鎏金溢梦 仙山难寻：古代鎏金铜镜赏析

　　马建梅

　　“海客谈瀛洲，烟波浩渺迹难寻”，秦始皇帝所追寻的仙山，缥缈难寻，而紧随其后的汉魏人们却丝毫未减神往，除了问道求仙，日服丹药外，日常生活的多个角落都流露着人们追求长生、渴望成仙的心理，当时的鎏金铜镜便是这一时代思想最集中的物质载体之一。

　　鎏金工艺是我国古代器物装饰的一种特种工艺，是将金和水银合成金汞剂，涂在铜器表面，然后加热使水银蒸发，而金则附着于器表不脱落。安徽寿县博物馆的一件汉代鎏金铜舟上有铭文“……黄白涂舟……涂工歆”[1]，1972年河北邯郸出土的鎏金铜酒樽承盘铭文为“建武二十一年……金银涂工章……”。“黄白涂”“金银涂”等表明汉代对于鎏金银工艺的称谓，鎏金铜器发展到汉代已呈数量多、种类广的趋势，不仅局部鎏金，还多见整体鎏金。陈直先生在《两汉经济史料论丛》中关于金矿一章中便指出“现在汉宫遗址所发现的宫禁服用器物，无不塗金”，满城汉墓所出铜壶、盆、勺、炉等颇多鎏金之器，乃至铜剑也存在刃部鎏金的情况[2]。可见鎏金工艺作为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铸造工艺的延伸，至汉代已较发达。而相较于鎏金铜器，鎏金铜镜的发现显得数量极少。汉魏时期经科学发掘和馆藏且见于发表的鎏金铜镜则不过十几面，这十几面铜镜按照纹饰布局大致可以集中为两大类：

　　一、博局纹镜

　　鎏金博局鸟兽纹铭文镜，1952年长沙伍家岭M211出土。镜背部纹饰鎏金，圆钮，柿蒂纹钮座，外围双线方框。方框外饰博局纹，博局纹间有一带四乳的圆圈纹和主纹鸟兽纹。主纹饰带与铭文带间有一周短斜线纹，铭文一圈52字：“圣人之作镜兮，取气于五行。生于道康兮，咸有文章，光象日月，其质清刚，以视玉容兮，辟去不羊(祥)。中国大宁，子孙益昌。黄常(囊)元吉，有纪刚(纲)”。素窄缘略高，直径18.6厘米(见图1)。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M211报告中定的时代为西汉后期，根据铜镜的风格有可能到新莽时期[3]。

　　1954年长沙黑门槽2号墓出土东汉鎏金博局纹镜[4]。

　　鎏金四神博局铭文镜，长沙黑门槽M2出土，圆形，圆钮，多乳座，座外两个大小相套的方框，框外为博局纹，八乳四神纹，一周短斜线纹和锯齿纹间有一圈铭文带，内圈铭文：“湅石华兮之菁，见上下知人，清心志得乐长生，内天光明而清”，外圈长宜子孙。镜缘最外为素平缘。直径20.7厘米。图录定为东汉时期。同墓还出土一贴金规矩镜。

　　出土鎏金博局纹镜的还有：

　　1978年，长沙杨家山304号西汉晚期墓出土两面鎏金博局纹铜镜(见图2)[5]。

　　1955年西安王家坟出土鎏金博局纹铜镜[6]。

　　1958年广西梧州出土鎏金四神博局镜一面[7]。

图2 鎏金四神博局铭文镜

　　这几面鎏金博局纹镜，主纹饰为博局四神兽或者博局鸟兽纹，风格较为一致，整体纹饰的局部及铭文存在一定差异，这可能与他们所处的地域和时代有关。博局纹镜是汉代最流行的镜类之一，又习称规矩纹镜，尤多四神博局纹镜。根据各地博局纹镜出土情况，可知其主要流行于王莽时及东汉前期，其中简化博局纹镜盛行于东汉中晚期。洛阳火烧沟汉墓的资料认为四神规矩镜的出现或许在王莽之前，最盛期应是王莽时，其下限可能到东汉中叶。结合墓葬的情况可知，上述鎏金博局纹铜镜时代应在集中在西汉晚期至东汉前期。

