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家具的制器思想及其形态演变

商代青铜兽面纹俎 宋《十八学士图》中出现了桌、椅、凳等各种高型家具 唐《高逸图》中席地而坐的文人

　　文/陈桂湖

　　古典家具的制器思想

　　古典家具和传统建筑一样，是中国人自己的东西。正如传统建筑之“院落组合”、“园林意趣”、“天人合一”、以及“三分匠人，七分主人”的建筑思想不易为西方人所明白一样，中国家具的建造原则和制器思想，对于西方人来说，也同样有着思维方向之根本的不同。所以，我们要学习和研究中国古典家具，最基本的要求，必然是对中国传统的哲学有所认知与把握。

　　中国人“天人合一”的思想，不是一种浪漫，更不是所谓怪力乱神的玄学，它恰是非常实际的指导人们去生存和生活乃至达到生命层次上的完善的学问。天，意指宇宙一切的万物和万象，古人又用“天地”二字做了总括，所谓天文和地理是也；人即是人类个体的生命形态；而合一，则是指内在精神的相通。老子就把“天地人”喻为三大，所谓“天大地大，人亦大”。而一个人要达到与天地内在精神上的相通，则需要先有“格物致知”的学习和训练，此即是《大学》上的名句“物格(去除物欲之障蔽)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的意涵。而一个人经由这些“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修心功夫后，各种各样自私的心态就不再对内心自然的判断形成任何障蔽，则就会一如《中庸》之所言：“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此大体就是中国传统学问(中国本无“哲学”一词)的一个大概的面貌和次第。

　　后来明朝的王阳明先生，又继承并补弊了朱熹的总结，把这一系列的学问都归结为其“致良知”之说。“致良知”的大意即是，人心之中，自有无上之“良知(可与天地参)”，不假外求，人的所谓学习和修养，只在于去除私心错谬之障蔽，待这些私心错谬之障蔽层层脱落，则本有之“良知”就会自然呈现，而后有和光同尘，任运自在。而这正是孟子所言“人皆可为尧舜”的意思。当然从我们今天的视角看来，这些学问或许都显得异常深刻、玄虚，令人不知所云，但在古代，这些都是人人讲求的做人标准。人们在这一学习和修养的过程中，都会有或大或小、或深或浅的生命质量的提升。中国古代的所谓礼义廉耻、道德文章，其实都是建立在对人性的相信和赞美的基础上而说的，也都是在此基础上而有种种的制定和变化。

　　总体而言，相对于西方，则中国传统的学问，无论是儒、释、道，都是旨在期待人们个体向内的自觉，是一种向内的开发，而不是向外的开拓和追求。中国人绝不提倡任何形式的凌驾于他人和物质世界之上，不提倡为了满足个体私欲的竞争、索取和征伐。我们从来就没有“人竞天择”、“丛林法则”和“适者生存”之说。在我们的眼里，无论人我，无论物我，生存，即是其最合理而伟大的“适者”。

　　所以，学习和研究古典家具以及传统建筑，首先要理解中国古人对于他人和物质世界的那种无比真诚的尊重。而至于古典家具，则田家青先生在其新书中的一番话，可谓非常形象贴切地为我们指点迷津。

　　田家青先生在其新书《与王世襄先生在一起的日子》中这样讲述中国古典家具的制器思想：“研究传统的木工工艺，更是在研究中国古老的制器思想。中国人奉行天人合一、物我相融的精神。以木器来说，木头的木性就是有收缩变形。因为十分难对付，对此，中国人和西方人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思路。西方人采取的是强硬的“征服”，钉子钉，螺丝钉拧。结果“倔强”的木头依然变形。鉴于木头是顺纹变形，他们又把木头切片，做成三合板、五合板，让木头自己跟自己较劲，但多少年后，这些胶合板必然在木头一年三百六十五日的抗争下开胶完蛋。最后西方人没了辙，干脆把木头彻底粉碎打成渣，掺上胶和树脂等等，再做成压花板或是密度板。这回倒是征服了，但是木头也死了。而中国人对待木头时，不是持这样的态度。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视木头和木器与人一样，是有生命的，按照对待人、对待亲友一样的态度去对待之，因此才造就了辉煌的中国木器体系。我们要研究的正是这些人文思想和环保意识，例如古人烧柴烘干木料，起出燃尽的柴灰，还可以施肥入地等等，这些思想实际对我们当今人类的生存仍然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可以说，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思想，即是中国古典家具的永恒之美。从木料的选择利用，到制作的榫卯工艺再到与建筑和自然的契合以及匹配主人的内心表达，都无不体现着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而古典家具身上所承载的这种“天人合一”的永恒之美，贯穿于中国任何一个朝代的任何一个时期，直至今日，依然呈现出其自不待言的生命力，殷殷召唤着人心的思归。

