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银器主题展览学术断想

　　本文作者扬之水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近年专意从事名物研究，著有《诗经名物新证》，《古诗文名物新证》(两卷)，《终朝采蓝：古名物寻微》，《奢华之色：宋元明金银器研究》(三卷)，《曾有西风半点香：敦煌艺术名物丛考》，《桑奇三塔：西天佛国的世俗情味》等。

　　国内各地博物馆举办以金银器为主题的展览，半个多世纪以来几乎不曾有过，直至最近的三五年才间或闻声见色，如《金色江南：江苏古代金器》、《奢华的艺术：江阴市博物馆馆藏金银器展》、《金色中国：中国古代金器大展》、《金黄璀璨的夕唱：蕲春明代荆王府墓出土金银玉器展》。有意思的是，主办者全部集中在南方，虽然北方的博物馆并不缺少办展资源。

　　几个展览，我一一“追观”。规模最著者，当推《金色中国》，副标题“中国古代金器大展”，已具见气魄。金器中重要的一类，为首饰，它自然也总是展览中特别引人注目的部分。《大展》中出自湖北蕲春明代荆王府的数十件，更以式样丰富、造型新异而叫人眼前一亮，据我耳目所及，多数展品是首露真身。前不久在武汉博物馆开展的《金黄璀璨的夕唱》，便又是这一批展品的增益，而器物陈放间隔适当，布光柔和，展线疏朗，不似《大展》因为展品多而使得陈列过于拥挤。在《金色中国》中未能从容观摩的几件金银首饰，在这里方得以驻足细看。

　　制作高峰在明代

　　主题一致的几个展览不约而同选取了“金”字标题，不过“金黄璀璨”之下原有它的“底色”，作为金银首饰制作之高峰的明代，更是如此。其他且不论，只言欲读懂首饰的装饰纹样，即不能不了解推送出这“金黄璀璨”的时代风气。

　　明代是商业发达百工争胜的时代，尤以江南地区为著。明王士性《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一节说道，“两浙东西以江为界，而风俗因之。浙西俗繁华，人性纤巧，雅文物，喜饰鞶帨。多巨室大豪，若家僮千百者，鲜衣怒马，非市井小民之利”。袁宏道与人书曰：“若夫山川之秀丽，人物之色泽，歌喉之宛转，海错之珍异，百巧之川凑，高士之云集，虽京都亦难之，今吴已饶之矣，洋洋乎固大国之风哉”。又论时尚曰，“古今好尚不同，薄技小器，皆得著名”，“士大夫宝玩欣赏，与诗画并重”，“其事皆始于吴中，獧子转相售受，以欺富人公子，动得重赀，浸淫至士大夫间，遂以成风。然其器实精良，他工不及，其得名不虚也”。这是来自士大夫一端的论议。明成化《新刊全相说唱张文贵传》道文贵寒食游春，“一路行程都莫昌(唱)，来到溪州一座城。看见城中多富贵，奢华富贵罕曾闻。珍珠铺对金银铺，茶坊相对酒坊门。茶坊尽接三山客，酒店邀迎四海宾。东市接连西市去，南街歌唱北街听。官人马上心欢喜，尽是经商买卖人”。此为包公断案故事，但于都城景象的一番形容，总还是缘自说唱者的当代经验。如此风气之下，首饰的设计与制作，自有充分的文化资源，而更可争奇斗艳。皇室贵胄、缙绅巨富不论，即便中产之家甚至更下者，婚丧嫁娶也少不得金银头面一两副。至于首饰的样式与风格，则因为发髻有了一顶金丝编银丝编的公式髻为支撑，簪首尺寸大一点便也无妨，于是簪钗类型和装饰手段可以更丰富，纹样布置可以更复杂，元代簪钗装饰尚只是缩微的花鸟图、人物画，明代却可以妆成一个袖珍的舞台搬演连台本戏，更不必说紫蝶黄蜂、花须柳眼尽做成“金黄璀璨”的鬓边春色。

