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器物权杖的精神分析

　　朱大可

　　权杖(Scepter)是一种棍形物，是巴别神系中最古老的器物式神显之一。跟生命树作为母神象征不同，作为君权神授的器物表征，它是权力叙事中最坚硬的符号，向民众炫示权力的最高来源，亦是男神及其阳具的坚硬意象。为了表述这种高贵的品质，权杖必须以美石、象牙、犀角或黄金制成，并镶以高贵的宝石。四川广汉一号祭祀坑，出现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木芯金杖，长142厘米，直径2.3厘米，净重463克(含部分碳化物)，以较厚的纯金金箔包卷而成，权杖上端有一段长约46厘米的三组雕饰图案。上两组图案相同：上方对鱼，下方对鸟，鸟颈和鱼首均压有一枝羽箭；最下一组刻有两个笑容可掬的人头，前后对称，头戴五齿博冠、耳悬三角形坠子。这是全球最长的一根金杖，也是东亚地区唯一外观完好的权杖，向人昭示持杖者至高无上的权力身份。

　　广汉金杖在形制上逼近西亚和埃及晚期的权杖，后者在杖首或杖身上部饰有图案，描绘胜利者的功勋或重大国家事务，而广汉金杖与之遥相呼应，杖身上也刻有蜀王的政治/神学代码(鱼纹和鸟纹)。基于古蜀国本土和殷商帝国都没有使用权杖的传统，广汉金杖应当是沿用西亚权杖原型的结果。

　　西亚(美索不达米亚、安那托利亚高原、黑海及里海周边地区等)权杖头多为梨形或球形，并采用玉石、青铜、玉髓、玻璃和彩陶等多种材质。而在时间表方面，以死海东岸的纳哈尔·米什马尔(Nahal Mishmar)洞穴窖藏为最古旧的代表。在该密室发现了400多件砷铜(Arsenic bronze)制品，其中包括大量引人注目的权杖头，它们带有手柄、部分呈十字造型，有的还加入动物的圆雕造型，其年代为公元前4000年上半叶，而这一年代足以证明，西亚就是全球权杖原型的策源地。与此同时，苏美尔、阿卡德和亚述王朝的遗址，都有诸多权杖现世，跟纳哈尔·米什马尔洞穴形成合唱。

　　在从西亚吸纳了权杖原型之后，古埃及反客为主，成为权杖“产量”最高的地区。早在前王朝(3500B.C.-3050B.C。)，各种石质权杖头就已普遍涌现，分为梨形或球状(由西亚传来)、梭形(自创)和圆片状(自创)等，表面刻有缠花纹和乳丁纹等。

　　权杖此后向西进入埃及，向西北传入东南欧，向北传入高加索地区，向东则进入中亚和新疆，又于公元前3000年左右进入甘肃，内蒙古赤峰及周边地区，并在西北和长城一线徘徊和传播。目前在甘肃河西走廊诸地发现的玉石权杖头及残件、酒泉干骨崖墓地44号墓的玉石权杖、玉门火烧沟墓地出土的铜四羊首权杖头和玉石权杖头，以及甘肃西河县宁家庄、秦安县大地湾、广河县齐家坪、甘谷县毛家坪遗址及陕西省宝鸡市竹园沟墓地、扶风县伯冬墓的彩陶、玉石和青铜器物，均呈零星分布状态。以甘肃酒泉干骨崖墓地为例，在已发掘105座墓中，只有一座拥有随葬权杖，而在玉门火烧沟的306座墓葬里也仅发现了3件。这种数量的高度稀少性，不仅缘于权杖的高贵性，也暗示其外部来源的困难性。

　　中国境内出土权杖的时代，从其时代从仰韶文化、齐家文化、四坝文化到西周，跨度由公元前3000年到前1000年，其中绝大部分都能从西亚及其扩展地区的权杖中，找到自己的原型。例如，甘肃酒泉干骨崖墓地出土的权杖，与苏美尔乌尔第三王朝(2500 B.C。)的白色权杖头极为相似；甘肃玉门火烧沟所出四羊首权杖头造型，跟高加索山脉南麓特利(Tli)墓地出土的一件铸有5枚瘤状凸钮的权杖头十分相似；中国西部的圆形和梨形玉石权杖头，跟南乌拉尔地区的辛塔施塔河谷(Sintashta Valley)的安德罗诺沃(Anderonovo)文化遗址(2000 B.C。)出土的权杖头高度相似，如此等等。这种相似性是认定权杖并非东亚文明的原创性器物的主要依据。而李水城还进一步指出，西亚权杖不能大规模“落地”的主要原因，是华夏文明用钺来昭示权力，并已自成体系，而对外来权杖形成强烈的文化抵制态势。

　　李水城所指涉的早期杖形器物斧钺，的确具有强烈的权杖意味，但中国的权力符号，并非仅由钺独自承担，它还应包括玉琮、玉璧、铜鼎和印章(玉玺)等等，由此形成五位一体的权力符号系统，其中只有钺是条形器，其他四者皆为团形器。尽管在殷商的甲骨文和金文里，有一些疑似含有条形器的符号，如“丈”、“父”“君”、“权”和“攴”等等，却未能发育成真正的杖形实物。■

　　(作者系文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