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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家具的发展源泉

作者:佚名      收藏知识编辑:admin     
邵晓锋 邵晓锋 《中国宋代家具》(校订本) 《中国宋代家具》(校订本) 图1  胡床亦称“交椅”、“交床”(图片提供:香港佳士得) 图1 胡床亦称“交椅”、“交床”(图片提供:香港佳士得)

  编者按:《中国宋代家具》(东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自出版以来,填补了海内外长期的学术空白,备受读者与学界好评,初版很快告罄,现已出版校订本。此书连续荣获我国人文社科领域最高奖项——“教育部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以及“中国大学出版社第二届图书奖学术著作一等奖”等,全书深入浅出,论证严谨,见解独到。从本期起,本刊特邀该书作者邵晓峰教授连载其中的精华篇章,以飨读者。

  宋代家具研究

  宋代家具的发展源泉(一)

  文/邵晓峰    编辑/许锡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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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晓锋,南京林业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美术与设计研究中心主任,江苏省收藏家协会古典家具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江苏省徐悲鸿研究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南京市青年美术家协会主席,多年潜心研究宋代家具,取得一系列成果,被业界誉为“宋代家具研究第一人”。

  笔者所研究的宋代家具是广义上的中国宋代家具,同一历史时期的宋、辽、金、西夏、大理国的家具均被纳入了研究范畴。宋代包括北宋和南宋,当时中国处于几个政权并存与转换的时期,时间跨度长达320年。故今人研究宋代历史,面对的已不再是一个王朝,而通常是一个历史阶段。当时,辽、金、西夏、大理国对于宋朝来说均非附属政权,而是在诸多方面都能够与之抗衡的王朝。当然,宋朝作为中原王朝,其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在当时的中国所具有的核心地位和主导作用是举世公认的,所以宋朝家具对周边其他国家的影响是巨大的,同样,宋朝家具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周边其他国家的一些影响。这一时代的家具作为中国古代家具文化的一个重要领域,长期以来尚未得到足够重视,其研究深度与力度与时下热门的明清家具相比则有天壤之别。

  宋代不但是我国历史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时代,其设计文化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是中国高坐家具定型的一个关键时期。人们的起居活动从低矮向高处发展,室内陈设改变了,日用器皿也从地上逐渐移至高型承具上,它们的形态和装饰的部位都发生了重要变化。但是,宋代家具并未被研究者们充分发掘与深入剖析,而使之成为中国家具艺术研究的瓶颈。迄今为止,国内外尚未有一部正式的《中国家具史》出版,其原因也许正在于此。所以,把宋代家具的问题研究清晰,对于充分研究后世的家具,对于撰写一部完整的《中国家具史》具有积极意义。

  而且,要研究好当下热门的明式家具也需下大力气研究好其源头——宋代家具,虽然目前以王世襄先生编著的《明式家具研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家具研究已结出丰硕之果,世人皆知明式家具的杰出成就和在国际设计艺术舞台上的崇高地位,但是往往会忽略作为明式家具发展基础的宋代家具。其实,明式家具的种类、造型、结构、装饰、风格等要素在宋代家具上已有丰富的体现,因此,对宋代家具进行系统研究势在必行。

  对宋代家具的实物、图像与文献资料进行比对研究时,须促进三者间研究的有机结合,并试图从这一研究中摸索出研究其他断代艺术的更好方法。目前明清家具研究多从工艺材料、榫卯结构、装饰风格等角度入手,除了这些,此书的着眼点还特别强调宋代家具是一种在特定哲学思想与审美观念的观照下,在多彩的社会生活中产生的艺术、设计与生活融合的载体,并尝试以揭示艺术的本质属性来贯穿宋代家具研究的过程。并遵循由点及面、点面结合的原则,深入浅出地把握好宋代家具中的总体问题和重点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此项研究不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广泛搜集了所需文字与图像资料,而且运用多种计算机图形软件对绘画中反映的宋代家具进行了分析比对。笔者与手下团队花费大量精力重绘了数量众多的宋代家具图像,还对其中许多的漫漶不清者、只看出局部者、被人物遮挡过多者,根据家具的造型与结构原理进行了审慎的还原工作,这些为后继者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唐、五代家具是宋代家具的主要发展之源

