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杭州国立艺专成立

前身为杭州国立艺专的中国美术学院大门。 林风眠 国画，林风眠与蔡元培。作者韩硕。

　　与西方相比，整个东方的现代艺术教育起步都比较晚。直到1876年，亚洲的第一所艺术专门学校才在日本东京成立。30年后的1906年，“艺术”进入致力于在中国建构现代教育制度的先进知识分子的视野。但现代艺术教育真正“落地开花”，则要等到1920年代刘海粟、林风眠与徐悲鸿等人归国后，陆续登上历史舞台。1928年，杭州国立艺专从蔡元培成为教育部长的创办之初，就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办学主旨，成为中国高等美术教育的发祥地。

　　大学院“遗产”

　　1927年，蔡元培再度出山，担任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的教育总长。与1912年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不同，蔡元培此时已有掌校北京大学10年的丰富经验，其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更令他的声望如日中天。

　　选择离开北大，固然有诸多现实因素的考虑，但“加盟”蒋介石主持的南京国民政府，还是充分说明了蔡元培的理想与抱负。在南京，他与李石曾、张静江、吴稚晖等民国元老达成了在新政府中振兴教育的共识。据蔡元培回忆：“当时国民政府以全力应付军事，对于教育事业尚无具体计划，余与李、张、吴诸先生以教育不可无主管机构，又不愿重蹈北京教育部以官僚支配教育之覆辙，因有设立大学院之主张。”

　　可见，成立大学院的直接背景是北伐后百废待兴的政治格局与发展机遇，之所以主张设置“大学院”而非“教育部”，目的是为了避免“官僚支配教育”。在蔡元培等人的心目中，大学院既是全国教育的“主管机构”，同时也是学术机构，与纯粹的行政衙门性质不同。

　　在民元以来的15年间，蔡元培认为北洋政府的教育部“不知学术教育为何物而专务营私植党”，严重阻碍了中国教育的发展，因此希望借助政局更替，促成中国教育制度与学术风气的根本性变革。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了《大学院组织法》，规定大学院全称“中国民国大学院”，是全国最高学术教育机构。中央成立大学院后，在各省废除教育厅，逐渐设置大学区。每个大学区中有国立大学一所，国立大学校长兼管所在大学区，实现学术教育主管的“去行政化”。

　　蔡元培主持出台的《大学院组织法》，以及创办的《大学院公报》，体现了他的教育思想与他在北大试点“教授治校”的成功经验，是一种接近完美的教育方案。但这样一种几乎把行政力量完全排除在外的制度蓝图，也注定了只能在政府无暇顾及时“昙花一现”。1928年，北伐结束，开始训政。南京国民政府随即改大学院为教育部，蒋介石亲自兼任教育部部长。尽管他表示“不可拂李蔡诸公之意”，但也告诫部下“亦不可一味顺从李蔡之意见”。后者无疑更具现实影响力。很快，蔡元培等人就被排挤出决策层。随着大学院撤销，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也通令全国取消大学区。

　　为期两年的大学院，就这样仓促收场。制度设计过于理想，改革规划过于追求一步到位，自然是其中的原因。但对于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估计不足，也是试验失败的缘由。“教育”问题从来就不是单靠教育界的力量可以解决的，在现代中国尤其如此。不过大学院留下的也并非尽是教训与遗憾，得以保存的中央研究院与杭州国立艺专等，正是其间的重要“遗产”。

　　蔡元培“发现”林风眠

　　在大学院主管全国学术教育的两年间，除去设置各学区，成立的机构还有中央研究院、劳动大学、音乐院与艺术院。中央研究院作为全国最高的科学研究组织，日后独立发展，蔡元培自1928年起出任第一任院长，直至1940年去世。国立艺术院在1929年后也不断发展，为现代中国的艺术教育，特别是美术教育做出了突出贡献。

　　蔡元培早年提出的“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对于中国现代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主张以“美育”取代“读经”，进行人性教育与人格培养。蔡元培也因此成为中国现代美育普及与美学研究的里程碑式的人物。在晚清，西方的“艺术”观念传入中国时，最初就被翻译为“美术”。这一细节一方面反映了蔡元培一代先驱者对于“美育”的共同追求，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在他们的“艺术”视野中，美术所占据的核心地位。

　　蔡元培通过美术教育贯彻艺术教育的理想得以实现，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林风眠的帮助。蔡元培“发现”林风眠，是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1924年，林风眠参加的“中国美术展览”在斯特拉斯堡开幕。他的代表作《摸索》在这次展览中展出。《东方杂志》驻法记者报道称，在展览中“林风眠君之画最多，而最富于创造之价值”。林被媒体称为“中国留学美术者的第一人”。

　　这位“第一人”，自然引起了主持展览的蔡元培的关注。蔡元培在展览的序言中说：“一民族之文化，能常有所贡献于世界者，必须有两条件：第一，以固有文化为基础；第二，能吸收他民族之文化以为滋养。”林风眠“调和东西艺术”的努力，正与蔡元培“英雄所见略同”。两人的交谊也从这次展览开始。1926年，林风眠与蔡元培同船归国，在上海登陆。

