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宫普洱贡茶述论

清宫旧藏 碎普洱茶膏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清宫旧藏 最大型普洱茶团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清宫旧藏 普洱茶圆饼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文/万秀锋

　　作为清代重要的贡茶品种之一，普洱贡茶自清初开始进入宫廷，其进贡历史一直延续到清末，长达二百余年。普洱贡茶从茶叶的自身品质和包装上看，相较于其他地域的茶叶，有其独到之处。每年数量巨大的茶叶从云南进入宫廷，这在清代贡茶史上也是不多见的。普洱茶不仅大量用于宫廷日常生活，是一种必备的饮品。同时还被用在祭祀、医药、赏赐及礼品等方面，特别是作为国礼赠送外国使臣，更使普洱贡茶声名远播。普洱贡茶的兴盛不仅推动着普洱茶的不断进步，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普洱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清代宫廷普洱贡茶的使用，对清代民间的饮茶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清代宫廷普洱茶文化作为中国茶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各个方面都有推陈出新之处，对现代中国普洱茶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

　　普洱茶成为贡茶的历史

　　由于受到地理环境和文化差异等条件的限制，普洱茶走过了一个相对漫长的发展阶段，一直到唐朝才逐渐开始被世人所知，而大量与吐蕃的交易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普洱茶走向中原。但这种情况时断时续，清代檀萃在《滇海虞衡志》中提到“普茶不知显于何时。宋自南渡后，于桂林之静江军以茶易西蕃之马，是谓滇南无茶矣。”说明在这一时期，普洱茶的生产还是有限度的，与吐蕃交易马匹所用的茶叶并非普洱茶。经历元明时期的发展，普洱茶逐渐成为名茶，为士庶所用。

　　普洱茶走进宫廷，并逐步走向其繁盛局面则是在清朝。顺治十六年平定云南，“遍隶元江通判，以所属普洱等处六大茶山，纳地设普洱府，并设分防。”普洱茶于康熙五十五年进入宫廷，“开化(今云南文安县)总兵阎光纬‘进普洱茶肆十圆，孔雀翅十副，女儿茶捌篓’”，这是普洱茶进入宫廷的开始。雍正七年，云贵总督鄂尔泰奏请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在思茅设总茶店，以集中普洱地区的茶叶贸易。同年八月初六日，云南巡抚沈廷正向朝廷进贡茶叶，其中包括：大普茶二箱，中普茶二箱，小普茶二箱，普儿茶二箱，芽茶二箱，茶膏二箱，雨前普茶二匣。从此开始了普洱茶进贡的历史。雍正十二年，云南巡抚张允随进贡普洱茶，“普茶蕊一百瓶，普芽茶一百瓶，普茶膏一百匣，大普茶一百元，中普茶一百元，小普茶一百元，女儿茶一千元，蕊珠茶一千元。”这几种茶叶是普洱茶进贡的主要品种。据阮福《普洱茶记》记载：“知每年进贡之茶，例于布政司库铜息项下，动支银一千两，由思茅厅领去转发采办，并置办收茶锡瓶缎匣木箱等费。……每年备贡者，五斤重团茶、三斤重团茶、一斤重团茶、四两重团茶、一两五钱重团茶，又瓶盛芽茶、蕊茶，匣盛茶膏，共八色。思茅同知领银承办。”

　　普洱茶成为贡茶之后，其种植区域、采摘和购销都受到清政府的严格控制，“于二月间采蕊极细而白，谓之毛尖，以作贡，贡后方许民间贩卖。”普洱贡茶的采摘制作非常讲究，有所谓“五选八弃”之说，“五选”即：选日子，选时辰，选茶山，选茶丛，选茶枝；“八弃”即：弃无芽，弃叶大，弃叶小，弃芽瘦，弃芽曲，弃色淡，弃食虫，弃色紫。在严格的程序之后，贡茶厂才开始进入生产环节，普洱儒生许廷勋在《普洱吟》中描述了贡茶生产的场景，“万片扬箕分精粗，千指搜剔穷毫末。丁妃辰女共熏蒸，笋叶藤丝重检括。好随筐篚贡官家，直上梯航到宫阙。”其艰辛可见一斑，“瑞贡天朝”实是不易，就是这种严格的程序保证了皇帝能享用最好的茶叶。每年贡茶的数量非常之大，阮福在《普洱茶记》中记述：“福又捡贡茶案册，知每年进贡之茶，例于布政司库铜息项下，动支银一千两，由思茅厅领去转发采办。”贡茶出自六大茶山，但从倚邦来说，其数量就是很大的，“倚邦贡茶，历史上皇帝令茶山要向朝廷纳一项茶叶，称之为贡茶，年约百担之多，都全靠人背马驮运至昆明。”

