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更迭之际的宝鸡石鼓山

陕西省宝鸡石鼓山商周墓地4号墓壁龛遗迹图 本版图片由石鼓山考古队提供

　　韩少华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王占奎研究员担任领队、主持了2013年在石鼓山的考古发掘，他向《艺术评论》记者表示：石鼓山出土的青铜器，按照灭商战争所获来解释，目前来看是最合理的。

　　《东方早报·艺术评论》(下简称“艺术评论”)：你于去年担任石鼓山考古队的领队，能否简单介绍一下发掘的过程？

　　王占奎：陕西省宝鸡市石鼓山的考古发掘项目是两年的项目，在2012年和2013年发掘。我曾经开我自己的玩笑说，宝鸡这地方不同于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这儿的地里面长青铜器，因此石鼓山的发现不奇怪，但是由我亲手挖出来，绝对是偶然，大概10年来，我在考古界有“臭手”的外号，甚至我在工地发掘的时候，技工都会说“你怎么又来了，你来了连大陶片都不出了”。

　　但是，宝鸡能出土青铜器不奇怪，过去在竹园沟和茹家庄等遗址都出过，民国的时候军阀党玉琨在戴家湾斗鸡台盗的那批东西更是数量巨大。但是宝鸡往西，小山沟里面好像历史上被盗的现象就不太严重，由宝鸡往东，包括秦宫大墓、雍城、周原、周公庙，整个儿丰镐一带都被盗得一塌糊涂，周原的墓十分之九都被盗。

　　从2012年的考古发掘开始，石鼓山考古队就一直在做工作，我们把石鼓山当成一个遗址，进行调查、钻探和发掘。2013年主持M4发掘的时候，鉴于我的臭手，我就跟与我合作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丁岩说你把这个大墓的墓口挖出来，刮三遍，告诉我有盗洞还是没盗洞，要是没盗洞，我再到现场去。

　　到了2013年11月，有一天，他很神秘地跟我说有壁龛了。因为M3就有壁龛，那么M4出壁龛也正是我们最初追寻的一个目标，墓里铜器都会在壁龛里放着。我于是到了现场，但仍然害怕我的臭手会带来更衰的结果来，于是就拿那个很细的签子戳，戳下去感觉有硬货，于是往下发掘，在清理过程中一个个青铜器就都露出来了。当天晚上我就感觉到责任太重大了，赶紧给宝鸡市文物旅游局的任周方局长打电话，我说今天晚上赶紧给我上点儿人，我跟着巡逻都可以，怕万一出事儿。于是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的经济民警先来了，到了晚上11点左右，武警也都来了。第二天开始就是一个龛一个龛地做发掘工作，对器物一个一个清理，一个一个地刷。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就建在石鼓山上，那儿给我们腾了块儿地，出土的器物都存在那儿做清理。

　　艺术评论：对于石鼓山墓葬的年代及其出土的文物的年代，目前是如何初步判断的？

　　王占奎：我们认为这个墓已经进入周代了，但里面埋的东西大概是商代就已经生产出来了。墓的年代跟东西被造成的年代，可能有一点点落差。在埋藏的时候，被埋藏的东西显然是已经制作出来的。为什么能够把这方面这么明白地分出来，还在于这两座墓所提供的条件。

　　在发掘过程中，从M3中就发现了青铜器上的族徽，怀疑是商人的族徽，数量多，而且杂，其中很多挺少见的，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

　　而且，这些族徽本来不应该在这儿的，应该是在河南安阳那边的，怎么一下子都会集中到这儿来的？结合以上两点，我曾经在电视连线的时候讲(非正式的学术观点)：我认为这个墓进入了西周，这些东西的来源，用战争的战利品来解释最舒服，也就是武王伐纣这场战争，或者是成王东征，那是两场年代距离很近的战争。

　　按照我对西周年代的研究，武王伐纣的武王，在位可能有四年，然后是成王即位，到成王三年就开始东征，这两场战争中间最多7年，可能就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这些铜器来到了石鼓山。石鼓山当地的人参加了战争，即便这位墓主人不是战争的直接参加者，但这个家族总是获得了这些现在看到的东西，至于究竟是他们直接抢到的，还是战利品归公再分配下来的(即“分器”)，总之按照战争所获来解释是最舒服的了，所以我们之后的推理也按照这个出发点下来了。

　　艺术评论：对于墓主人的身份，目前有什么初步的解释？

　　王占奎：确定了墓的年代之后就要考虑墓主人的族属。我认为他是姜姓族团的一个不知道多高级别的人，甚至我还说过他是友邦冢君(冢就是大的意思)。友邦出处于武王伐纣时候的战前誓词《尚书·牧誓》：“远矣(有的版本说‘逖矣’)，西土之人”，意思是“大家辛苦了，远道而来的西边的人”，他还说道“嗟！我友邦”，就是他自己的嫡系部队以外的若干西土友邦，所谓牧誓八国，有庸、蜀、羌、髳、徽、卢、彭、濮等，其中就有羌。那么石鼓山的墓主人会不会是羌的那一支呢？因为它的葬俗，以及墓中出土的陶鬲的形制高领袋足鬲，显示出他还是当地的，所以我们现在认为，这个墓的族属，属于姜姓集团的人。

