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房香事：审美修身与养性

　　何方中

　　即便你没有关心过“七日香”——一款严格遵循古法制作的手工药香在荣宝斋拍出6.6万元高价，大概，也多半对热播宫廷戏中香料那种种近乎神药或毒物的描述有所耳闻。直到雾霾压城大环境下“芳香化浊”功效又被浓墨重彩重提，东方传统制香的受关注度虽尚不足与西方香氛分庭抗礼，也蔚为话题，颇具谈资效应。然而在宫廷、医家及宗教用香之外，今天要说的却是文房之香。

　　提及文房香事，多数人第一反应恐怕都是“红袖在侧，添香助情”。但即使佳人不来，香具与文房日用物什本身就有着极高的默契度。

　　贵妇的梳妆台上，名贵香水瓶是一道不可不看的风景，但文房讲究风雅蕴藉、暗香浮动，故香的存在往往藏在纸中、墨中。三国时魏国郎中鱼豢所著《典略》，记载芸台香可辟纸蠹虫，芸台也就此成为书房别名。明才子屠隆在《考盘余事》中也说：“藏书于未梅雨之前，纳芸香麝香樟脑可以辟蠹。”但这些香料与书本纸张究竟是如何共存的？想来不外乎香丸、香包等形式。倒是近年接触到一种来自日本京都的纸香，外形与袖珍信笺无异，但淡淡香气深入纸张肌理，可当作书签夹在记事本或文库本书中，也可装在信封内和信一起寄出，就算只是放在抽屉作熏香也特别节省空间，是格外有心的设计。

　　然而文房之香无论如何内敛，也不妨向香水与香水瓶“1+1＞2”的关系借借灵感。玻璃设计师津田清和曾将装线香的香筒设计为造型简洁的圆柱形玻璃容器，充满香水瓶的感觉。而玻璃表面涂上金银泥彩处理成雾面，又是显著的日式闲寂风格，不致有“洋酒瓶子装清酒”之虞。取下香筒的盖子，翻过来就可作为插线香的香座，这种可收纳、可展示的两用法实在太秀外慧中。

　　古人在墨中加入香药的做法则不无争议。在这方面，有多种制墨法传世，如宋代苏易简《文房四谱》记载南朝梁代冀公的配方：“需丁香、麝香少许”，《清异录》则记载韩熙载聘请歙匠朱逄于书馆制麝香墨。宋代徽墨名家张遇，也即“油烟墨”创始人，所制之墨因加入麝香、金箔而得名“龙香剂”。但反对者则认为“凡墨入龙麝，香夺烟香，而引蒸湿，反为墨病，俗子不知也”。看来这配比拿捏绝非易事。

　　近来才发现，墨与香最美的关系其实并不在化学成分如何排列组合中，反而通过“颜色”这一最直观的元素得以连结。朋友中有收藏画材的达人，藏品中一系列朱墨如春光、朱雀、花王锭，颜彩(即日本画颜料，亦可用于国画或水彩)如吴竹出品的六色掌中宝——彩り小箱，共同点是红得那么古典，如同“点绛唇”般鲜明。这样的红色在别处极其罕见，却在京都石黑香铺的红色皱绸香包上能够找到。石黑香铺是创立于安政二年(1855年)的老字号，在看过店里以西阵织、友禅染布等高级材质缝制的香包，以及以花草、动物和十二生肖为主题的各色香包后，还是会觉得，红色布袋配上白色线绳——看起来设计最简单的一款，才最能体现古典香道的清正之美。这种香包传统用法是放入衣箱作为防虫剂，但更好的方法则一定是与色泽同样单纯强烈的朱墨、颜彩放在一起，作为最别致的案头清玩。

　　而笔者自己书桌上也正好有一对桐木盒并置，一是笔盒，另一只则是香盒。来自奈良的Kisara软头毛笔处处不忘体现这古城代表性的鹿元素，笔杆由鹿纹竹制成，用来装笔的手工桐木盒上，则刻有来自正仓院鹿草木夹缬屏风的鹿图案。相较于这个笔盒尽量素淡自然的处理，来自京都老铺松荣堂的香盒则发掘出桐木材质的更多可能：匠师一笔一划描绘上细致的樱花图案，那是以《源氏物语》章回名命名的特殊图样——“花宴”，彰显着松荣堂源自宝永二年(1705年)的三百年创业史。轻拉盖缘的木条，便能打开盖子内侧的小窗，让盒内香包的气味淡淡飘散出来，此外也可以利用小窗开关的大小调节香气浓淡。方寸小物，却处处是能让人赏玩、赞叹的工艺与匠心，不知为文房增添了多少雅趣！

　　文具与香具有如此多成为soulmate的先例，皆因二者同样需要人舍得时间、舍得闲情，细细推敲琢磨乃至于像友人交心一样相过从。在东京银座五丁目十字路口、历史超过350年的鸠居堂店铺中，至今笔、墨与香共存，这是鸠居堂作为御用文具和香具制造商的历史渊源，却别有一种时代意义在其中：在电脑书写、数码阅读让很多人已不知道怎么跟笔墨相处的今天，由香入手，在书房、书桌给香具留一个位置，它定能成为人与笔墨之间重新找回温情的催化剂。

　　《闻香》一书作者、由禅文化进而研究香道的叶岚写过：香之于文人，已非生活的附属品，而是一种纯粹、独立的审美、修身与养性。当香雾氤氲弥散，人与冷漠生硬的物欲世界便随之拉开距离，向精神的一极渐行。无论大世界是什么样子、有几多变幻，你都能找回郑板桥描述过的那个幽闲于物外的微环境：雪白纸窗微浸新篁绿色，一盏雨前茶，一方端砚石，一张宣州纸，几笔折枝花，风声竹响，愈喧愈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