　　普洱贡茶中的御贡茶则并不与例贡茶一起，而是由地方督抚随贡单一起呈进皇帝，这些

　　贡茶一般直接进入皇帝御用的茶房，由皇帝或皇后单独享用。一般在三大节的时候，地方官员会给皇帝进贡一些自己管辖地区的特产，茶叶作为一种生活必需品，一般都会在列其中。

　　下表是乾隆五十九年，云南地方官员随贡单一起进贡的普洱贡茶，这些茶叶大都是在三月底或四月初运送到京城，除去采摘和加工的时间，大约只留给这些地方官员一个多月的时间。所以这些精选的上等优质贡茶，会随其他贡品一起，在最短的时间内抵达京城，进入皇宫。

　　2003年，云南省技术质量监督局公布的普洱茶的确切定义：普洱茶是以云南省一定区域内产出的云南大叶种晒青毛茶为原料，经过发酵后加工而成的散茶和紧压茶。

　　清代，普洱贡茶的品种比较多，从各种文字记载看，其前后期基本的品种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从雍正十二年云南巡抚张允随所进贡单为：普茶蕊一百瓶，普芽茶一百瓶，普茶膏一百匣，大普茶一百元，中普茶一百元，小普茶一百元，女儿茶一千元，蕊珠茶一千元。阮福的《普洱茶记》(1825年成书)中可以看到基本上是以八类茶品为主，即：五斤重团茶、三斤重团茶、一斤重团茶、四两重团茶、一两五钱重团茶，瓶盛芽茶、蕊茶，匣盛茶膏。在《宫中杂件》中记载光绪三年四月新收普洱茶的品种数量为：普洱大茶九十个，普洱中茶九十个，普洱小茶九十个，普洱女儿茶三百个，普洱珠茶四百五十个，普洱蕊茶八十瓶，普洱芽茶八十瓶，普洱茶膏八十匣。从这三条文献档案中我们可以看到，普洱贡茶从雍正时期到光绪朝其基本品种并未发生大的变化，只是在名称上有了变动。

　　从实物的大小形状来看，五斤重团茶即普洱大茶，三斤重团茶即普洱中茶，一斤重团茶即普洱小茶，四两重团茶即女儿茶，一两五钱重团茶即珠茶，茶膏也基本没有变化。除此之外，贡茶品种还有七子饼茶等品种。下面从具体来看这几种茶叶品种：

　　(1)团茶：又被称为人头茶，金瓜茶。“普洱茶成团，有大中小三种。大者一团五斤，如人头式，称人头茶，每年入贡，民间不易得也。”清人吴大薫在《滇南见闻录》中记述：“团茶产于普洱府之思茅地方。茶山极广，夷人管业。采摘烘焙，制成团饼，贩卖客商，官为收课，每年土贡，有团有膏。思茅同知承办团饼，大小不一，总以坚重者为细品，轻松者叶粗味薄。其茶能消食理气，去积滞，散风寒，最为有益之物，煎熬饮之，味极浓厚，较他茶为独胜。”英国使者斯当东这样描述团茶：“茶叶并非普通散开的茶叶，而是用一种胶水和茶叶混合而制成的球形茶叶。此种茶叶可以长久的保持原来味道，在中国系最贵重之品。这种茶叶出产于云南省，不经常出口外销。”这种最贵重之品就是普洱团茶，普洱贡茶中的五斤重团茶即是贡单中的普洱大茶，三斤重即普洱中茶，一斤重即普洱小茶，这三种茶品的外形是一样的，不同的只是其重量和体型的差异。