　　释道题材

　　释道题材用于金银首饰纹样，也是入明方盛，虽然辽代已稍用于装点金冠，但究竟不曾蔚为风气。道教题材多取意于长生久视而每与“寿”字相联，一般是选择带有符号意义的形象，如南极老人、西王母、八仙，还有历代传说中的仙人。佛教题材的取用，其意多在于祈福、消灾免难，即所谓“修行”之种种。最常见的纹样是坐佛和观音，如《金色中国》中展陈湖北蕲春县蕲州镇雨湖村明墓出土一枝金镶宝观音挑心。不过同墓出土的另一枝金簪却有些特别，便是展品说明称之为“金镶宝石仙人乘车簪”的一件。前不久——直到现在——它又在《金黄璀璨的夕唱》中展出，壁间的展板说明形容道：“簪首佛乘车造型。佛三面八臂，盘腿端坐双层宝莲座上，宝莲座置车舆正中，佛头戴一神座宝莲像高冠，耳坠宝物，披带下垂。八手分别执嵌红、蓝宝石光明镜、期克印持线、弓、金刚铃、金刚杵、剑等，背负金刚圈。乘车方形车舆，以九猪驾驭，车下有五瓣宝莲座相托，五瓣镶红、蓝宝石。两车轮外侧各坐一护法使者，一手持金刚法轮护法，一手执宝剑，足踏祥云。簪身安于乘车背面，以方槽固定，扁平，末端尖。”

　　从形制来看，这一枝金簪与前面举出的金镶宝观音挑心相同，也是明代女子插戴于公式髻正面中间的挑心，不过簪首图案是很少见的一例，然而“金镶宝石仙人乘车簪”，却不是它的本名。这一位佛教艺术中人物，造像特征其实十分显明，即天女形，手持针和线、弓和箭、金刚杵和铃，以猪驾车，可知正是藏传佛教中的摩利支天。

　　世俗化的簪钗

　　摩利支天大约在南北朝时期入传中土，汉译《佛名经》作摩梨支，其后隋于阇那崛多《佛本行集经》译为摩利支天，释之为阳炎。摩利支天具有大神通自在力，擅于隐身，能为人消除障难、增进利益、护国护民、救兵戈及得财、诤论胜利等功德[注释1]。唐不空译《佛说摩利支天经》：“若欲供养摩利支菩萨者，应用金或银或赤铜，或白檀香木或紫檀木等，刻作摩利支菩萨像，如天女形，可长半寸，或一寸二寸已下，于莲花上或立或坐，头冠璎珞种种庄严极令端正”；“有二天女各执白拂侍立左右”；“作此像成，戴于顶上或戴臂上或置衣中，以菩萨威神之力不逢灾难，于怨家处决定得胜，鬼神恶人无得便”。摩利支天两旁的侍者，此称作二天女，不空译《末利支提婆华鬘经》则云“两末利支侍者”。

　　作为密教的摩利支天，图像的流行始自宋天息灾译《佛说大摩里支菩萨经》[注释2]。大足石刻北山佛湾第一三〇窟有宋摩利支天造像，三面八臂的摩利支天女所立莲花座下的高台便是车舆，两头大象在前方挽驾。郑和七下西洋，曾施印佛经，选印者即有《佛说摩利支天经》。关于此事的背景和动机，陈玉女认为，“明成祖永乐元年，姚广孝题记郑和刊刻《佛说摩利支天菩萨经》言：‘佛说摩利支天经，藏内凡三译。唯宋朝天息灾所译者七卷，其中咒法仪轨甚多，仁宗亲制圣教序以冠其首，然而流通不广。以广流通者，唯此本乃唐不空所译，其言简而验，亦多应菩萨之愿力’”。“中国崇奉摩利支天菩萨信仰的，多为王公贵人，尤为皇室所尊奉”，“这与其极具护国护王之政治色彩有关。从奉持摩利支天法可免一切灾难的历史经验来看，想必成祖或郑和都渴望借助此法，祈求顺利完成航海的任务”[注释3]。在讨论以梵文为装饰的明代簪钗时，我曾认为，带有藏密风格的明代金银饰品，是从藏传佛教艺术中撷取造型和纹样的若干因素，然后与传统艺术结合起来并融汇为一。如同此外的佛教艺术语汇，作为装饰纹样，人们仍是在传统的消灾、辟邪、祈福的意义上使用它，它源于宗教信仰，但却很大程度被世俗化。摩利支天为设计者取作簪钗纹样，也是如此。不空译《末利支提婆华鬘经》说道，“持五戒优婆塞，于头髻中盛著彼像”，“俗人头髻中著像”，皆可保平安，明代将摩利支天像制为女子首饰中的挑心，插戴于发髻当心处以冀护佑，正是合宜。只是摩利支天远未如用作挑心纹样的观音为人熟知，似乎只是在郑和刻经风气之下流行一时，如此，这一枝摩利支天像金挑心，便更见珍异。而蕲春雨湖村明墓的墓主人，推测为荆王府郡王夫妇，那么金银簪钗的样式出自宫禁，也是可能的。