　　回国后，蔡元培推荐林风眠出任北平艺专校长，所以林风眠抵沪后，就到北平走马上任了。在主持北平艺专期间，林风眠发表了《东西艺术之前途》一文。他主张“一方面输入西方艺术根本上之方法，以历史观念而实行具体的介绍；一方面整理中国旧有的艺术，以贡献于世界”。这是中国现代美术史上“中西合璧”的理论宣言，也与蔡元培在斯特拉斯堡的“中国美术展览”的序言中提出的观点遥相呼应。此时同船的蔡元培却没有北上，而是直接到南京，参与筹备成立大学院的工作。

　　1927年，蔡元培就任大学院院长后，聘请林风眠出任大学院艺术教育委员会的主任委员。1928年，国立艺术院在杭州成立，蔡元培又聘请林风眠出任院长，并且亲自题写了“国立杭州艺术院”的校名，还在开学典礼上与蒋梦麟、吴稚晖等人一道向学生发表了演讲。在蔡元培的支持下，林风眠在院长任上大显身手。

　　“清醇之兴趣，高尚之精神”

　　1927年，蔡元培起草的《创办国立艺术大学之提案》。重申“美育为近代教育之骨干”。在他看来，“东西各国，莫不有国立美术专门学校、音乐院、国立剧场等之设立，以养成高深艺术人才，以谋美育之实施与普及，此各国政府提倡美育之大概情形也”。有鉴于“国立艺术学校，仅于民国七年在北京设立一校”，他认为“应在长江流域再设一所国立艺术大学”。

　　蔡元培选择了杭州，因为这里环境优美、人文荟萃，可以“引起学者清醇之兴趣，高尚之精神”。1928年，国立艺术院成立。尽管一年后大学院撤销，但国立艺术院一直以杭州艺专的形式长期存在，日后成为杭州美术学院与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蔡元培的美育思想，也在这里薪火相传。英国著名艺术史学家苏立文就发现：“作为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曾经强调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以及文化艺术中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统一。杭州艺专也是在具有很高目标的基调上创办的。”从这一层面上说，蔡元培与林风眠的交谊，已经超越了个人感情的界限，成为现代中国教育与艺术合璧的象征。

　　“清醇之兴趣，高尚之精神”是杭州艺专的灵魂。学校的师资阵容十分强大，西画系有吴大羽、蔡威廉，国画系有潘天寿、李苦禅，雕塑系有李金发、刘开渠，图案系有孙福熙、陶元庆，中文系有钟敬文、张天翼，等等。校长林风眠也亲自在一线教学。在专业教育外，学校也非常关注学生的精神发展。1932年，林风眠表示“西湖之创造美，则自西湖国立艺术院成立以来，始见有焕发之气象”，杭州艺专可谓当之无愧。日后成为著名艺术家的赵无极、艾青、吴冠中、孙天赐、裘沙与王朝闻等，都先后在艺专求学。

　　在林风眠的主持下，杭州艺专的影响力日益扩大。学校编辑的《亚丹娜》与《亚波罗》等杂志，也在全国发行。据黄苗子回忆，“记得1932年我流浪到上海，后一两年有机会到杭州西湖，看到杭州艺专的青年学生在湖边欢蹦乱跳地唱歌画画。对于这些泡在水光山色和艺术气氛中的年轻人，我觉得他们太幸福了，简直是神仙生活！”。虽然他最终没有成为艺专的学生，但杭州艺专在1930年代青年人心中的形象，由此可见一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艺术教育，就是在这片“水光山色”中发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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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风眠与蔡元培的 “美育”道路

　　杭州艺专校长林风眠是现代中国著名的美术家与美术教育家，在二十世纪中国艺术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的一生都在实践中发展着蔡元培的美育思想。

　　1927年，林风眠辞去北平艺专校长后，南下杭州时发表《致全国艺术界书》。在这封公开信中，他呼吁“全国艺术界的同志”，“现在是我们自己团结起来，一致向艺术运动的方面努力的时候了！”至于努力的方向，早在此前他就已经找到了，即“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这一目标与蔡元培长校北京大学时的观念一脉相承。

　　出任杭州艺专校长5年后的林风眠经由蔡元培介绍，加入国民党。1936年，蔡元培七十寿辰，林风眠等人倡议捐款创办孑民美育研究院。抗战爆发，学校迁往湖南。在改组时，林风眠被迫辞职，辗转老挝与越南等地，远走香港。此时年迈的蔡元培也已退居香港。在与“伯乐”重逢后，他又只身前往上海与重庆等地。

　　1940年，蔡元培病逝。这成为林风眠一生命运的转折点。在吴冠中看来，蔡元培是林风眠的“唯一伯乐”。此后无论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还是在1949年解放以后，林风眠的生活与事业都十分坎坷，甚至一度在“文革”中身陷囹圄。1977年，林风眠移居香港，从此没有再回到杭州，也没有再回到大陆。1991年，林风眠病逝。他选择与蔡元培一起安葬在香港。

　　蔡元培为中国现代教育奋斗一生，但无疑是在巨大的忧患中去世的。他的“美育”思想随着1929年大学院取消，也丧失了实践的机会，几乎只在杭州美专，得以保存与发展。进入1930年代以后，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中国社会的状况都不具有实践“美育”观念的条件。但无论是在蔡元培生前，还是在他的身后，林风眠都在努力追求着他们的共同目标，并且为此付出了沉痛的代价。林风眠在风云沧桑中的悲剧，也是“美育”这种让人成为人的教育道路在百年中国中的曲折命运的折射。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