  唐代国力强盛,贸易发达,国人自信开放,胡人的一些生活习俗在中土成为时尚,而且在佛教生活的促进下,墩、胡床、绳床、靠背椅(图1)等高型坐具也在汉文化地区生根开花。垂足而坐的“胡式”起居方式先在宫廷流行,继而影响到民间,带来了其他家具形式的变革,这些对在中国已延续了几千年之久的席地而坐的起居方式形成了巨大挑战。在中国家具史上,这一时期是早期古典家具向晚期古典家具的过渡阶段,即从低坐家具向高坐家具的转变阶段。在这种转型过程中,同时伴随着四种家具演进方式,即低坐风尚的延续、本土家具的发展、高坐家具的进入和外来家具的汉化①。这一历程漫长而复杂:一方面,高型家具在一些聪慧的中国家具制作者的不断改进下渐渐融入中国人的生活,使他们的起居方式逐渐升高;另一方面,传统的低型家具体现了长久的生命力,它和高型家具的混用使人们的起居方式变化得颇为微妙,以至于它从来就没有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彻底消失过。对于这样一个家具形态的混合历程,这一时期的绘画(如《敦煌壁画》)给予了充分反映。总的来看,唐代是我国高型家具的重要形成期之一,多种高型家具形式业已出现,家具多以圆厚为美,装饰趋于多样化,用材粗厚,浑朴大方,制作工艺已较为精湛。

  在距宋代最近的五代,其家具大体上延续了唐代的风尚与特征。这一时期的实物家具发现很少,较有代表性的考古出土物,可见于1975年4月出土于江苏邗江蔡庄五代墓的扁腿木榻(图2)与六足木几等家具。其中的木榻长188cm,宽94cm,高57cm。榻面大边与抹头尚未使用格角榫,只以45度格角相接,再以铁钉钉成构架。大边之间有7根托档,另有9根木条以铁钉固定于这些托档上,托档与大边以暗半肩榫相接。四足以透榫与大边相接,并以楔钉榫固定。足材扁方,中起凹线,两侧饰以精致的对称式如意云纹。侧足间设一横档,在足与大边相交处饰以用铁钉固定的云纹角牙②。此榻的腿部造型与装饰和宋人摹五代周文矩《重屏会棋图》和五代王齐翰《勘书图》中的榻颇相似,即腿部扁平,以如意云纹作为装饰。作为难得的五代家具实物,它在中国古代家具史上具有重要价值,其用以装饰的如意云纹扁腿式样,从隋唐五代一直延续到宋元明清。

  由于现存五代家具实物稀少,所以五代绘画(或宋人摹五代绘画)为研究五代家具提供了巨大帮助,例如宋人摹五代周文矩《琉璃堂人物图》、宋人摹五代周文矩《重屏会棋图》、宋人摹五代周文矩《宫中图》、五代王齐翰《勘书图》、五代卫贤《高士图》就为我们描绘了当时的桌、几、扶手椅、圈椅、凳、榻、箱、屏风等家具的造型和特征。这时,传统壸门托泥式箱型结构与四足立柱式框架结构的家具均在发挥着作用,并在起居方式的逐渐转变中不断进行适应与改进。总的来看,五代家具仍保留了一些唐代家具的特征,如有的比较粗厚,有的比较拙朴,椅、桌等高型家具在结构与造型上得到了发展,家具功能区别明显,家具陈设格局趋于稳定。

  值得注意的是,家具史以及相关艺术史上关于五代家具的看法是“五代十国时家具风格一改故辙,变唐家具之厚重为轻简,更唐家具的浑圆为秀直”③。这里虽然胡文彦先生讲得言简意赅,但是像他这样的相似观点在目前的家具史以及相关艺术史的著述中是较为流行的。而实际上,这一结论的得出,主要源于一幅画,即著名的《韩熙载夜宴图》。此画较流行的说法是为五代南唐画家顾闳中的作品(或是宋代画家临摹复制顾闳中的作品),画中所描绘的应是五代南唐的生活场景,其中绘制的数十件家具也自然成了五代家具的典范之作,甚至成为这一时期家具风格与特征的标尺,这样一来,“轻简”、“秀直”的结论似乎也就水到渠成了。然而,经笔者的深入研究,《韩熙载夜宴图》实际上在较多方面和前述宋人摹五代周文矩《琉璃堂人物图》、宋人摹五代周文矩《重屏会棋图》、宋人摹五代周文矩《宫中图》(图3)、五代王齐翰《勘书图》、五代卫贤《高士图》等画中的家具特征是有较大差异的,和前述江苏邗江蔡庄五代墓出土的扁腿木榻风格也有明显不同。再鉴于对许多其他因素展开的比较与论证,此画似乎更有可能是南宋画家的创作。鉴于此,我们对五代家具的认识就不能轻易地停留于某一幅画上,而要作全方位的观照。综合来看,虽然五代家具对唐代家具进行了改进与发展,但是就大的方面而言,五代家具仍应从属于唐代家具的范畴。虽然,大致可以认为“五代时的家具是宋代家具简练、质朴新风的前奏。”但是,家具上真正简练质朴的新风应始于北宋中后期,成熟于南宋。而五代家具则在诸多方面为宋代高坐家具的进一步成熟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注释:

  ①详见邵晓锋《敦煌壁画在中国古代家具嬗变研究中的独特价值探微》,《美术&设计》2004年第4期。

  ②详见扬州博物馆《江苏邗江蔡庄五代墓情况》简报,《文物》1980年第8期。

  ③胡文彦《中国家具鉴定与欣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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