　　古典家具的形态演变

　　古典家具内在的永恒之美自古及今一脉相承，而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又有其不变而万变的时代表达。关于这一点，时下在网络上、各类书本上，已然有数量繁多的材料和文章，足以供读者们方便阅览。此处，则只做一番简要的梳理。

　　夏商周：尚古之器

　　这一时期的历史特点，一是礼制的形成，二是青铜制器的发达。礼制的主要内容是“祭祀之礼”，祭祀，意在尚古。《诗经》中说：“古训是式，威仪是力。”《毛传》解释云：“古，故；训，道。”所谓“古训”就是自古传承下来的道。中国人是“道”的臣民，我们最注重的便是对上古之道的传承和结合时代特征的弘扬，这一点可谓自古皆然。

　　夏商周时期祭祀用的青铜器，其中已有古典家具的身影。例如“俎”(音祖)，是专门用来屠宰牲畜并放置牲畜祭品的案子，《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故成语有“俎豆礼容”一词。还有“禁”，是雕饰饕餮纹的放酒器的台子。此外还有“席”、“桯”和“扆(音怡)”。大致而言，席是床榻之始，俎是桌案之始，桯是几凳之始，禁是箱柜之始，扆则是屏风之始。

　　春秋战国：传奇的鲁班

　　春秋战国时期发现了铁，工具由青铜改为铁制，并出现了一系列的木工器具，如铁制的锯、斧、钻、凿、铲、刨、曲尺等，为家具制造、榫卯结构和花纹雕刻带来便利。而据传说，这些都是由当时传奇的木匠“祖师爷”鲁班所发明。

　　此时的中国人仍是席地而坐，因此这一时期也是各式低矮的家具，包括席、床、榻、俎、禁、几、案、箱、笥等。

　　秦汉时期：漆饰和胡床

　　秦汉时期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建筑发展的第一个高峰，也是低矮型家具大发展的时期。漆饰技术在战国时逐渐兴起，秦汉时的漆饰家具更进入全盛时期，数量大且种类多，工艺精美。

　　这时中国人的起居仍是席地跽坐(跪坐)或盘膝坐，常用家具也是低矮形的几、案、箱、柜、床、榻、屏风、笥、奁以及胡床等。《太平御览》记载：“灵帝好胡床”，所谓胡床是指西北游牧民族的一种可折叠的轻便坐具(杌凳)，坐时垂足。由于民族的融合，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也传到中原。胡床，即是高型家具在中国的首次出现。

　　魏晋南北朝：民族融合与垂足而坐

　　魏晋南北朝在政治上的一大特征是民族大融合，在文化上则是魏晋风度的名士风流以及佛教文化的日益盛兴(南朝四百八十寺)。这些都促进了家具的发展和演变。这时一方面已经出现墩、椅、凳等伴随佛教文化传播和民族融合而来的高型家具，另一方面，也新出现了扶手椅、束腰圆凳、方凳、圆案(檈)、长杌、橱等家具。另外，从西晋时起，跪坐的礼节观念便逐渐淡薄，至南北朝，渐渐流行在高型坐具上的垂足而坐，而这大概与当时盛行一时之风华奇特的魏晋风度有关。

　　唐宋时期：盛极一时的明清前奏

　　经历了自汉以来的持久过渡，至唐宋时期，中国人的居坐方式开始正式由席地而坐演变为垂足而坐。这是我国家具发展史中的一次大变革，在社会生活中引起了很大变化，比如观念、生活习俗乃至礼仪之诸般，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而家具之所以逐渐呈高型和繁华之方向发展，外来物质文化的进入可能只是其表象，更重要的还是人们心态的一种幽微的嬗变，此不赘述。总之，盛唐以后，因垂足而坐方式的普及，家具逐渐由矮型向高型化转变，不仅椅、凳已然普及，还出现高型的桌案等。

唐《宫乐图》中出现的高型坐具

　　至两宋时期，则完全脱离了席地而坐的生活方式。高型家具制作繁荣，品类极盛，一些专用家具，如棋桌、琴桌也相继出现。中国家具发展至宋，高型家具已完备定型，其形式、种类都丰富多样，工艺也日益精湛，为后来明清时期家具的大放异彩，筑起古典家具的黄金时代做了完美的铺垫。

　　总而言之，中国古典家具与传统建筑一样，都伴随着我国各个时期历史和文化的发展演变而呈现出其相应的风格和特色，但其内在的精神却是始终如一、亘古不变的。我们之所以能够创造出像古典家具这般有着庄严典雅和疏朗俊逸之美的产品，是来源于中国人对自然世界和个体人生的深刻认知。此种深刻的认知，也便是我们所熟知其然而未必真尽知其所以然的华夏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