　　圆形团茶之外，还有着一种方形的紧压茶。据《云南省茶叶进出口公司志》的记载，“(在杀青、揉捻后)然后蒸压成正方形块状，长宽各10.1厘米，每片净重250克，是压制茶中的高档产品。在清代，民间称为普洱贡茶，系皇帝赐给臣子的礼物。”这种茶砖型茶叶在清代民间茶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茶马古道中所驮运的大部分都是这种茶砖，游牧民族“杂姜盐烹而饮之”以解油腻。

　　(2)女儿茶：也是团茶的一种，即所谓的四两重团茶。《普洱茶记》中记载：“大而圆者，名紧压茶；小而圆者，名女儿茶。女儿茶为妇女所采，于雨前得之，即四两重团茶也。”而在《滇南新语》中对女儿茶的描述为：“女儿茶亦芽茶之类，取于谷雨后，以一斤至十斤为一团。皆夷女采制，货银以积为奁资，故名。两处记载中对女儿茶采自何时记述不同，从两书的成书年代来看，《滇南新语》比《普洱茶记》早七十余年，两书之间有所出入也是可以理解的。据邓时海先生分析女儿茶可能是有一个从大到小变化的过程。从现存的实物(插图)来看，阮福记述的女儿茶更为准确。

　　(3)珠茶：贡单中有珠茶和蕊茶的记载，其实基本属于一种，相较来说，蕊茶的茶芽更嫩，珠茶稍微粗大一些。珠茶是一种未发酵的普洱茶，也就是生团茶。珠茶是相对与女儿茶更小的一种，也就是一两五钱重团茶。珠茶的形状与女儿茶基本相似，由于其体型较小，形似水珠，故名珠茶。与发酵的茶叶相比，其味道更加浓烈，有一定的苦味。珠茶有一定的苦味，但其寒性的品质确实退烧的良药，对于伤寒等病症有一定的疗效，所以一直被列入贡茶之内。《养吉斋从录》中记述，云贵总督端阳节进贡的贡单中就有“普洱珠茶一百元”的记述，珠茶作为体型最为小巧的团茶，和女儿茶一样深受宫廷女性的欢迎。

　　(4)茶膏：茶叶的再生加工品，是以大叶普洱茶为原料，经过熬制、压模后做成的茶叶再加工品种。熬制的普洱茶膏，色泽如漆，膏体平滑细腻，表面富有光泽。造型上呈四方倭角形，上表面中心为团寿字，四角隅以蝙蝠纹装饰，图案布局疏密均匀，花纹规整，纹样呈阳文，与茶膏表面形成鲜明的凸凹对比。普洱茶膏在包装上也颇为讲究，以长方形纸盒为主体，外包明黄色缎子，盒盖正面印有红色正龙纹，盒内茶膏上下叠落排列，每行以云南当地所产的笋衣为材质，加工成长方条于每层茶膏下做间隔，用于防潮加固，再以长条黄绫从纵向做间隔，以防止茶膏相互碰撞。茶膏上面附黄绫说明书，盖上盒盖，将别子插入孔内，与说明书共同呈横向拉力的作用，从而能进一步固定茶膏在盒内的稳定性。如此细致的包装保证了洱茶膏达到宫廷的时候还是完整的，不至于破碎。

　　普洱茶膏工艺精湛，装饰美观。现存普洱茶膏的装饰上来看，这些茶膏应该是由皇家独自享用的。除了茶膏外表本身与众不同之外，其功能也有独到之处，从现存事物上所附黄单上看，是从《本草纲目拾遗》中摘抄下来的，不妨抄录于下：“延年益寿，如涨肚，受寒，用姜汤发散出汗即愈。口破，喉颡，受热疼痛，用五分噙口，过夜即愈；受暑，擦破皮血者，搽研敷之即愈。”由此可见，普洱茶膏不光是一种很好的饮品，更是一种必备的养生良药。