　　二、神兽镜

　　东汉鎏金五乳四神镜，义务博物馆藏品，浙江义乌县徐村乡出土。直径14厘米，圆锥形钮，重圈钮座(见图3)。内区以五乳间隔五区，分别饰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羽人。周铭：“尚方作镜真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外区饰变形蟠螭纹。镜背鎏金[8]。

图3 杨家山304号墓鎏金规矩镜

　　鄂城地区70年代出土有多面鎏金画纹带神兽镜，分别为1971年鄂钢五四四工地出土、1977年涂镇公社毛圹大队出土、1976年西山铁矿第55墓出土[9]。以鄂钢五四四工地出土为例：扁圆钮，钮上有错金兽纹，圆座。主纹六神四兽，外为半圆方枚一周，方枚上每枚一字，合为“九子作世而服者吉利”一语，再外为锯齿纹一周。边纹为变异云纹，内为龙、凤、兽、羽人等组成的画纹带，缘侧三角纹饰亦错金一周，纹饰通体鎏金颇为华丽(见图4)。《鄂城三国六朝铜镜》定为六朝。另外我们在馆藏鉴定中还见有安徽舒城博物馆藏有一面鎏金铜镜，为与鄂城五四四工地出土鎏金画纹带铜镜纹饰布局、鎏金范围大致相同，其镜缘的双线锯齿纹亦错金。唯环状乳除了神兽关节组成外，还有一部分为口衔物组成。在时代上两镜应较接近。

图4 浙江义乌鎏金五乳四神镜

　　王建之墓所出鎏金镜主纹为高浮雕神人神兽，同向式排列，半圆方枚带中方枚内有铭文，边缘亦为画纹带式。此镜铸造极为精细，镜身鎏金，镜钮上嵌有金丝。直径17、缘厚0.4、钮径2.4、钮高0.9厘米。该墓出土有“黄武六年”铭文铜弩机，墓志中记载墓主人“泰和六年薨”，该镜的年代应不晚于泰和六年。

　　上世纪80年代镇江博物馆采集到半圆方枚神人神兽镜，纹饰皆鎏金[10]；1958年江都县出土一面鎏金半圆方枚神人神兽镜，另外钮上还有错金纹饰[11]，现藏泰州市博物馆，为三国时吴镜。此外浙江上虞博物馆、上海博物馆藏鎏金镜也是鎏金画纹带神人神兽镜类。

　　鎏金铜镜中的第二类为神兽纹镜，又可区分为神兽镜和画纹带神人神兽镜。神兽镜是东汉时期新出现的铜镜，在东汉中期以后开始出现并逐渐流行起来。在东汉及其后的六朝时期占据重要地位，在南方长江流域的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西等地多见，北方地区则很少见。本文所列鎏金镜分别出自浙江、湖北、江苏、安徽等地，均在神兽镜的流行范围内，按其图案的绕钮方式可以分为环状乳式、对置式和同向式等。画纹带神兽镜镜背及缘外侧通体鎏金，富丽豪华，集中反映了东汉至南北朝时期南方铸镜业的蓬勃发展。

　　鎏金铜镜的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变化，汉代时期有博局纹镜和四乳神兽纹镜，主要集中在前者，鎏金的范围主要在镜背纹饰区域，有的甚至在外圈部分未见鎏金，如浙江义乌的神兽纹镜。六朝时期的鎏金铜镜则鎏金范围扩大，往往除镜面部分外其余均鎏金，钮及缘侧还会嵌错金饰，如鄂城镜，舒城镜，泰州镜等。

　　由上可知目前所见鎏金铜镜主要集中于博局纹和神兽纹，我们认为鎏金铜镜集中于这两类铜镜，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材质和纹饰的相互一致，强调了当时的社会思想。

