29.7厘米、口径10.8厘米，胎体轻薄，内部中空并且口足相通，器身镂空，镂空地上堆塑有红色蝙蝠，留有4个椭圆形开光，开光内施粉彩，绘有一株高立的黄橙色百合花，花瓣外卷的两朵百合花一高一低相对开放，旁边还飞舞着一只黄色蜜蜂；一束翠绿色兰草依偎着百合花枝，中间的一根兰草上还停留着一只褐色知了；几枝粉色的小矢车菊点缀在根部，花朵娇小可爱。

　　这两件装饰有百合花的中国内、外销瓷器，虽然它们的所属者在不同的国家，地域环境和文化背景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对于美丽花卉的热爱与追求是不分国界的。对比这两件瓷器上的百合花图像装饰，它们虽在内容的选择上一致，也均是运用生动写实的手法进行描绘，但在构图上还是有一定的差异。盘中的百合花是独株的方式表现，周围没有其他装饰，体现出花枝本身形态的特质；而灯罩上装饰的一枝百合花是与兰草、菊花、昆虫等其他植物同时出现的，并非仅仅表现花枝形态，更注重植物背后所蕴涵的寓意和象征性，多用以表达美好的情感。

　　菊花是中国的传统名花，历来是中国瓷器装饰的主角。作为装饰图像出现于瓷器上的中国菊花，一般为花盘娇小、花瓣不甚茂密、颜色单一的野菊花，也可以称之为“土菊花”。18世纪开始，清宫盛行西洋风，有文献记载，乾隆初年，来自“西海”的44种菊花传入中国宫廷，被称作“洋菊”，当时皇室避暑的行宫——承德避暑山庄就有专门的栽植。这些洋菊花花大色鲜，姿态多变，品种繁多，乾隆皇帝曾称赞道：“洋菊近年始出，各种不一，其大有径周尺者，不见于古”，洋菊花一时成为当时宫廷的新宠。这些外来的菊花中包括有金盏菊、万寿菊、雏菊、矢车菊等新品种，其中要数万寿菊在乾隆年间的避暑山庄和北京的皇家园林里栽植最为广泛，最受时人的喜爱。

图10

　　18世纪中国瓷器上的西洋菊花装饰也较为丰富。万寿菊基本都作为瓷器上的主体装饰，矢车菊、金盏菊及雏菊一般作为辅助的衬托花卉出现。如烧制于康熙时期的青花矾红描金花卉纹盘(图11)，利用青花加矾红彩描金的方式把万寿菊装饰于器物的主要位置，万寿菊与其他花草组合并置，菊花的花朵硕大而饱满，花蕊中心着深色彩釉，花瓣内未填釉色，仅用矾红釉细致地勾勒出花瓣的轮廓线，线条整齐清晰，细腻雅致，生动地描绘出了万寿菊富贵丰满的特征。

图11 图12

　　向日葵又叫太阳花，原产于北美洲，约在明朝时引入中国，也是18世纪出现在中国瓷器装饰上的一种西洋花卉。向日葵基本出现在18世纪早期的青花瓷器之上，到了18世纪中晚期，彩瓷上基本没有这种西洋花卉的装饰了。这件乾隆时期烧制的外销青花瓷八方盘(图12)，盘的中央位置描绘一大株太阳花与其他花草组合的装饰图像，虽然仅以单一的青花色对花卉进行描绘，但是在笔法和釉色的处理上都十分细腻写实，花朵中间的花心和外展的花瓣在造型上均十分简练，构图具有张力。

　　郁金香也是众所熟知的欧洲花卉。欧洲最早种植的郁金香是在16世纪末期从土耳其引入的，后来在荷兰发扬光大。17世纪初期，欧洲各国开始竞相发展与东方亚洲、中东地区的贸易，除了进口当地的奇货珍宝之外，还大量引进异国的花卉园艺，流行栽培具有异国情调的奇花异草，郁金香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进口花卉。当时的郁金香在荷兰风靡一时，拥有它成为有钱人的虚荣象征，因此引发了进口、抢购荷兰郁金香的狂潮。到17世纪后半期，郁金香开始作为艺术作品的重要表现对象，其图案大量地运用于工艺品装饰之中。18世纪，当时在中国定制瓷器的欧洲人有把铜版画、素描稿或者是油画样稿带到中国，供绘瓷的匠师参考，而郁金香这一美丽的花卉也跟随着这些画稿进入中国人的视野。

图13

　　装饰郁金香纹样的中国瓷器基本都为外销，有作为主要纹饰装饰的，也有作为开光及边饰表现的。这件乾隆广彩西洋花卉纹盘(图13)就是装饰郁金香的佳作，盘的中央位置描绘了一束色彩艳丽、外形逼真的花卉，其中有一朵盛开的金黄色郁金香、两枝紫色的小夜来香以及数根嫩绿色花茎。花枝摆放紧凑，花朵上下错落，花瓣颜色由深到浅过渡自然，从造型到颜色都带有一点欧洲油画的写实风格。

　　18世纪，中国瓷器上装饰的西洋花卉纹样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内涵深刻，不仅证明这一时期中国瓷器作为一种贸易商品的存在，而且说明中国外销瓷是中外文化交流与融合的重要载体。这些装饰于中国瓷器上异彩纷呈的西洋花卉，不仅反映了西方人向往与热爱自然的文化心境，同时带来了区别于中国传统的各种新的艺术绘画形式，这不但让我们从艺术本体上了解中西之间的交流，更通过这些体现西方艺术特征的中国瓷器，使当时的中国社会了解到西方的风土人情与历史文化，拓展了一条接受新事物、新思想的途径。

　　责编 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