　　俄国学者叶·科瓦列夫斯基在《窥视紫禁城》一书中这样描写普洱茶膏，“此外还有一种特制成小方块的紧压茶，非常的昂贵。其汁液苦涩粘稠，可用普洱茶或者是其他的茶熬制而成。其中经常还要加入各种药材，甚至高丽参。咀嚼这种茶可以生津、帮助消化。”

　　在此要特别提出一点，清代宫廷中尚没有意识到普洱茶“越陈越香”的道理，在“贵新贱陈”的原则指导下，皇帝饮用的都是当年的新进贡的茶叶，大量的陈茶会通过各种渠道处理掉，所以现存的普洱茶最早不过光绪年间，距今一百多年，至多不会超过一百五十年。

　　普洱贡茶在清宫中的使用

　　作为日常饮品的普洱贡茶

　　茶叶的主要功能就是饮用。普洱茶在清宫中上至皇帝、后妃，下到太监、宫女很多人都饮用普洱茶。只是皇帝饮用的大多是有地方官员直接进贡给皇帝的，饮用数量上并没有限制，如：从光绪二十八年一整年时间内，“皇上用普洱茶，每日用一两五钱，一个月共用二斤十三两，一年共用普洱茶三十三斤十二两，用锅焙茶每日用一两五钱，一个月共用二斤十三两，一年共用锅焙茶三十三斤十二两。而一年陆续漱口用普洱茶十一两”。光绪皇帝对普洱茶的需求很大。需求量大，所以要求进贡茶叶的数量也非常大，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乾隆皇帝曾经在诗中称赞普洱茶“独有普洱号刚坚”，赞扬普洱茶的品质，从而影响到社会上对普洱茶的评价，“总以刚坚者为细品，轻松者叶粗味薄”，清代著名学者祁韵士在一首竹枝词中这样描述普洱茶：“水寒端合饮熬茶，大叶粗枝亦足夸。随意熬煎同普洱，龙团不重雨前芽。”说明当时世人对普洱茶已经非常认同，特别赞扬其刚坚的品质，也就有了“普茶名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记载，一个酽字将清人对普洱茶的赞誉跃然纸上。金易、沈义羚在《宫女谈往录》中记载：“老太后(慈禧)进屋坐在条山炕的东边，敬茶的先敬上一盏普洱茶。老太后年事高了，正在冬季里，又刚吃完油腻，所以要喝普洱茶，因它又暖又解油腻。”冬饮普洱，夏喝龙井已经成为清宫饮茶风尚。

　　在清代宫廷，上至皇帝、皇后，下到宫女、苏拉等杂役都会有一定的例份茶，这些茶叶通常会以“月例”或“年例”的形式发放，宫中使用普洱茶的数量之大，从例份茶上就能看得出。

　　皇帝会在节日(特备是三大节)期间向皇太后进献茶叶并赏赐一定数量的茶叶给周边太监等人。如“嘉庆二十五年端阳节之例，进皇太后、诚禧皇贵妃等位大普洱茶八个，女儿茶五十个；赏王子大臣翰等普洱茶三瓶，花茶五瓶；禄喜等普洱茶二十四瓶；如喜、陆福寿、长寿、寿喜、倪四官普洱茶十一瓶。”

　　普洱贡茶的药用与祭祀作用

　　笔者一次偶然在云南省临沧县一位苏老师家的壁画上，看到这样一个故事：布朗族的祖先在长途迁徙中受到疾病等侵袭，在危难之际，其中的头人(帕)岩(布朗族音：ai)冷随手抓一把茶叶放在口中，后疾病痊愈，于是布朗族就开始种植茶叶并以其为主业。而在佤族文化中，茶叶叫“缅”，据说是茶叶在危难时刻解救了佤族人的祖先，帮他们治疗疾病并保佑佤族世世代代繁衍生息。