　　姜姓集团最为公众所熟知的人物莫过于姜子牙了，甚至还有人说说不定这个墓就是姜子牙的墓，我倒不这么认为。因为这跟我感觉的墓的埋葬年代有点儿细微的差距，姜子牙死在康王六年，有文献记载的。西晋太康年间，一位叫不准的人在河南汲县把一座墓给盗了，他把里面的竹简给点着了照明，但是还留下了一些，其中就有一本古书叫《纪年》，也就是《竹书纪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叫它《汲冢纪年》。汲县的县令卢无忌写过《齐大公吕望碑》，碑文上说按《纪年》，康王六年姜太公卒，姜太公死在康王六年。但我觉得石鼓山的墓到不了康王六年，虽然现在还谈不上根据，但这是一个让我觉得别扭的地方。而且，我觉得姜子牙的地位绝非这样的小墓可以对待。他是在战争胜利之后被封到齐国去的，是周王室的封疆大吏，伐纣的时候更是军队的实际指挥者，他的地位绝不至于是这样一个墓，这个墓连个墓道也没有。我是没想过这个墓主人是姜子牙这回事儿，但是说是他这一支的人或是跟他们有点儿本家关系的人，倒是在目前材料面前还是可以的。

　　再来说说石鼓山发掘所见的文化背景。文化背景就要从发掘出来的坛坛罐罐来看，说来说去还是高领袋足鬲。在石鼓山，我们还挖了几座灰坑，观察灰坑里面陶片的面貌，一是有袋足鬲，二是有连裆鬲，还有一种是尖底罐，最后那种被认为是煮盐的。从这三种面貌来看其使用者生前的日常生活，可见他们活着时候用的东西(灰坑里出土的)，跟他们死的时候埋的东西，除了铜器以外，面貌是可以对起来。跟宝鸡地区过去的考古所显示的差不多。

　　在石鼓山墓葬的前后年代，是关中西部、西安以西，炊具大变革的一个年代，就是由袋足鬲过渡成为连裆鬲的年代。我们很难想象古代社会无端地把自己做饭的锅全部给换了，除非是族团的替换。一群人来把另一群人赶跑，留下没跑的人顶不住这种影响慢慢地就同化了。但是这个过程的时间很短，按照我们现在的推算，两种的鬲替换大概也就十几年、二十年就完成了，属于剧烈的变化。在宝鸡发掘的若干地点都显示这样的情况，包括周原、周公庙、空头沟、水沟和劝读村数个地点，如今在石鼓山又发现了这种情况。这场灶具革命一直发展到甘肃的陇山两侧，这两种鬲的替换过程，大概在短时间内就完成了。对此，我们相信这是周人的强势文化往西推行的过程。过去之所以认为这种袋足鬲的年代不会进入西周，原因是过了西安袋足鬲几乎就没有了，而这个跟周人的势力往东推不符合，那时候考古学家把袋足鬲都归为先周时期即武王伐纣之前的，这个判断是正确的，但不排除在个别地方、个别人使用的东西时间长一点。宝鸡石鼓山的考古发掘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难得的条件，如我之前讲的，这件东西可能在伐纣以前已经制作出来了，埋的时候也还在使用着，那么这个墓的年代已经进入了西周，这样就显示出个别的袋足鬲延续到这个时候仍然是正常的。生活上的用具没有更替得那么快，但是一个强势的文化总会对这个弱势的文化形成压力然后慢慢取代。这两种鬲就相当于现今的叉子和筷子相对西方饭桌和东方饭桌的区别。这两种鬲意义就在这儿，它有交错，在一个灰坑里两种都有。但是灰坑是垃圾坑，不是餐桌，垃圾坑里有交错是正常的，往地图上标，就很明显是两个区域，从时间上排，也是明显的前后关系。

　　在以上基础上再来解释，同样能得到刚才的两条结论，第一这个墓是进入西周了，第二这是姜姓族团的成员，以上是有理有据的。至于他是否参加武王伐商的有功之臣，虽然也能说得过去，但都是推测出来的话了，属于有理无据的。

　　对石鼓山墓葬的文化定性，从袋足鬲出发，用邹衡先生的观点，那就是姜炎文化的。从文献说，就是西土集团的，很可能属于包括姬周在内的九国联军的一分子。如果要给公众解释古代姜姓族团的话，那就勉强把姜子牙举例来说了。

