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牍刻帖：书翰帖影

伊秉绶尺牍

　　历代尺牍留存最广的载体是“刻帖”，“刻帖”是名副其实的尺牍渊薮。随着影印术的普及，复制古代名迹变得轻而易举，再没有刊刻法帖的必要。从新生的“影印法帖”来看，尺牍又一次独占先机，尽显尺素风雅，但“刀尖”下的尺牍渐渐转变为“快门”下的尺牍，刻帖技艺渐成绝响。

　　邢跃华 仲威

　　今天能在博物馆、图书馆看到的“尺牍”(书信)，若依其作者时代可粗分为以下几种：晋唐、宋元、明清、民国等，其中“晋唐尺牍”由于年代久远，其原件遗失消亡殆尽，只能从宋代以后的“刻帖”中窥见其大概，“宋元尺牍”除少量传世珍贵墨迹原件外，其余大多亦留存于“刻帖”中，“明清尺牍”虽合以“明清”一词冠前，其实主体还是清代尺牍，现藏明代尺牍数量相对较少，且真伪鉴定亦十分复杂和困难。“明清尺牍”亦可分成“墨迹”和“刻帖”两部分，若论墨迹原件，仅上海图书馆一家单位就藏有十几万件之多，以“多如牛毛”来形容亦不为过，但若把“明清刻帖”中留存的尺牍全部收集起来的话，那必将会是“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更可用“多如繁星”来形容。

　　综上所述，历代尺牍留存最广的载体是“刻帖”，“刻帖”是名副其实的尺牍渊薮。

　　何谓“刻帖”呢？它就是碑帖的一个分支。“碑帖”是一个集合名词，大致可粗分为“碑类”和“帖类”，“碑类”包括碣石、摩崖、碑版、墓碑、墓志、塔铭、造像题记、经幢、石阙铭等等数十个品种，这些品种形式虽“五花八门”，但其记录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文献的功用却是基本一致的。至于“帖类”则包括“丛帖”、“汇帖”、“单刻帖”等等，其形式虽为统一的长条石，但其记录的内容却相当庞杂，诸如：辞翰、诗稿、尺牍、文书、题跋样样多有，其收录的标准多元，无法一一枚举，但若是非要简单地说，那就是“文辞好”、“书法美”才是刻帖收录的标准核心。

　　除上述两者(碑与帖)的内容与形式不同外，其功用亦不同，“碑类”的原始功用就是要使得所记录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通过铭刻而流传千古的，其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让后人去“读”的；虽然所立碑石在数百年之后，“碑类”中的杰出代表意外地晋升为“书法经典”，亦成为后人的临摹模板时，这当然是后人的一厢情愿，完全超出原碑作者的本意。

　　“帖类”的功用则是记录和传播书法艺术为出发点的，进而服务于科举社会，为读书人提供书写的模板，其目的也很明确，是让人们去“临”(临摹)的。虽然数百年后，帖类中的刊刻内容其文献价值逐渐凸显出来，成为后人“研读”的史料或文献，这同样也超出了刻帖者的原始初衷。

　　由此可见，“碑类”与“帖类”是截然不同的两类。碑是用来“读”的，帖是用来“临”的，这是两者最初的定位。再从两者的刊刻手法的不同，亦可看出它们的原始定位的不同。

　　刻碑先要“书丹上石”，所谓“书丹上石”就是用毛笔蘸取“朱砂”直接书写在碑版上，然后刻工匠人依照朱笔轮廓进行刊刻，一般是流水作业，今天统一刻“点”，明天统一刻“捺”，以此类推，直到刻完最后一笔点画为止，刊刻精粗不是刻碑者最关注的，其在乎的反倒是能否“大书深刻”，追求的是永不磨灭和流芳千古。

　　刻帖则不然，它的主要功能是让人临摹的，所以刊刻法帖就要以追求法书的“写真性”是其终极目标，能否“保真”，能否“还原”，能否创造出不是真迹胜似真迹的效果，就成为刻帖成功的关键。因此，刻帖与刻碑的方法就截然不同。

　　刻帖先要“双钩上石”，所谓“双钩上石”即选用较为透明的宣纸(或用油素纸)覆盖在法书墨迹上，用钩线笔作单钩墨迹文字一遍(类同于描摹空心字)，取得“单钩本”后，再将“单钩本”置于窗前，映着阳光，在“单钩本”的背面再朱砂单钩(描摹空心字)一遍，正面、反面两次单钩，一面墨笔，一面朱笔，称为“双钩”。“双钩”这个词是这么来的，我们今天书法爱好者所说的“双钩”其实只是一次“单钩”而已。