　　汉代博局纹镜长久以来一直是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讨论一般都集中在关于“TLV”所代表的涵义，本文认为这一纹饰应源自汉代盛行的六博戏。江苏省东海县尹湾汉墓出土博局纹铜镜铭文有“刻治六博中兼方”，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新莽时期博局纹铜镜拓片铭文为“刻具博局去不祥”，说明汉人对此纹饰的称呼为六博或博局，源自当时的六博棋局。六博戏是汉代很盛行的游戏，除了游戏娱乐性质外，他作为社交礼仪的一部分是宴饮活动的一部分，与乐饮、投壶相关联，六博依投掷而行棋，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因此还具有占卜的作用，北大汉简《日书》及尹湾汉墓简牍《日书》中都有《博局占》图形和文字表述，占卜有婚嫁、行、病等事项。另外还有祭祀的功能“哀帝建平四年正月，……其后，京师郡国民聚会里巷阡陌设祭，张博局，歌舞祠西王母”，四川新津汉墓画像石还出土有仙人六博的图像，这说明作为当时流行的游戏和可以表达贵富升仙思想的六博戏，它的棋局图案被借用到铜镜上面是合理的，一同被借用的还有它所表达的吉祥升仙的思想，而博局纹镜的铭文也多“尚方作镜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浮游天下敖四海，寿如金石为国保”、“上大山，见神人，食玉英，……”等，说明了博局纹铜镜表达了人们长寿升仙的强烈愿望。而神兽镜在纹饰表达上多采用东王公、西王母、众神、四灵等道教人物、守护神图案，铭词也多反映道教思想，以本文为例，长沙伍家岭鎏金博局鸟兽纹铭文镜，铭文一圈52字：“圣人之作镜兮，取气于五行。生于道康兮，……其质清刚，以视玉容兮，辟去不羊(祥)……”。虽然两类铜镜的纹饰、铭文具体内容不同，但是其中心思想都是一致的，即仙人、长寿、贵富。

　　战国、汉代时期，在真正意义上的道教产生之前，成为道教重要来源的神仙方术思想深刻的影响着世俗生活。如秦始皇就曾派人去往蓬莱寻仙，在汉代时期，汉武帝的好祀求仙更是不绝于书。神仙方术思想深刻的影响着世俗生活，其中“黄金”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可见，见之以封禅不死”(《史记·孝武本纪》)，到了东汉时期，这一风气更是盛行。另外，黄金的化学性质是自然界金属中最为稳定的，他能耐高温，金的熔点是1064.43摄氏度，不怕氧化，不易生锈，也不溶于酸碱。因此，黄金非常适宜用来对其他质地的器物表面进行装饰。

　　综合鎏金铜镜的纹饰、铭文、鎏金材质可见这类铜镜除了所具备的照容功能外，从其表现形式上来看，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心灵的慰藉品，是当时神仙思想在世俗生活中的集中体现。

　　注释：

　　[1]安徽寿县博物馆藏鎏金铜舟，打击古墓葬盗窃案公安部门移交。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82.

　　[3]中科院考古所。长沙发掘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116.

　　[4]湖南省博物馆。湖南出土铜镜图录[M]。北京：文物出版社，1960.63.

　　[5]湖南省博物馆。长沙杨家山304号汉墓清理简报[M]。考古学集刊，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1年。

　　[6]王士伦：《试谈中国铜镜纹饰的发展》，《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8期。

　　[7]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广西出土文物》，文物出版社，1978年。

　　[8]王士伦《浙江出土铜镜》，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216页，彩版10。

　　[9]湖北省博物馆、鄂州市博物馆：《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25—27页。

　　[10]镇江博物馆：《镇江东吴西晋墓》，《考古》1984年第6期。

　　[11]黄炳煜：《江苏泰州市发现一面鎏金神兽镜》，《考古》1996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