　　在普洱地方繁衍生息各族的历史上，普洱茶首先是作为药材被认识的。明清学者曾经多次提到。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中记载：“普洱茶蒸之成团，西蕃市之，最能化物，与六安同。”清人王昶在《滇行日录》中记载：“普洱茶味沉刻，土人蒸以成团，可疗疾”。吴大勋在《滇南闻见录》中有“其茶能消食理气，去积滞，散风寒，最为有益之物。煎熬饮之，味极浓厚，较他茶为独胜”的记载。赵学敏在《本草纲目拾遗》中有“(普洱茶)味苦性刻，解油腻牛羊毒，虚人禁用。苦涩，逐痰下气，刮肠通泄。……普洱茶膏黑如漆，醒酒第一，绿色者更佳。消食化痰，清胃生津，功力犹大也。”的描述。清宫也十分重视普洱茶的药用价值，在普洱茶膏中就将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中的记述覆于其上。罗养儒《云南掌故》中也说：“用普洱茶制作之茶膏，较它省为佳，若遇喉症，噙半块于口，不到半日病即消除，因此北京之人视云南茶膏为珍稀之物。”

　　茶在历史上作为祭祀供品源自何时目前还很难做出定论，考古学材料发现茶很早就作为随葬品出现在墓葬中，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幕中就有茶叶一箱，这是贵族以茶为随葬品的证明。现在可见的最造的文字记载出现在《南齐书·礼志》：“永明九年，诏太庙四时祭荐，宣帝面起饼、鸭臛；孝皇后笋、鸭卵、脯酱、炙白肉；高皇帝荐肉脍、菹羹；昭皇后茗、炙鱼；皆所嗜也。”唐以后，茶成为必不可少的祭祀品，也出现在礼制之中。清宫中用作祭品的茶叶大都是由皇帝精心挑选，普洱茶也位列其中。如“嘉庆二十五年，寿皇殿中龛每日上供用普洱茶三钱，一月用九两，一年用六斤十二两。东龛每日上供用普洱茶三钱，一月用九两，一年用六斤十二两。西龛每日上供用普洱茶三钱，一月用九两，一年用六斤十二两。安佑宫中龛每日上供用普洱茶三钱，一月用九两，一年用六斤十二两。东龛每日上供用普洱茶三钱，一月用九两，一年用六斤十二两。西龛每日上供用普洱茶三钱，一月用九两，一年用六斤十二两。共用普洱茶四十斤八两。”普洱茶用作祭祀的相对较少，主要是在一些宫殿内上供使用。除了这种直接上供的茶叶外，每年按时令举行的祭祀中都会使用大量的洁净奶茶，其中就包括大量的普洱茶。

　　作为赏赐品使用的普洱贡茶

　　(1)例行赏赐。每年皇帝都会赏赐臣下一些物品，这其中就包括大量的茶叶，特别是普洱茶。这些例行赏赐大都具有连续性和数量较大的特点，一般是赏赐给周边近臣或者太监等。如“嘉庆二十五年赏醇亲王、端亲王、惠郡王、大阿哥绵悌普洱茶吃，每位一月用六两，一年共用二十二斤八两。赏如意馆画画人等普洱茶吃，每月用二斤八两，一年共用三十斤。赏月华门该班侍卫普洱茶吃，每日用二两，来蒙古添用一两，共用四斤三两。”正如溥仪所说“拥有普洱茶是皇室的标志之一”，皇帝以普洱茶赏赐给臣下，说明普洱茶在清代宫廷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一种重要的赏赐物品。

　　清代西北诸游牧民族对茶的需求是非常大的，以茶解油腻，茶是其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饮品。所以在下嫁蒙古的公主清代公主、外藩、进贡使者到京城进贡的时候，皇帝都会赏赐大量的茶叶，每日赏赐茶及回程赐茶也是清宫茶叶使用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其中就包括大量的普洱茶。如“嘉庆二十五年六月十四日，赏蒲珠巴咱尔用普洱茶四瓶。六月二十七日，赏吗哈巴拉用普洱芽茶二瓶。十二月二十三日，赏蒙古王公呼图克图喇嘛等用大小瓶茶二百十瓶。”在公主额附等人进京的时候，皇帝照例会亲自赏赐一些普洱茶给他们。这些赏赐成为笼络蒙古等边疆少数民族贵族的一个重要的手段。