　　取得“双钩本”是刻帖的第一步，然后要选取一块帖石，要求软硬适度，石质细腻，江南常用太湖青石。再作石面处理，先打磨平整石面，然后在石面上涂浓墨，行话称为“做黑”，其目的就是为了便于刊刻，在刻字时形成色泽反差。再在“做黑”后的石面上涂蜡一层，用熨斗将蜡烛油烫开均匀平铺于碑面，行内叫作“烫蜡”。

　　最后，将“双钩本”背面覆盖在烫蜡的石面上，再用木锤隔一层毡布敲打双钩文字部分，因为石面有一层极薄的蜡油，“双钩本”背后的朱砂“单钩”空心文字就容易地粘黏到石面之上，取下“双钩本”，石面就留下一副单钩的朱砂空心字覆盖其上，这就是“烫蜡”的粘黏作用，最后，再在碑石上涂刷一层明矾水，起到固定朱砂粉末作用，以免刊刻过程中碰擦掉落而褪色。在如此“双钩上石”的基础上就能刻出近乎乱真的“尺牍法书”来了。

　　接下来就轮到刻工出场了，先来谈谈刻工的工具——刻刀，一般多用白钢刀，单刃平口刀，其形状不同于双刃的篆刻刻字刀，刀的大小依所刻文字的大小而变。刻帖的刻法当然亦不同于印章的刻法，刻印是靠指力和腕力，推刀而入，刻帖则不然，由于帖石硬度高于印石，故需要借助一块小钢板，其形状类同于“铜戒尺”，刻帖的走刀方式，就是借助于钢板不断敲击刻刀尾部，叮叮当，叮叮当地一点一点推进，由无数点来组成一个个点画。刊刻的路径，一如书写者的笔顺，这就要求刻帖者要粗通书法的笔顺、笔意，明了点画的起止、笔尖提按的轻重、笔锋的出入方向、笔触的行止等等。

　　刻帖的最高境界是要求能够“用刀如用笔”，为了达到“用刀如用笔”的效果，刻工与刻石的位置亦十分讲究，万不可像书写者与纸张的关系，为了使刀锋与笔锋天衣无缝，刻工就应坐在刻石的左上角，而不同于书写者坐在纸张的右下角，这样一刀下去，入刀出尖细，止刀处粗壮，刻工坐在左上角，刀锋就能与笔锋暗合。

　　尺牍笔法的精微就是这样诞生于刻工的刀尖之下。

　　现在就让我们来欣赏刻帖的最高成果--宋代刻帖，品味一下刀尖下的艺术，传世第一本宋代“单刻帖”，其刊刻的内容就是王羲之尺牍，它就是著名的《十七帖》，一组王羲之写给益州刺史周抚的书信，因卷首以“十七”二字开篇，故称为“十七帖”。

　　《十七帖》后为唐太宗李世民购得，据《法书要录》载，原长一丈二尺，107行，942字，钤“贞观”两字小印，令人遗憾的是此帖真迹久佚，以《法书要录》卷十《右军书记》对勘，知原为20帖，但传世“刻帖”则多为29帖，凡133行，1160字，其帖数、行款皆有差异。

　　《十七帖》以“敕字本”最精，为世所重，以卷后刻 “敕”字及“付直弘文馆臣解无畏勒充馆本，臣褚遂良校无失”字样，故名，又称“弘文馆本”。传本依卷尾“僧权”二字异同，又分 “僧权”完好本与半损本两系统。

　　此张伯英旧藏唐刻“宋拓敕字本”，系“僧权”半损本，卷子装。经明童轩(士昂)、吴宽(匏庵)、项元汴等收藏，清查慎行(夏重)、吴郡缪氏、张燕昌(文鱼、芑堂)等递藏。后入清宫，钤有“嘉庆御览之宝”印，卒归张伯英。

　　卷尾有明张正蒙题跋，张氏跋云：“余所见数本非失之纤弱，即失之妩媚。今匏庵(吴宽)出此卷见示，笔法古质，浑然有篆籀遗意，非近代所能规摹，展卷至再，觉朴厚灵和之气溢于楮墨之外，诚宋拓唐刻之绝无而仅有者，真墨宝也。匏庵其珍之。”