　　周人取得天下靠的主要是两支力量，一个是他们的姬姓，一个是姜姓。这两家是舅舅和外甥的关系，舅甥联合干出王朝更替的大事来了。曾有人总结过，后来的周王每隔一代必然会娶一位姜姓的女子做王后，这实际上就是通过政治联姻来形成这种比较稳定的族团。

　　艺术评论：石鼓山出土的青铜器与殷墟的相比有何特色？

　　王占奎：对这个问题只能聊一聊不成熟的看法。

　　邹衡先生过去定出来的是，像那种薄胎的、制作不太精美的、乳钉纹簋，属先周的，是周人的特色。我到现在还这么认为，这差不多是对的，这种类型的器物在宝鸡出现的频率远远高于其他地方。邹先生也是根据他所见的材料概括出来的。后来，在孝民屯(河南安阳市殷墟)挖到了陶范，看上去就是制作薄胎的乳钉纹簋的，于是薄胎的乳钉纹簋的特色就变得不那么分明了，因为安阳也有嘛。可是，孝民屯的东西是殷墟最晚的一批东西，它到底是周代的还是商代的呢？这些陶范所铸出来的铜器，是否有足够的时间埋到安阳的贵族墓里去？因为连是否有时间埋进去都成问题，所以殷墟里面很少见到，没有挖到这些东西来，那就说明它的年代也还是接近这个时候的。过去还概括了一个方座簋，是周人铜器的一个特点，包括有名的利簋都是那样的。但是在孝民屯挖出来器物里也有方座的，这提出的都是同样的问题。

　　还有就是石鼓山发现的一些不带铭文或族徽的铜器，说是周的还是商的，都不好说。只能靠铜器的造型纹饰等这些来说，靠这个就会陷入有点儿玄的感觉，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比方说，我就在它出土的时候感觉那是商器，可是从安阳来的考古学者看了就说这“不安阳”，甚至“不商”，一个人一个标准，这就很难说了，有点儿像审美了。

　　我相信，在宝鸡这个地方出土的好多精美的周初铜器，大概是战利品的可能性为大。有可能伐商之后的周人把当时最高水平的青铜器铸造工匠带回来了，或者在安阳加工或者在关中加工，否则不可能一下子生产出那么好的东西来。青铜铸造工艺不是政权更迭就能够进步的，技术那东西他变不了，还是那些人能生产。所以，肯定是有大量这一类现象，导致不好区分周器和商器。

　　艺术评论：你如何看待这次出土的罕见的青铜禁？

　　王占奎：我觉得那就是少。出土的少，别的没有什么深刻的意义。诸如禁酒什么的，都是附会之说。那就是个案几，摆在那儿的，没有多少讽喻饮酒亡国这样的政治含义。好像是东汉的郑玄提出这样的说法，但是汉儒做出的解释，往往把本来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我对这个问题倒没有深入研究，但要是说禁酒，禁上面摆的全都是酒器啊，似乎其作用还是更多地体现于敬神方面吧。

　　艺术评论：仅仅两座墓葬，而且平均一年才挖掘一座，为什么会受到那么多关注？

　　王占奎：我觉得，从学术上来看石鼓山考古发掘的意义，在于这次的工作提供了有可能划分出一条商周在物质文化层面的分界的条件。这个问题，说白了就是一墓多族徽的现象，以前都没有碰到那么理想的条件，这次的发掘把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

　　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时候，拿沣西H18里的陶器作为标准，沣西H18是最靠近武王伐纣年代的一个灰坑，那个灰坑本身可能被划到先周，可是最接近武王伐纣，但是都是间接的关系。不像我们石鼓山的墓还有战利品这种说法，它全是陶器这类东西，不具有上层的这种铜器的材料。所以石鼓山这两座墓的发现提供了条件，让人再去深入思考和讨论商周之际的问题。从考古学器物断代方面来讲，我们才可能首次提出来区分器的年代和墓的年代的这种例子。从理论上来讲，哪一个墓都是这样子的，但是要在发掘的时候遇到有这种条件能让你做这种区分的，可并不是那么容易碰到的。

　　艺术评论：根据目前为止的线索，能否还原出墓主人当年的生活状态？

　　王占奎：这其实说不上来。但是，我想他们家既然死了能够摆这么多东西，那么逢年过节或者碰到祭神的日子也一定是很辉煌的。青铜器首先是摆在他们家祠堂里敬神用的，那是很威武的。而且，他们家一定有很多酒，有很多好吃的，能杀得了牛、杀得了羊，来举行这个盛大的祭神典礼。肯定还有小米吃，有糜子，因为那时候主要的谷物性食物就是这两种。他们家的坛坛罐罐里可能还有来自巴蜀文化的东西。从考古的角度，我大概也就只能说到这个份上了。■