　　(2)不定期赏赐。除了节日等定期要进行赏赐之外，皇帝还根据自己心情的好坏，不定期的赏赐给臣下一些物品，包括普洱茶。如“嘉庆二十五年三月初一日，赏蒲珠巴咱尔用普洱茶四瓶；三月二十五日，正大光明殿赏考宗室人等普洱茶吃，用普洱茶四两……”这些材料表明，皇帝看到臣属辛劳或者功绩突出，往往会赏赐普洱茶，但数量是很有限的，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上品的普洱茶在当时是很珍贵的。

　　朝鲜使臣在乾隆五十五岁寿辰时参加观戏活动，也有普洱茶的赏赐。这种不定期的赏赐，更多的是以皇帝或者皇太后的个人而定，赏赐的物品也因时而异，并没有特别的规定。随着普洱茶在清宫中地位的不断提高，赏赐普洱茶成为一种普遍的行为。

　　(3)赏外国使臣。清廷对外国本着怀柔远人的目的，以厚往薄来的宗旨给予来清朝的外国使臣很大的赏赐。赏赐中就包括大量的普洱茶。赵翼就说：“太西洋据中国十万里，其番舶来，所需中国之物，亦为茶是急，满船载归，则其用且极于西海以外矣。每次朝贡，清朝皇帝都会赏赐大量的茶叶，这其中就包括普洱茶。在此不妨列举几条：

　　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华时，乾隆皇帝赏赐清单中的普洱茶数量，由此可见一斑。赏赐马戛尔尼使团普洱茶数量：拟赏英咭唎国王：普洱茶八团。酌拟加赏英咭唎国王：普洱茶四十团，茶膏五匣。拟随敕书赏英咭唎国王：普洱茶四十团，茶膏五匣。酌拟赏英咭唎国正使：大普洱茶二个，茶膏二匣。酌拟加赏英咭唎国正使：普洱茶八团。酌拟赏英咭唎国副使：女儿茶十个，茶膏一匣。酌拟加赏英咭唎国副使：普洱茶四团，茶膏一匣。赏副使之子哆吗·嘶当东：女儿茶八个，茶膏一匣。拟于万树园赏副使之子哆吗·嘶当东：普洱茶四团。赏英吉利国贡使带赴热河官役总兵官本生，副总兵官巴尔施二名：女儿茶各八个，茶膏各一瓶。拟加赏总兵官本生、通事娄门以上二名：普洱茶各二团。

　　在朝鲜国政实录《日省录》记载了乾隆五十五年，朝鲜王朝派遣进贺使赴北京圆明园贺寿，官员记录下了当时的情景，其中有大量赏赐普洱茶的记载，“由观戏殿西夹门赴宴，班戏阁规制及班位宴仪与热河同，唯蒙古诸王，自热河径归本部，臣仁点、臣浩修各赐苹果一碟，普洱茶一壶，茶膏一匣，臣百亨赐苹果一碟，普洱茶一壶。……臣仁点、臣浩修各踢苹果一碟，普洱茶一壶，茶膏一匣，臣百亨踢苹果一碟，普洱茶一壶。”这种对使臣的赏赐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达到怀柔远人为目的。茶叶被作为控制藩部与属国的一种有效手段，达到以茶制人的目的。正如当时学者所轮：“中国随地产茶，无足异也。而西北游牧诸部，则恃以为命，其所食膻酪甚肥腻，非此无以清荣卫也。我朝尤以为抚驭之资，喀尔喀及蒙古回部无不仰给焉。”

　　清代，普洱地方沉重的贡茶任务，使得茶农承受着沉重的负担。与此同时，清代普洱茶产业的发展也是政府机构对茶业的干预和引导作用的结果，普洱贡茶由民间到宫廷经历了一个对茶叶品质不断求精的过程。宫廷在对贡茶的评价、反馈和使用数量等，对茶叶生产技术和质量的提高带来了一个竞争和促进的机制。通过这样一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双向交流，普洱贡茶在保证宫廷使用的同时也提高了自身的品质，使其在市场上更具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