　　张伯英旧藏《十七帖》是传世“宋拓敕字本”中最著名之一，其古朴、丰润、持重的线条与点画，再现了王羲之的尺牍风范，同时亦展现了唐宋“刻帖”与“传拓”的高潮技艺。

　　其次，再来欣赏一种以刊刻尺牍而闻名的宋代丛帖——《凤墅帖》。

　　南宋嘉熙、淳祐年间(1237-1252)由曾宏父选辑、张节摹勒，欧阳信明、欧阳庚等人刊刻了《凤墅帖》。此帖几乎收录了宋代大部分政治、文化、学术、艺术方面的知名人物，尤其偏重于南渡前后的重要人士，上自帝王奎章宸翰，下至将相、名臣、学者、文士的公私信札、翰苑制稿、文章诗词等等，是现存的第一部刊刻精良的断代丛帖。

　　全帖共计44卷，其中《前帖》20卷，《续帖》20卷，另附《画帖》、《题咏》各2卷。总计耗石359片，耗板1380板，共刻121129字。由私家刊刻如此卷帙浩大的丛帖在中国帖学史上还是第一次。各卷后均刻有摹刻者姓名、刊刻字数、耗用板数等题记，还有类似刻书牌记的“凤山”图形印两种样式，此类卷尾题刻样式，在宋帖中较少见。

　　《凤墅帖》现仅见宋拓残本12卷，今藏上海图书馆。计存《前帖》卷十一、十五、十八，《续帖》卷三至四、十至十六，凡12卷，分装7册，共收录98位宋人书迹，其中收录岳飞、秦桧手札，尤为难得一见。

　　尺牍由竹木简、帛书发展演变而来，魏晋、隋唐、宋明等早期尺牍绝大多数已经湮灭失传，然而其中精华部分还是被古人珍藏于历代刻帖中，虽然这不是尺牍原有真身，但是这一早期尺牍的影像的保留，对明清尺牍的影响却是深远又绵长的。

　　明代是自《淳化阁帖》刊刻后，“重帖轻碑”风气最盛行的一个朝代。自明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起，直到明朝末代皇帝思宗朱由检及皇室宗族皆好书法，热衷于帖学。在民间一批著名书法家、收藏家、鉴赏家也纷纷涉足辑刻法帖，出现了不少刊刻当代名家或自己书迹、尺牍的法帖，江南物产丰富，商品经济兴起，私家刻帖盛行，摹勒刻帖高手云集江南，如：章简甫、章藻、吴鼐、吴应新、吴士端、管驷卿、吴之骥、吴章镛、吴桢、杨明时等，一批不亚于宋代刻工的铁笔高手应运而生，促成江南刻帖业的兴盛繁荣。

　　就总体质量来说，明代私帖胜于官刻，官刻的注意点集中在翻刻恢复濒临绝迹的宋代《淳化阁帖》，私刻出于文人书家、鉴藏家之手，除翻刻宋帖善本外，另行加入自己收藏的历代法书尺牍名迹，还破除陈规大胆汇入当代书家和自己的书法及尺牍作品，为宋以来的刻帖带来了活力。

　　清代碑学赫赫有名，而帖学却鲜有知者。碑帖收藏者多关注宋代以前碑帖，对清代刻帖尤其轻视，但是清代恰恰却是中国刻帖史上最兴盛的朝代。据不完全统计，宋代丛帖品种今存可信者仅10余种，明代丛帖约存70余种，清代则将近300种(还不包括单刻帖)。清代丛帖的成就并不以其品种、卷帙、规模来取胜，而是体现在个别闻名于世的精品中。

　　清末民国初最后两套丛帖《壮陶阁帖》、《蕴真堂帖》成为刻帖史上的绝唱。随着影印术的普及，复制古代名迹变得轻而易举，再没有刊刻法帖的必要。最终以罗振玉影印法帖《贞松堂藏历代名人法书三卷》、《百爵斋藏历代名人法书三卷》，以及潘承厚影印《明清藏书家尺牍四卷》、《明清两朝画苑尺牍五卷》，来宣告了持续一千年的刻帖史彻底终止，并开创了影印历代法书丛帖的新纪元，从这些新生的“影印法帖”来看，尺牍又一次独占先机，尽显尺素风雅，但“刀尖”下的尺牍渐渐转变为“快门”下的尺牍，刻帖技艺渐成绝响。■

　　(作者系上海图书馆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