　　所谓“毛女”

　　同墓出土的另一枝金簪也展陈于《金色中国》以及《金黄璀璨的夕唱》，展品说明均称作“金镶宝石仙人采药纹簪”。簪长十七厘米，簪脚与簪首以龙头相接，龙身隐于海浪，浪尖上生出层层莲花，花心托起一个栏杆回护的六角台，台上擎出一个曲柄花叶伞，伞下是背负花篓的仙姑，身披草叶衣，腰系草叶裙，左手拿葫芦，右手托一颗珠。与金簪装饰纹样相同的明代实例，可巧有南京徐达家族墓地出土金镶宝耳坠一对[注释4]。耳坠用弯脚挑起一顶花盖，底端一捧花丛，花丛上面一个仙人，头挽高髻，颈戴项圈，上覆草叶披，下系草叶裙，荷一柄药锄，背一个药篓，药篓里插着灵芝。

　　用作耳环与金簪装饰纹样的所谓“仙人”，其实都是毛女。毛女故事最早见于《列仙传》，略云：“毛女者，字玉姜，在华阴山中。猎师世世见之，形体生毛，自言秦始皇宫人也。秦坏流亡，入山避难。遇道士谷春，教食松叶，遂不饥寒，身轻如飞，百七十余年。所止岩中，有鼓琴声云。”在葛洪《抱朴子内篇》中，传说中的内容又有增益，自此之后，几个主要情节不仅成为后世小说的创作母题，且是绘画中不断出现的题材，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出土辽代绘画中被称作“采芝图”或“神农采药图”的一幅，实即今天所见时代最早的毛女图。毛女在元代已是仙姑形象。元李好古《张生煮海》杂剧中一个送给张生煮海用的勺儿、锅儿和金钱儿的仙姑，便是以毛女的脚色登场。该剧第二折，正旦改扮仙姑上，白曰：“自家本秦时宫人，后以采药入山，谢去火食，渐渐身轻，得成大道，世人称为毛女者是也。”自报家门，正道得亲切。至于明代，神仙传说中的人物故事差不多全部下凡入到祝寿仙班，原本的故事色彩已经很少，但传统的毛女形象仍无多改变。《西游记》第五十九回曰悟空到了芭蕉洞口叫门，“‘呀’的一声洞门开了，里边走出一个毛儿女，手中提着花篮，肩上担着锄子，真个是一身蓝缕无妆饰，满面精神有道心”。绘画作品中，毛女图的基本图式也没有太多变化，故宫藏一幅被称作“村女采兰图”的毛女图，即可以为例。此为明代作品，画中的毛女挽高髻，被草叶，负篓持锄，药篓上面张一柄草盖。金镶宝毛女耳坠的构图，与它是完全一致的。蕲春明墓出土的这一枝金簪，簪首人物造型的主要元素与金镶宝毛女耳坠几乎相同，不必说，这里表现的是同样的故事。顺便再补充一个图例：佛宫寺释迦塔出土毛女图之外，山西壶关县上好牢村宋金墓葬一号墓壁画也有类同的形象[注释5]，这一图式发展演变的线索因此也可以见得更加清晰。

　　很庆幸生逢于“读图时代”，“穿越”往昔，我们有了远比前人方便的条件。《金黄璀璨的夕唱》展览宣传中提到，每一件展品“都讲述着一个故事，是荆王家族生活场景的展示”，而为了读懂这里的故事，我们是不能不有一点点知识准备的。

　　【注释】

　　[1]李翎《佛教与图像论稿续编·摩利支天信仰与图像》，页34，文物出版社2013年。

　　[2]刘永增《敦煌石窟摩利支天曼荼罗图像解说》，页11，《敦煌研究》2013年第5期。

　　[3]陈玉女《明代的佛教与社会》，页33、43，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4]南京市博物馆《明朝首饰冠服》，页128(图版说明作“药神形金耳坠”)，科学出版社2000年。

　　[5]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壶关县上好牢村宋金时期墓葬》，《考古》2012年第4期。简报形容道：“后室西壁绘两女子，南侧者梳双髻，肩披巾，腰束草叶裙，一手提篮，一手持锄，似在行走。北侧者头梳髻，腰束草衣，身后背篓，一手持一束花草，似在采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